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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文化诗学的精神诉求（第2页）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某些学者所热衷的“文化研究”，其对象已经从大众文化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东方主义批评等进一步蔓延到去解读城市规划，去解读广告制作、去解读模特表演、去解读街心花园、去解读时尚杂志、去解读互联网络、去解读居室装修，等等，解读的文本似乎越来越离开文学文本，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像这样发展下去文化研究岂不是要与文学和文学理论“脱钩”?文学艺术文本岂不要在文化批评的视野中消失?所以，我最大的担心是当前某些新锐教授所呼喊的文艺学的“文化转型”，将使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对象完全转移，而失去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起码学科品格。正是基于这种担心我们才提出“文化诗学”的构想。

其次，我们来谈谈人文意义。我们面对文学文本，文化诗学的诉求就是要通过对文本语言的细读，读出其中的积极意义来，特别是读出其中的人文意义来。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不是要回到以前那种悬空谈感受的庸俗社会学批评，那不是我们所要的批评。文本中一个词、一个句子在运用中的变化，都隐含意义和意味。所以回到文本，回到语言，在细读中，我们才能挖掘出其中的人文意义。说到人文意义，必然要了解什么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在欧洲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可以说文艺复兴运动的全部精神成果，就是肯定了“人”在宇宙的中心地位。“一般说来，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与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22]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对西方思维模式的概括对我们是有启发的。根据他的研究，他认为人文主义有三个特点:第一，人文主义集中的焦点在人身上，一切从人的经验开始。人可以作为根据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人的经验。第二，人的价值就是人的尊严。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都是人的尊严。人之尊严的基础就是人具有潜在的能力以及创造和交往的能力。第三，对于人的思想的重视，人能够通过对历史文化背景和周围环境的理解形成一定的思想。思想既不完全是独立的，也不完全是派生的。与人文主义发生最为密切关系的就是艺术。“艺术与人文主义有着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这除了适用于文学与戏剧以外也适用于音乐、舞蹈以及其他非口头艺术如绘画、雕塑、陶瓷，因为它们有着越过不同语言障碍进行交往的力量。”[23]由此不难看出:第一，人文主义的主题是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和人的创造力。第二，人文主义与文学艺术有血缘关系。人文主义作为文学的一个批评尺度，是历史赋予的，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中国古代有没有人文主义?我们的看法是，作为一种思潮的确没有，但作为一种精神是自古就有的。古人讲“仁”，讲“礼乐”，实际是以人为中心，是讲对人的尊重。“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强调对人的尊重。所以古人说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刘勰）。中国的“人文”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也是极为密切的。当然，中西人文精神在具体内容上又有很大差异，这是不应混淆的，我们在运用中要区别对待。然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和中国的“人文”精神都以人为中心，认为人的良知、道德、尊严是所有价值中最具有价值的，这些基本点上是相同的。

对于我们来说，在这社会转型时期，从文学文本中提炼出人文意义、人文精神，就是为了对抗商业化、市场化所带来的人的平庸、俗气、最后，我们来谈谈历史文化精神。文学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又是历史文化的构成部分。文学理论和批评完全可以从“文化研究”中吸取其采用文化视角的优点，在充分重视文学的语言、审美向度的同时，开放文化的向度。一段时间以来，语言的向度是重要的，这无须多说。审美的向度也是重要的。当然，文学理论和批评也不能局限于语言和审美，必须向历史和文化的向度开放，不能对文本的丰富历史精神和文化蕴含置之不理。文学自外于现实的这种情况应该改变。文学是诗情画意的，但我们又肯定文学是文化的。诗情画意的文学本身包含了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文化含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诗情画意与文化含蕴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离的。“文化诗学”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蕴的结合部来开拓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园地。当一个批评家能够从作家的作品的诗情画意中发掘出某种文化精神来，而这种文化精神又能弥补现实文化的缺失，或批判现实文化中丑恶的、堕落的、消极的和缺乏诗意倾向，那么这种文学理论和批评不就实现了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的统一，不就凸显出时代精神了吗?

小结:“文化诗学”植根于现实、拥抱现实、回应现实，用文化精神回应现实的呼唤:现实生活有太多的丑恶、污浊，文化诗学用诗情画意去对抗它。现实生活有太多的平庸、俗气，文化诗学用人文精神去对抗它。现实生活有太多的人眼光短浅、短期行为，文化诗学用历史文化精神对抗它。文化诗学的现实根据是接受现实文化的挑战，弥补现实文化精神的缺失，纠正现实文化的失范。

[1]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2]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3]童庆炳:《隐忧与人文关怀》，《文艺研究》1994年第1期。

[4]童庆炳:《隐忧与人文关怀》，《文艺研究》1994年第1期。

[5]陶东风:《“人文精神”遮蔽了什么?》，《二十一世纪》1995年12月。

[6]钱中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

[7]钱中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8]钱中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9]钱中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348页。

[10]钱中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11]钱中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页。

[12]朱立元:《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论的内在结构》，《河北学刊》2003年第5期。

[13]童庆炳:《人文主义的历史维度和历史主义的人文维度》，《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2期。

[14]童庆炳:《人文主义的历史维度和历史主义的人文维度》，《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2期。

[15]刘庆璋:《文化诗学:富于创意的理论工程》，《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16]刘庆璋:《文化诗学学理特色初探——兼及我国第一次文化诗学学术研讨会》，《文史哲》2001年第3期。

[17]威廉斯:《文化分析》，《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18]盛宁:《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19]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8~49页。

[20]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0页。

[2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22]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东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

[23]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东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