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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回应呼唤 文化诗学的现实依据（第1页）

第三章回应呼唤——文化诗学的现实依据

第一节现实文化存在状态与深度文化精神的寻求

在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提出“文化诗学”这个命题并不是哪个理论家的百无聊赖或心血**。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向理论提出了问题。理论之所以是理论，就在于它能在实践中回答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任何一种真正理论的提出都应具有现实的根据。

一、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存在状况的悖论

我们生活在中国，我们必须对中国的现实有一种清醒的理性的理解。应该说，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了转型之后，中国现实的文化存在状态，既让我们感到欣慰，又让我们感到深深的不安。欣慰的是中国人在20多年前开始了一场思想改革运动，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了大讨论，终于实现了改革开放。这种改革开放经过30年的实践，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践，获得了成功，让我们摆脱了贫困的日子，解决了吃喝住穿的问题，人民生活的品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大为增强，世界开始来拥抱中国，中国也开始走向世界，这是很好的事情。可不安的是我们必须面对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化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文化失范的困扰。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人们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的同时，在综合国力提高的同时，拜金主义、拜物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以及这些“主义”的具体表现，如环境污染、贫富悬殊、贪污受贿、假冒伪劣、嫖娼宿妓、赌博吸毒、暴力抢劫等社会文化负面现象又沉渣泛起。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悖论:现实让我们满意;现实让我们不满意。那么，现实中那些让我们不满意的社会文化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或者说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应该看到，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作为文化的三个子系统，缺一不可。文化中的这几个子系统要是发展不平衡，出现畸形状态，将导致现实社会文化失范。

历史的经验是不能忘记的。历史永远是最好的老师。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遭到帝国主义前所未有的欺凌，中国人认识到国家落后了，发动“洋务运动”，然而仅从物质的层面吸收西方的船坚炮利、声光化电，于西方的共和制度和民主思想，则完全不予理睬，结果“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

戊戌变法吸收了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企图从制度上吸收西方进步的东西，但是对于精神文化则关注得十分不够，或者说某种新的文化形态没有深入群众的心坎，结果变法运动只是少数人参与，没有得到全国多数人的拥护，结果还是失败了。

虽然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但同样的问题是精神文化没有起色，国民的文化灵魂没有得到刷新，人民团结不起来，结果是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谓痛定思痛，发动了思想文化革新运动，从精神文化入手力图革新人的精神面貌，力图摆脱封建主义文化的精神枷锁，力图获得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这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所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但“五四”的民主、科学的精神没有深入亿万人们的心里，与科学、民主相匹配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仍然存在着不平衡。这一点只要看看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就可以了解得很清楚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成功的，然而，有些人要全盘否定它。这是不对的，是一种缺乏历史感的做法。目前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仍有争论，这里就此问题展开论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呼唤中华古老传统文明的热潮。从先秦诸子学派、汉代儒学、魏晋玄学、隋唐达到高峰的佛学、宋明理学、明代心学、乾嘉小学等，都被重新拿出来研究，形成了所谓的“国学热”。传统的文学艺术及相关理论的研究热潮也有增无减。对中华传统文化评价之高，可以说是空前的。更不用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大量印刷和广泛流传。《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等的发行，可能创造了书籍发行之最。我手边有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就发行了80万部，到90年代早期就超过百万部。目前一切所谓的畅销书都在它的面前“相形见绌”了。我有一个亲戚，长期在美国学习与工作，他前年回国，要买一些中文书籍带回美国去，列在他书单的第一、第二本就是《唐诗鉴赏辞典》和《宋词鉴赏辞典》。孔子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近70年后，又被尊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古代文明的先驱和圣人。我的一位朋友送我一部由中国书店1994年出版的其规模达280万字的《孔子文化大典》的皇皇巨著，这是为“隆重纪念孔子诞辰2545年”而作的。在题为《孔子——永远的人类伟人》的“代序”中赞美说:“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儒家哲学的开山鼻祖，首创儒家学说体系。他的学说、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诸多人文科学领域内均有独创与建树，其博大思想，符合中华民族的需求，适应了当时的中国国情，形成了传之久远的时代精神。”甚至说，“孔子站在中华民族的前列。‘背着因袭的重担，肩着黑暗的闸门’，使中国奔向新的未来”。耐人寻味的是用当年反孔先锋鲁迅的话来赞美孔子，其美化孔子之“用心”可谓“良苦”。所谓“新儒学”更是不胫而走，成为学术的时髦。老子和庄子开创的道家哲学，也成为香饽饽，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一时间，“国学”又成为显学。连“五四”时期为革命开路的“反传统主义”也受到各种质疑和诘难。林毓生教授那本广为人知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集中批判了“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反传统主义”。书中说，“这三人在性格、政治和思想倾向方面的差异影响了他们反传统主义的特质。但他们却共同得出了一个相同的基本结论:以全盘否定中国过去为基础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现代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根本前提。因此，对‘五四’反传统主义所以激烈到主张中国传统应该予以摒弃的问题，是无法从心理的、政治的或社会学的概念来加以解释的。”这本书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翻译进中国，引起广泛注意，不少学者沿着这条思路对“五四”的“反传统”进行这样那样的批评，似乎“五四”“反传统”精神不行了。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能理解对传统文化的鼓吹和对“五四”反传统的否定，认为这些人又要躲到“故纸”堆里去讨生活，对现实生活采取隔离的态度。争论甚为激烈。这个新的学术景观是怎样出现的呢?是传统文化变了呢，还是人们的观念变了呢?

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境遇”来说，在经过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冷遇后，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就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90年代，传统文化似乎迎来又一届“青春”。

应该说传统文化还是传统文化，传统没有变。变化了的是现实生活。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的初步洗礼之后，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面“旗帜”。“物”和“金”都不是坏东西，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一旦“物”和“金”成为崇拜的“主义”，社会问题就来了。金钱的威力渗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连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无法抗拒市场化力量。金钱的“魔鬼”几乎无所不在。打开电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得接受那铺天盖地的各色各样的商品广告。不但在电视广告中，而且在你阅读报纸的时候，在你在大街上散步的时候，在你打开电脑的时候，在一切时候，你都无法拒绝这些东西。现实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变得俗不可耐，人的浅薄与庸俗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样，一些有思想的人，就不愿拥挤在这条充满俗气、浅薄和庸俗的道路上。他们扭过头看自己祖先所创造的文明，并从那“仁义爱人”的伦理中，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中，从“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的教导中，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文理想中，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亲和中，从“民贵君轻”的政治理想中，从“无为无不为”的辩证思想中，从“与天地万物相往来”的自然观中，从风、雅、颂、赋、比、兴的诗性智慧中，看到儒雅而纯正的背影，或看到顺应自然的境界，他们连忙往回走，试图看到背影的正面，去领略那阔大恢宏的中华古典文化的气象、精神。于是我们重新发现孔子入世之道，重新发现庄子出世之道，重新发现汉学的古朴之道，重新发现玄学的思辨之道，重新发现盛唐之音，重新发现宋明之理……神往古代传统是人们试图摆脱现代社会俗气所做的一种努力。

现代中国人完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对传统的“眷念”，与“五四”新文化时期对古老传统的批判看似完全不同，实则有相通之处。因为“五四”时期人们看到的是中华古老传统的惰性、封闭性所产生的俗气和浅薄的一面。中国现代伟大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终其一生就是在与传统文化中那些麻木、庸俗、虚伪、落后、俗气、教条等做殊死的斗争。我们不会忘记他的《狂人日记》，不会忘记其中几乎都熟悉的一段话:“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鲁迅对旧文化的批判的确是十分彻底的和全面的。他当年力主对外国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就是要用西方的现代文明来对抗中华古代传统的封闭、落后、虚伪、平庸、俗气等，以使中国人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

这就是说，“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和当代的“传统主义”都以反对平庸、虚伪、俗气、浅薄为旨归，都以人的精神现代化为旨归，“五四”的“反传统”是要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来摆脱古代传统文化那种无生气的麻木的僵死的东西，以实现人的精神的现代化;今天我们承继文化传统，是要以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伦理精神来摆脱现今流行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其目的也是促进人的精神的现代化。因此，在建设人的精神的现代性上，它们似乎是相同的。

由此不难想到，中华古代文化有两面，有人文、儒雅、智慧、淳朴、自然、超脱的一面，同时又有残忍、愚昧、虚伪、庸俗、封闭、停滞的一面。可以说是精华与糟粕并存。这就要看我们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状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文化的残忍、愚昧、虚伪、庸俗、封闭、停滞妨碍了我们的生存与发展，“反传统主义”占了上风，就不足为奇。现在，当社会转型时期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让平庸、俗气、粗鄙的市民主义“污染”了我们的生活，人们想到并推崇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儒雅、智慧、淳朴、自然和超脱，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在历史的每一个重要的关头，都不能不面对这个悠久的传统，说它是“负担”也好，说它是“资源”也好，不面对是不可能的。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传统是活着的，它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是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T。S。艾略特）。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就在当代诗人的身边，他们的精神生命没有过去。如何接过他们燃烧了一二千年的诗歌火炬是我们今人的责任。因此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无论对于过去还是现在，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必须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传统也必须继承。古代的传统是一个文本，“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个文本，我们都必须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去对待它。

从以上我们对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很难切割开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要平衡地前进，才能推进社会持久地进步。畸形的文化，必然造成畸形的社会问题。这对社会发展来说，绝对是不利的。

今天中国和平发展论不能变成经济决定论。经济的发展要有精神文化的引导。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过时，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反作用的观点没有过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归根结底决定着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不行的，但没有健康的精神文化发展也是万万不行的。关键的问题是人的需要是多层面的，除了物质的需要之外，人的道德伦理秩序，人的思想言论的自由，人的个性的发展，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也是属人的需要。在物质得到基本满足的条件下，这种需要就会凸显出来。没有钱是不行的，但仅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在物质文化发展的同时，体制文化的改变、精神文化的关怀，就成为重要的方面。像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诚然是世界领先的，但在他们那里种种关系到人的生存与精神生活等层出不穷的社会文化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