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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2页）

我主张一种文化诗学，文化研究应该搞成文化诗学的研究。这种研究首先是诗学的，是文学的，是诗情画意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反诗意。我们看一篇作品首先还是要从美学的标准来检验它，如果它不是美的，那它就不值得我们对它进行历史的文化的批评了。[17]

实际上，童庆炳在这里呼唤的就是一个“文化诗学”的“审美性品格”问题，而这种“审美性品格”，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层含义:首先，“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必须面对文学，因为“文化诗学”毕竟不是“文化研究”，而是一种当代性的文学理论。既然还是文学理论，那么，“文化诗学”就必须面对文学发言，如果抛弃了文学，文学理论也就丢失了自身起码的学科品格。因此，文学依然应该是“文化诗学”坚实的立足点。其次，文化诗学”虽然要面对文学，但它并不是面对那些“抱得紧箍箍，杀得血糊糊”的文学，也不是面对那种后现代主义式的吃饱了撑出来的文学，而是面对那些充满诗情画意的、具有“审美特质”的文学，因为“文化诗学”固然也要对那些“文要上床，武要上房”的文学或游戏之作进行批判（这也是“文化诗学”“现实性品格”的应有之义），但更要从那种富有诗情画意的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最后，审美是文学的家园，也是人类最后的家园，守住“文化诗学”“审美性品格”这条底线，既意味着对人类家园的守望，也意味着从事“文化诗学”研究的学人能够不断地获得一种**与冲动，在清醒冷峻中拥有一种诗意的目光。这样，在文学理论获得了自身的立足点之后，文学理论的研究主体也能够获得自身的立足点。

现在看来，让“文化诗学”具有一种“审美性品格”应该是一次合情合理的选择，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审美性品格”的提出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童庆炳借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并在中国文学理论总体发展的框架中思考的结果。当“文化研究”成为当今中国的显学时，他敏锐地感受到这次西风东渐是发展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机遇，于是，支持“文化研究”成为他重要的学术姿态;但是他又意识到完全照搬西方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完全彻底的“文化研究”既意味着与文学的一刀两断，也意味着与我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文学理念和学术传统挥手告别。那么，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形成的理念和传统究竟是什么呢?是对文学审美特性的修复、开掘与呵护。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传统弃之不顾，或者是把原来的传统消解一通奚落一顿然后试图白手起家，那么中国的文学理论将面临灭顶之灾。童庆炳说:“文学理论的建设应该是累积性的。”[18]这句话虽然朴实无华，但文学理论界的每一个学人都应该能感受到它的分量。因为在“只有破坏一个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思维模式下，我们吃的亏已经太多了。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的文学理论界都经不起改天换地的折腾。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审美性品格”既是童庆炳长期的关注点和兴奋点，也是他整个人生体验与审美经验的一种理性凝结。在以往的著述中，童庆炳常常对“诗意的东西”情有独钟，把“保持童心”看得重于泰山，把艺术看成“精神的故乡”。在“审美是自由在瞬间的实现，审美是苦难人生的节日”[19]的顿悟中，他成为率先打出审美大旗的理论家之一，并不断壮大自己的审美队伍，于是虚静、童心、即景会心、情景交融、味外之旨、深情冷眼、审美注意、审美投射、审美移情、审美心理距离、审美升华、诗意的裁判、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这些古今中外的审美话语开始在他的大旗下汇聚，并共同组成了“文学审美特性”的强大阵容。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文化诗学”的“审美性品格”不过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学术包装，但是对于童庆炳来说，这实在就是他生命体验、学术体验的自然延伸。

既然“文化诗学”具有两种品格，那么，既是“现实性品格”，又是“审美性品格”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呢?在我看来，“现实性品格”与“审美性品格”是“文化诗学”这架战车上的两个轮子，两者并行不悖，缺一不可。前者保证了“文化诗学”的胆识、锋芒和锐气，保证了“人文关怀”不再是坐而论道，夸夸其谈，从而也保证了文学理论与社会现实的直接关联，文学理论家因此拥有了向现实发言的特殊话语渠道;后者保证了“文化诗学”的诗意空间，保证了文学理论的学科品格，从而也保证了文学理论与文学话语圈的直接联系。这就意味着文学理论家固然可以也应该向现实发言，但他的发言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既具有学理内涵又具有艺术张力，既张扬个性又知道节制的表达。没有“现实性品格”，“文化诗学”会变得僵硬甚至枯萎;没有“审美性品格”，“文化诗学”将走向散漫与迷惘。因此“现实性品格”与“审美性品格”既相互提升又互相制约，只有这两个轮子都转动起来，“文化诗学”的理想境界才能实现。

如果把“文化诗学”放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当中，我们可能会对它理解得更加清楚。新时期之后不久，中国的文学理论开始了“向内转”的进程，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文学理论开始受人青睐并逐渐独领**。这实际上是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我们可以把这种理论延伸出来的批评看作“第一种批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所出现的“文化研究”尽管与原来的社会历史批评有很大不同，但依然可以看作文学理论的“外部研究”，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批评实践可以看作“第二种批评”。而“文化诗学”的提出，实际上是扬弃了“第一种批评”和“第二种批评”片面性之后的“第三种批评”。这是一次否定之否定，也是一种试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和谐统一起来、并使之走向更高层次融合的尝试。

根据童庆炳的构想，“文化诗学”的实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实际上需要学界更多的学人加入进来才能完成。从目前的情况看，他本人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工作，这一方面是对1996年以来文学理论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一种响应，一方面也是他近年来所倡导的“文化诗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他看来，“文化诗学”首先关注的问题就是古今问题，而对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又是拯救和重构我们现代人的灵魂。这样，在“文化诗学”所要解决的古今问题上，童庆炳根据他近年来极力倡导的“古今对话”和“中西对话”的原则，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案，找到了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一把钥匙。[20]除此之外，童庆炳已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思考[21]，并且也不时地介入到当下的文学与文化现实中，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和让人眼花缭乱的现象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辨析和批判（如对“新现实主义小说”和文化产业等）[22]，所有这些，又在一个更加显著的层面呈现出他对现实的关注。于是，在童庆炳的思考与研究中，“文化诗学”中“现实性品格”与“审美性品格”的两个轮子已转动起来。如果更多的学人能加入到“文化诗学”的阵营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将呈现出光明的前景。

[1]本篇论文作者为赵勇。

[2]童庆炳:《童庆炳文学五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3]近年来，童庆炳论及“文化诗学”的文章与专著主要有:《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文化与诗学丛书·总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东南学术》2001年第2期;《我所理解的“文化研究”:问题意识与文化诗学》，见《“文艺学与文化研究”研讨会上的发言》2000年;《中华古代文论的现代视野》，《东方丛刊》2002年第1期;《再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4期;《文艺学创新:以20世纪中国现代传统为起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4]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5]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第5期。

[6]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7]参阅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8]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7页。

[9]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10]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11]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12]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3]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14]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14页。

[15]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16]童庆炳:《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

[17]童庆炳:《我所理解的“文化研究”:问题意识与文化诗学》，2000年5月在“文艺学与文化研究”研讨会上的发言。

[18]童庆炳:《文化与诗学丛书·总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20]童庆炳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主要体现在他近年出版的两本著作中，其一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其二为《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与新加坡学者谢世涯和马来西亚学者郭淑云合著，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这一工作所体现出的价值与意义，已有学者进行了解读与评析，主要可参阅陈良运:《找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一把钥匙——从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说》，东疆学刊2002年第3期。

[21]童庆炳:《文艺学创新:以20世纪中国现代传统为起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22]关于“新现实主义”，可参阅他与陶东风合写的文章，《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新现实主义小说”再评价》，此文先发表于《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后收入《童庆炳文学五说》中。关于“文化产业”，可参阅他主持的话题讨论《糖:养分与“毒药”——中国当下文化工业管窥》，《黄河》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