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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回应呼唤 文化诗学的现实依据（第2页）

二、社会转型期中国当代学者对深度文化精神的寻求

要知道，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人的物质的富裕还不够，还要有文化精神生活的富裕。因此，今天中国的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也需要深度文化精神的引导。经济的发展要体现以人为本。如果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的结果不利于人的建设，不利于人性的完善，反而让人感到机器的压迫、电子的干扰、环境的污染、文物的破坏、信仰的失落、欲望的膨胀……那么这种经济的发展对人的生存又有什么意义呢?应该看到，现代经济的发展与精神文化的发展，并非总是统一的，相反，往往是相悖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工业文明所代表的经济发展与精神文化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就尤其如此。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经济发展维度与精神文化维度的“错位”。

西方的伟大思想界都深刻地看到了现代化和技术进步过程在文化、精神、价值、信仰方面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西方的作家和思想家就开始了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文化的批判。从狄尔泰到席勒再到马克思，都是从批判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逻辑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这些都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

有人可能会问在工业文明发展到高科技的今天，新的工业文明是不是对人具有了一种亲和力呢?事实的发展告诉我们，新的高科技工业文明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社会文化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说:“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现象不仅是进步道路上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时刻。”马尔库塞并没有夸大事实，他只是揭露事实而已。20世纪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的经济文明似乎进入一个新时代，正是在这个看起来是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人类也遭到了空前的战争灾难和其他种种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美国“9·11”悲剧事件证明了这一点。伊拉克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经济的进步有它自身的铁一般的规律，它不会总是照顾人的情感世界美好的发展。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比费尔巴哈要深刻得多，他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借鉴黑格尔的说法，认为自由阶级以来的社会，恶（包括贪欲、权欲等）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大意）。这是不错的。不但原始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这样，如残酷地使用廉价的童工，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等;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发展逻辑也是如此，电子等高科技的发展，表面上是解放人，实际上那高度精密的数码化的技术，把人的神经捆绑得更紧。因为稍不注意，就可能会酿成核电站泄漏的事件，还有中国近几年频繁的矿难。大大小小的因现代技术造成的灾难事件不计其数。这样，人们在工作时候，就不能不把神经绷得更紧。至于把高科技运用于现代战争武器装备的发展上面，给人类带来了原子弹、氢弹、核子弹等，且不必在战争中使用，就已经给人类带来心理上的严重阴影。人们感觉，人类的存亡似乎就握在几个大国首脑随身带的小箱子上面。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就放松经济的发展，不会因此就放松高科技的发展，因为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又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方便、舒适、快乐和幸福。这样就出现了悖论:现代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现代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在这个悖论的面前，我们认为，重要的制衡力量就是深度精神文化。有了深度健康的精神文化的制衡，那么现代经济和科技才有可能沿着属人的方向发展。

在现代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面前，西方的学者看到了，并且他们一直寻求着深度的文化精神。从狄尔泰到华兹华斯，从席勒到马克思，从霍克海默到马尔库塞，他们都在寻找如何摆脱现代资本和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文化精神。马克思早期提出“人性的复归”，提出“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突出的代表。

中国学人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转型时期，深切地感受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化、世俗化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之后，也在寻找摆脱这种困境的文化精神。就文学研究界来说，从80年代末启蒙话语中断之后，1992年后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之后，社会开始转型，文人“下海”，“特区”终于成为“特区”。在市场化和世俗化中，文学艺术界的知识分子被边沿化，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精神陷入危机，要寻找身份认同、价值立场和独特话语。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人先后提出各种深度的文化精神。

1993年由上海王晓明等提出了“人文精神”的讨论。王晓明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了《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发动文学研究界一次影响比较大的讨论。这次讨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第一，文学的危机与精神的危机。王晓明在他的文章中认为:“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1]大家知道当时流行的是王朔的“痞子文学”和张艺谋的电影《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文学与艺术失去了精神的血液，或一味调侃，或热衷于刺激欲望，媚俗、自娱成为时髦。所以，他认为:“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了几代人精神素养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2]我在1994年也发表了文章《隐忧与人文关怀》，提出了问题:“当代中国的审美文化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它可能引起的后果是什么?从文化意义上看我们处在怎样一个时代?从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出发，我们的审美文化应该有什么样的品味?审美文化的创造者能不能逃避历史的责任?”[3]我的回答是:一，创作态度的游戏化。……1986年前后涌现出一些作者，创作态度为之一变，神圣的使命感消失，代替它的是纯粹的“游戏”和“玩”。……二，作品的平面化。追求对生活的表面的描写，拒绝深度。放弃选材要严的原则，琐碎的无意义的生活小事，不搭界的事物和色彩，皆可拼凑成篇。展览生活的原生态，作逼真的描写，不作解释，不作评价，当然也不揭示意义。……三，传播的商业化。无论是“美女图”，还是千部一腔的武侠片、武侠小说，或者是琼瑶式的言情片、言情小说，都完全商品化，编造，模仿，复制，刺激，赚钱，这就是一切。人文意义已被淡化。还有借**艺术之名，展示性的构造，这就不只是消解人文意义，而是反人文意义。以“炒”股票的办法“炒”审美文化作品，某些平庸的无意义的作品，在一夜之间，被“炒”成畅销书。……当代审美文化人文意义的消解，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因为这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一，现实的失落。由于这些作品平面化，没有深度，只有形象，这就意味着形象把现实抽空了，终日浸泡其中的人，他自己也变成“空壳人”，他先是不想理解现实，然后是不会理解现实，现实的真实感的丧失使他们难于担当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其二，精神的失落。由于这些作品缺少精神产品的素质，其消费过量者就从精神家园里被放逐出去，成为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游子，被剥夺对精神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热望，想象力也随之萎缩。其三，人的失落。由于这些作品缺少人文价值，一味刺激人的生物欲望，人的本性就在无意义的文化消费中失落，使人不能真正具有人的本质，人被物和欲所异化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一种不敢正视人和现实的文化，虽然不同于当年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文化，却是鲁迅所说的“媚俗”的文化，是无聊的、庸俗的、培养小市民习气的文化，对此，人们不能不感到隐忧。[4]

第二，当时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整个社会趋于世俗化的条件下，在这社会真的实现转型时期，人文知识分子如何来认同自己的身份和价值立场?陈思和说:“我和王晓明一样，关心的是自己的问题，即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处在哪里?”人文知识分子要给自己定位，不能随市场经济之波，逐拜物主义、拜金主义之流，要有自己的话语，自己的价值立场。人文精神是知识分子的自救之道和再生之道。

第三，陈思和提出了与人文精神相关的“民间”概念，即认同市场之外的“民间”立场，反映下层民间的情绪，体现“民间”的原始生命力。

第四，警惕市场化导致人的精神萎缩，这是这次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重要之点。市场经济重实利、重技术、重工具理性，当商品的价值被视为一切产品价值的标准，甚至也视为精神产品的标准的时候，那么文学必然要媚俗，拜物主义、拜金主义等功利主义就不能不入侵文学，真善美被消解，也就是自然的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生产与诗歌发展是敌对的。

当然值得指出的是，讨论中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中国从未有过什么人文精神，哪里能谈到什么“恢复”呢?有的学者则指出，“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相比，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有了完全相反的出场语境、批判对象和价值诉求:西方人文主义是针对神权社会与神权文化而提出的，其核心是从天国走向人间，从神权走向人权，世俗化正是其核心的诉求;而中国90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则恰好是针对世俗化的趋势而提出的，其核心是从‘人间’回到‘天国’，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诉求，用道德理想主义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主义拒斥文艺的市场化、实用化与商品化。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被当成了对立的两极。”[5]从今天的观点看，后面这种说法虽然是大体符合实际的，分析也是深刻的，但问题是难道商业性的世俗精神就真的值得肯定吗?时间又过去了10余年，回过头看，今天的许多社会问题不正是与商业社会的世俗化有密切的关系吗?

1995年，钱中文提出了“新理性主义精神”。“新理性主义精神”大体上包含了如下四点:第一，“新理性精神将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来审视人的生存的意义。”[6]物的挤压使人的生存意义丧失，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它的功能就是必须找回人的生存的意义。第二，“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照下，弘扬人文精神，以新的人文精神充实人的精神。”[7]所谓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就是要“发扬我国原有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融合成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的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8]。他推崇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精神:“……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他推崇福克纳的精神:“我不想接受人类到了末日的说法……人是不朽的”，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就是人类昔日的荣耀”。[9]这是一种现代性精神的体现。第三，“新理性精神将站在审美的、历史社会的观点上，着重借助与运用语言科学，融合其他理论与方法，重新探讨审美的内涵，阐释文学艺术的意义、价值。”[10]第四，“新理性主义在文化交流中力图贯彻对话精神，文化交流应在文化的对话中进行。”[11]不难看出，“新理性精神”是在更新了旧理性精神的基础上，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以对话的方法，揭示文学艺术的意义和价值，以回应当前社会精神的萎缩、贫乏和堕落。这是很可贵的。但人们对于钱中文的“新理性主义”也有批评，主要是认为它不能形成一种“追求纯文学性上面的文学理论”，有“拼凑”的痕迹。但复旦大学教授朱立元的研究认为，钱中文的“新理性主义”的内在结构包括三部分:以“新人文精神”为精神内涵和价值核心，以“现代性”阐述为理论基点和中心话题，以“交往对话”的综合思维方式为思考理路和逻辑方法。[12]朱立元的理解深得钱中文理论的精髓。

1996年我提出了“人文——历史张力”观点，对文学精神价值取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方面，我认为:“应该看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的改革开放，从一味搞政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社会的进步，而且是非同小可的进步。因此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道德失范问题，除了从道德的角度去加以考量之外，还必须以历史的角度加以把握。换言之，在社会转型期，出现道德的失范，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是难以避免的，切不可对此做出过分的反应，转而又以政治运动为主去治理社会。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贫穷和‘极左’的威胁，因此我们所主张的人文主义必须有历史的维度，也就是说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保证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去提倡人文主义。这样，人文主义就必须和历史主义相结合，是否可以把这种人文主义叫作‘开放的人文主义’呢?我看是可以的。开放的人文主义是历史的、宽容的、民主的和诗意的，不是独裁的、专制的、僵死的和教条的。”[13]另一方面，我又认为“历史主义论者的失误在于没有清醒看到，如果对今天社会出现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社会的腐败现象等这些道德失范的现象，不以人文主义的理想与之对抗，多元化将演变为社会的混乱，经济的发展将演变为物质至上主义，人也就可能在没有精神的支撑下沦为只有生物欲望的动物。换言之，一个社会缺少精神的治理和制约也是不行的。因此，历史主义也必须具有人文的维度，也就是要清醒看到今天社会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呼唤人文主义的理想也是必要的，甚至是刻不容缓的。这样，历史主义就必须而且可以与人文主义相结合。历史主义应该是有理想的、有精神的、有限制的，不是无边的、无精神内涵的、无限制的”[14]。这样我的结论是人文主义要有历史主义的维度，历史主义要有人文主义的维度，这实际上就是说，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市场化也是必然的，是社会历史的要求;但同时精神文化的追求也是重要的，人文关怀的呼唤也是必然的，这是人的发展的要求。这两者之间，要保持某种张力的状态。我们评价文学，也要有这样的精神价值取向。

深度精神文化不是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恰好是拼凑的无深度的消费文化。深度精神文化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世界的优秀文化的交融的产物。这种深度精神文化的主要特性，是它的人文的品格。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保证人的心理健全，关怀人的情感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发展，就是这种深度精神文化的基本特性。这里特别要值得指出的是，深度精神文化不是抹杀民族传统文化，恰好相反，一定要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度介入。全球化不应该是对民族文化的消灭，应该是对各民族文化中最优秀文化的发展。因为一切具有世界性的东西，最初都是属于某一个民族的东西，是对这个民族的优秀东西的吸收和改造。没有民族的东西作基础，凭空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这是不太可能的。

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作为人文工作者的作家和理论家能做什么呢?或者说他们能用他们的作品去鼓励还是去批判什么呢?难道是一味地加入到推销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拜物主义等行列中去吗?当然不是。我们只能用我们的作品去制约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样我们认为“文化诗学”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恰当的回应。

与此同时，刘庆璋教授也开始了对“文化诗学”研究的思考。面对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形势，在《文化诗学:富于创意的理论工程》一文中她也提出了关于“文化诗学”的构想，她结合当前文论与现实的状况指出:

在中国的城市，文学艺术进入了交易市场，它与娱乐消遣、市场营销、日常生活的美化需求等相结合，形成一种红红火火、参与者众多的大众文化。在这种市场需要的大众文化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活动的严格界限模糊了，而相互渗透、相互流通、相互构成的现象明显了。如此等等的新的文化风尚，使中国学人不可能闭门于文学审美研究的象牙塔之中，并且开始思考:作为文学理论的纯粹的文学审美论，似乎也再难于适应已经出现的更为复杂的文学现实了。这时，受西方有关理论的启发，中国学人开始了作为自己学术话语的“文化诗学”的研讨。[15]

刘庆璋教授同时还认为，“文化诗学”的提出，除了是对时代社会的现实回应外，还在于文论自身发展及人文精神品格的需求。在《文化诗学学理特色初探——兼及我国第一次文化诗学学术研讨会》一文中，她就提出:“‘文化诗学’在‘诗学’前冠之以‘文化’，首先在于突出这一理论的人文内核，或者说，在于表明:人文精神是文化诗学之魂。……‘文化诗学’从广阔的文化视野出发来审视文学，运用丰富多彩、卓有建树的各个文化扇面的新理论、新方法来研究文学。……具有视野的开放性、方法学上的包容性和鲜明的当今时代的时代性。”[16]

“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是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解析和批判，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特别提倡诗意的追求，提倡人文关怀，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俗气的不顾廉耻的丑恶的和反文化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提倡“文化诗学”的现实根由，也可以说是“文化诗学”的首要的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