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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藏书考述（第1页）

宋代四川藏书考述

宋代四川在祖国历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中唐以来，四川社会生产力有着显著迅速的发展，经济繁荣，地方富庶，文化学术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例如作为传播文明的主要工具的雕版印刷，这时就首先在四川地区开始迈步，可以说是最显明的标志之一：

1。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剑南两川有印版日历售卖[1]。

2。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日本僧人宗睿从我国携带回国的书籍中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和《玉篇》一部三十卷[2]。

3。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的残页，是世界最古的印本历书，现保存于伦敦[3]。

4。中和三年（883年）柳砒在成都逛书肆，看见“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都是雕版印刷品[4]。

5。1944年在四川大学校区的一座唐墓中发掘出一张印本陀罗尼经咒，上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的题记，乃是国内仅存的最古的唐代刻本[5]。

印刷必须有纸张供给，唐代官府办公和缮写四部书籍，向来都用蜀郡（益州）所丰产的麻纸[6]。由于四川造纸业的发达，便给雕版印刷提供了条件，使它不断向前推进和日益完善，所以到了五代，四川的印版书籍就逐渐流行起来了。例如前蜀任知玄刻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昙域和尚刻其师贯休的诗作约一千首，题曰《禅月集》。后蜀时蒲津人毋昭裔作孟昶的宰相，倡议镌刻“石经”，历时8年，完工了10种[7]。毋昭裔还出资刻印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8]几种卷帙较多的书籍，并请雕印《九经》[9]、诸史，由是西蜀文学大盛。乾德三年（965年），宋平蜀，遣使往收图书，得一万三千卷[10]。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命张从信往成都雇工开雕《大藏经》，历13年告成，计1046部，481函，5048卷，印板达13万块之多[11]。这些事实表明四川文化学术的发展比国内其他地区显得更为优越了。

但是，历史的演进并不总是直线上升的，也会发生曲折。北宋王朝建立，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宋军平蜀既滥肆劫掠杀戮，而所任治蜀官吏又大多贪暴，这样便给四川社会造成严重摧残，民不聊生，祸乱相寻，连一度繁花似锦的成都平原沃壤之区也变得学者稀少，仕官绝迹，文化教育事业也就根本谈不上了。从宋太宗统治末期到真宗初年，四川地区先后紧接着爆发了王小波、李顺和刘旰及王均的三次规模巨大的起义，在人民势力的不断反抗和沉重打击之下，北宋封建统治集团深刻认识到四川问题的严重和棘手，此后被迫逐步采取措施，对统治政策有所改善，才把社会秩序稳定下来。这以后治蜀官长重视兴学育才，大力笼络当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鼓励科举，壮大官僚队伍，用以巩固赵宋皇权。

我们知道，在我国封建统治的后期，通过科举制度这条杠杆形成了官僚与皇权相结合的政治社会，仕宦与读书便具有了不解之缘：读书为了仕宦，仕宦者又必然提倡读书。这样，衰息一时的读书风气才又在四川活跃起来了。苏轼写的《李氏山房读书记》[12]，说他幼时接触到一些“老儒先生”，谈他们年轻时想要阅读《史记》《汉书》一类书籍，机会极不容易，幸而得到，也只有靠手抄。但苏轼亲历的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而是“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了。宋神宗时，沈立在四川做官，“用公粟买书，积卷至于数万”[13]。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四川社会生产力在得到恢复和发展之后，文教事业兴盛起来，刻书和藏书都斐然可观了。

宋代四川文风最盛要数成都府和眉州两属。成都府和成都、华阳二县治所同在一城，还辖有新都、郫、双流、广都、新繁、温江、灵泉等县，它是四川的政治、文化中心。眉州辖眉山、青神、丹棱、彭山四县，在宋代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区域。以上两属藏书最丰，文人学者也众多。

华阳的藏书家，宋初有句中正，是有名的文字学家，“喜藏书，家无余财”[14]。其后，又有彭乘，乘字利建，《宋史》卷二九八本传说他“聚书万余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彭乘尝任馆阁校勘，参与过校正《南北史》《隋书》的工作，后知普州（治今安岳），兴学育才，颇有治绩。稍后又有郭友直，家富藏书。费著《氏族谱》：

友直喜藏书，多至万余卷，誊写校对，尽为佳本；友直无不读，人问无不知。朝廷诏求遗书，上千余卷，皆秘阁所阙者。

友直字伯龙，其父郭希朴是一位博览群书的人。友直在成都学舍任教30年，交游很广，为人信爱。他著有《剑南广记》四十卷、《毛诗统论》二十卷、《历代沿革乐书》十三卷[15]。其子大亨能继承他的事业。《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载：“熙宁七年三馆秘阁编校所看详成都府进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所献书3779卷，得秘阁所无者503卷，诏官大亨为将作监主簿。”

成都的平民杨汇，字源澈，生年约与苏轼同时。他人品高洁，富有藏书，对朝廷故实、士大夫谱牒，皆能通晓谙熟。他身居陋巷，闭门著述，不求人知，及卒，学者谥为靖恭先生[16]。杨汇藏书上万，古今石刻超过欧阳修《集古录》的收集。他的儿子在他死后把书籍和金石刻本奉献给当地长官，所得的犒赏只不过几壶酒浆罢了[17]。

成都有一所带有公立图书馆性质的经史阁，是知府吴中度等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建立的。吕陶的《经史阁记》[18]说：

五代之乱，疆宇割袭，孟氏苟有剑南，百变草创，犹能取《易》《诗》《书》《春秋》《周礼》《礼记》刻于石，以资学者。吾朝皇祐中、枢密直学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仪礼》《公羊》《穀梁传》，所谓九经者备焉。……

惟经史阁之成，基势崇大，栋宇雄奥，下视众屋，匪隘即陋，聚书万卷，宝藏其间。

宋代的眉州，文风鼎盛，人才辈出，表现很突出。眉州的科第，据旧志和雁塔碑所载，南北宋中甲乙科的就有880多人[19]；宋政和五年徽宗御笔亦以西蜀眉州属学者为最多[20]，故清人彭端淑说：

两宋时人文之盛，莫盛于蜀，蜀莫盛于眉。天下之以文名者六家，而吾眉得其三，若苏文公洵，文忠公轼，文定公辙，与庐陵、临川、南丰，互为雄长者也。以史名者三家，而吾邑得其一，若李文简焘著《长编》，与涑水、新安相为表里者也[21]。

眉州文化发达，远有端绪。蜀人所称的“孙家书楼”，建自唐时，前后有三百年的历史，为宋代任何藏书家所不及。书楼系眉山人孙长孺所建，始开成（836—840年），光启元年（885年）唐僖宗为写“书楼”二字。五代时书楼曾毁于火。长孺的四（或作五）世孙降衷，曾游洛阳，和作皇帝前的赵匡胤有过交谊，因得赐田并授眉州别驾，他便购书万卷贮存起来[22]。天圣初六世孙孙辟又重建书楼一次，他热心教育，在东山设立“山学”，请成都何维翰主持教务，召聚四方学生，制有“公养之法”；当时有名望的范镇、石扬休、蒲师孟诸人，都在这里任过教。这以后书楼又遭过一次火灾。南宋末期孙辟的一个六世孙又重修书楼，并请魏了翁写记[23]。了翁有感于藏书不易，慨叹说：“孙氏之传，独能于三百年间屡绝而复兴，则斯不亦可尚矣夫！”

眉州丹棱县也颇富藏书。家彬撰《史子永墓志铭》[24]说：“子永讳大年，丹棱人。……教其子所居室为层屋，号曰‘五经楼’，藏书万卷。”史子永的友人史南寺，也是丹棱人，唐庚为南寺撰墓志铭[25]，说他性嗜书籍，多所收藏。还有一个叫杨素翁的丹棱人也该提到，黄庭坚谪居戎州（今宜宾）时，想把杜甫在东西川及夔州所写的诗篇书写刻石，以保存久远，但是要找“一奇士而有力者”才能办到。后来杨素翁承担了这项任务，把黄书的杜诗刻石，“作堂以宇之”，名曰“大雅堂”[26]。杨素翁就是南宋大史学家丹棱李焘的岳祖父，从他家富资财、崇尚风雅来看，可能也是藏书家。

此外，北宋时四川的藏书家：郫县有李定，“自号虚舟子，蜀中洊值兵火，经籍不完。天禧中，诏访天下书籍，定先投牒监中，群书多出其家”[27]。

犍为有王氏书楼，位于县南，地势高爽，下临岷江，有藏书万卷。嘉祐中，苏轼弟兄侍老泉舟行适楚，过之。轼有诗[28]咏云：

树林幽翠满山谷，楼观突兀起江滨，云是昔人藏书地，磊落万卷今生尘。江边日出红雾散，绮窗画阁青氛氲……借问主人今何在？被甲远戍长苦辛。……

这位王姓藏书主人，已不详其生平；唯由苏轼此诗看来，这项藏书早成一种梦幻似的陈迹了。

陵州贵平（今属仁寿县）人孙光宪，字孟文。五代末仕荆南高氏，入宋任黄州知州（今湖北黄冈）。他博通经史，聚书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雠校，老而不废。所著有《荆台集》三十卷、《巩湖编玩》三卷、《笔佣集》三卷、《橘斋集》二卷、《北梦琐言》三十卷、《蚕书》二卷，又撰《续通历》[29]。周羽翀《三楚新录》说：“光宪每患干戈之际，书籍不备，遇发使诸道，未尝不厚与金帛购求焉，于是三年间收书及数万卷。”[30]孙光宪游仕在外，他的藏书可能并未携回蜀境。

简州（治今简阳县）人刘讽喜收藏书籍，司马光的《续诗话》说：“嘉祐中有刘讽都官，简州人，年六十三致仕，夫妇徙居赖山，景仁（按即范镇）有诗送之云：‘移家尚恐青山浅，隐几惟知白日长。’时有朱公绰送讽云：‘疏草焚来应见史，橐金散尽只留书。’为时人所传诵。”

宋代朝廷重视搜集图书，无论北宋、南宋，四川一直是搜访的重点地区。例如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二月，“提举秘书省言：‘有司搜访士民家藏书籍，悉上送官参校有无，募工缮写，藏书御府。近与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二百二十一卷，李东一百六十二卷，皆系阙遗，乞加褒赏。’诏颐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31]。又文同《丹渊集》卷三八《荣州杨处士墓志铭》，说这位杨处士“裒辑古今书史万卷”，可见荣州民间藏书也是不少的。

宣和三年（1121年），知资州（治今资中县）魏润博，以本州士子众多，申请朝廷增颁赐书，在州署内建立聚书楼，收藏百家子史。见州人李石所撰的《聚书楼记》[32]。

阆州新井（今南部县西）人蒲宗孟，字传正，《宋史》卷三二八有传。他家有名曰“清风”的藏书阁，同时人范祖禹和苏辙都有诗题咏。范诗云：

惟昔隐君子，卜筑兹考槃，图书作藏室，一一手自刊。

……我昔侍先君，借书尝纵观，题诗尚可记，手泽犹未干[33]。

苏诗云：

朱栏碧瓦照山隈，竹筒牙签次第开；读破文章随意得，学成富贵逼身来。诗书教子真回宅，金玉传家定粪灰；更把遗编观得失，君家旧物岂须猜？[34]

清风阁或作清风楼，在这个藏书之处写有一条铭言：“寒可无衣，饥可无食，书不可一日失！”[35]

彭遵泗《蜀故》卷七说：“保宁城内，宋元祐中建会经楼，置经史子集一万余卷，东坡题额，蒲宗孟为记，范百禄皆有诗。”保宁府，宋为阆州，治今阆中县。

《蜀故》卷七还记有：“万卷堂在彭水东，黄廷坚建，聚书于此。”彭水为宋黔州，治今彭水县。

女真贵族入侵，北宋政权崩溃。这次剧变使四川地位益形重要。刘光祖[36]为《昭德晁公文集》撰序说：“国家丙午之变，中原衣冠，不南渡则西入蜀。”[37]由于中原遭受浩劫，文献损失殆尽，而四川局势一向却较为安定富庶，因此它在这方面也就显示出优异成绩。例如北宋校定的“嘉祐七史”，中原已散亡，这时才在蜀拼凑完全。《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宋书》条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