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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历史人文审美三者的关系（第2页）

文学作品历史——人文关系的张力，必须美学化。如果不经过美学化，只是作品的一些思想价值生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甚至以理论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那不是审美的文学，也决不能从感情上攫取人心。

恩格斯说:“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17]恩格斯这句话，不仅仅是在一般的劳动中“人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马克思语）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在专门就文学创作来说的。就是说，文学首先必须是文学，必须具有审美的特征。因此“历史——人文”张力作为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必须溶解于审美的情感与形象中，文学的思想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它只有借助于作品中的情感和形象才能存在。离开审美的情感和形象来宣讲主题与思想，这与文学无关。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无疑地，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精神和倾向的表现。不管一首诗充满着怎样美好的思想，不管它是多么强烈地反映着当代问题，可是如果里面没有诗，那么，它也就不能表现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题，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体现得很坏的美好的企图而已。”[18]别林斯基说得很好。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思想变成诗性的呢?

首先，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情致”或“热情”，不能理解为论文中的观点或日常生活中的议论。黑格尔把作品中的思想理解为“情致”。他的“情致”就是指渗透了人的全部心情的理性的内容。它带有理性的品格，但这一切都与情感粘连在一切。后来别林斯基发展了黑格尔的“情致”说，他说:每篇作品都应该是热情的果实。他认为我们平时说的“这篇作品有思想”“那篇作品没有思想”是不十分准确的。我们应该说，“这篇作品有热情”“这篇作品的热情是什么”“作品的思想就是热情。”[19]别林斯基所说的“热情”，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情致”（朱光潜翻译用词）。这样来理解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是正确的。记得歌德说过，谁要是要求我把《浮士德》主题思想说出来，那就等于要求我把我的作品重新写一遍。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过相似的话。他们的意思是，文学作品的思想往往是不可意释的。例如，一部《红楼梦》的见解和倾向，不是一篇或几篇论文、一部或几部书就能把它说得尽的，《红楼梦》的主旨是什么，作者所表达的见解是什么，它的思想倾向如何，人们已经发表了很多意见，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为什么?因为《红楼梦》的情致是说不尽道不完的。就是极为简短的作品。例如，李白的《静夜思》，不过20个字，用“月夜思乡”这样的话来概括，不能说不正确，但也无法把作品的那种思想情感完全说出来。

其次，历史——人文的张力作为文学的价值取向，是不能喊出来，不能直白地说出来的，是要通过情节、情景的描写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诚如恩格斯所说:“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20]所谓作品的见解愈隐蔽就愈好，就是说要通过场面和情节的描写自然地流露出来。那么怎样才能通过情节和场面的描写自然地流露出来呢?关键之点在哪里呢?关键之点就是要依靠审美性的艺术描写，作品的思想与倾向融化在艺术描写中，这种艺术描写必然渗透了作家的情感评价，所以历史——人文的价值意义，不是在艺术描写之外，只能在艺术描写之内，读者只要读了那艺术描写，就自然会慢慢地悟到作家所力图表现的历史——人文的价值的张力。

这里我们先举范仲淹的一首词为例。范仲淹（989—1052年），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贫苦出身，两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穷困苦学，经过不懈奋斗考中进士。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他在陕西带兵守卫边塞多年，英勇无畏，使西边的强敌西夏不敢来进犯。他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且亲自实践，关心国家大事，“每感论天下事，时至泣下”。他的人格为一代人所敬仰。他的词作现存五首。在《渔家傲》这首词中，写了守边将士的家国情怀，表现了他的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浓郁的思乡之情。《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全文如下: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的大概意思是:秋天来到的时候，边塞的风景格外凄异。连南飞湖南衡阳的雁也没有丝毫留恋的意思。军营的号角响起来了，连同四周的风声、马嘶声，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气氛。在高山屏障的怀抱中，在一抹云烟的笼罩中，夕阳西下，孤独的城楼也紧紧地关闭了。那么，将士们在这孤城中又如何来度过这漫长的夜呢?喝一杯边塞的浊酒，思念起在万里之外的故乡。思念故乡为什么不回去呢?原来还没有把西夏敌人制服，国家的安危还没有保证，还没有为国建立战功，如何能像逃兵那样回去呢?呵，当地的羌人又吹响了他们的羌笛，声音哀怨悠长，此时已是白霜满地了。大家都睡不着，将军的头发白了，战士的泪水又流下来了。

宋仁宗康定、庆历年间，范仲淹节镇西北，在今天的甘肃写下了这首词。1038年李元昊称帝，正式建立政权“夏”，史称“西夏”，在西北边境上，与北宋展开争夺战，给宋朝以严重威胁。康定元年（1040年）李元昊攻占延州，宋兵败。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被韩琦保荐为龙图阁大学士、陕西经略安抚使，担任延州知州。从此，范仲淹用了三年时间在甘肃庆阳开始了他抵御西夏入侵的保卫战。他到庆州后，犒赏诸羌，和解各民族之间的仇杀。例如，曾经暗中勾结李元昊的酋长600余人，受范仲淹感召，归顺宋朝。他还在通往西夏的要塞大量修建城堡，建立起立体的防御体系。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到大顺城视察，觉得经过艰苦的备战，抵御西夏的要塞已很坚固，于是吟道:“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第二年，范仲淹再次到边塞要冲大顺城，写下了《渔家傲》这首词。

范仲淹这首以描写边塞萧条的秋景做衬托，以抒发守边将士爱国和思乡为宗旨的词，正是开了以词抒写比较阔大的情感的先河。后来，苏轼和辛弃疾的豪放派，把范仲淹的这一尝试扩大为词的一大流派。范仲淹这种在艺术创造上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从思想价值上说，范仲淹这首词最大的特点是表现了历史与人文的张力。将士守卫边疆，坚守“孤城”，深知“燕然未勒归无计”，是不能离开阵地的，即使再思乡，再苦闷，再艰难，也要为保卫国家坚守到底。这样，词就肯定了一种“历史”的要求。联系上述宋朝当时西北部的西夏外患，那么这种历史精神、爱国精神就更在这首词中凸显出来。但是肯定了历史精神之后，还要不要一种人文关怀呢?当然要，这样，词中又充分地表现将士们思乡思念亲人的合理性。“浊酒一杯家万里”，家、亲人在千里万里之外，一杯浊酒怎能消解思乡思亲的苦恼呢?“一杯”与“万里”相对照。另外，词中以环境描写衬托感情。上片写环境，由一个“异”字引起，说明边塞秋天风光的独特性，然后用雁的形象来衬托人的心理。雁要南飞，不留恋这荒凉之地，那么人怎能耐得住这种凄凉呢?可是为了国家，守卫疆土，还是要忍受这大雁都无法忍受的地方啊!这样词人在肯定了守边的历史精神的同时，又肯定了思乡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燕然未勒”与“家万里”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不是要这个，就不要那个，是两个都要。“熊掌”要，“鱼”也要。在这种两者都不能放弃的矛盾中，作者把将士们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秋景与人物以及周边氛围的生动描写展现得很有诗意。“历史——人文”张力的价值经过具有诗意的艺术描写而完全美学化了，这是这首词的成功之处。

我一直认为文学的思想价值，是不能直接呈现出来的。它必须而且也可能“隐藏”在审美的艺术描写中，表面看是情节，是情景，是场面，是人物形象，是具体的细节等，但历史的、人文的深厚的思想就隐含在这描写里面。列夫·托尔斯泰对青年作家说:在作品中不要“大谈学问”“不要训诫”“不要按照自己的意志随便打断和歪曲小说的情节，自己反要跟在它后头，不管它把您引向何方。”[21]也许托尔斯泰说的话有点片面，但他的意思是，作品的思想价值应该隐含在作为艺术描写的情节中，让情节自然流露出来。这是经验之谈。我们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所谓艺术描写，如情节描写，情景描写，都不是枯燥的叙述，而是充满情感评价的描绘，它的具体性和诗性完全融合在一起，这就形成了艺术中的审美。情节和情景如果枯燥地叙述，那么艺术就还是灰色的，只有艺术中的审美形态完成了，那么就像灿烂的阳光照临艺术的大地，作品中的情节和情景都沐浴在辉光中，它鲜蹦活跳，它晶莹剔透，它耀人眼目，它温暖人心，由不得你不感动、不欣喜、不神往。

我以前讲过“审美溶化”论，人为在艺术的审美中，社会、道德、伦理、历史、人文等因素都“溶化”于审美中，如盐溶解于水，“体匿性存，无痕有味”。有人质疑我的说法，说我这是什么不顾作品内容的“审美主义”。我的说法怎么是“审美主义”呢?我强调的是，在艺术作品中，社会的、道德的、伦理的、历史的、人文的价值思想，都有它们的重要地位，只是这些价值思想不是直接呈现于作品的外表，而是溶化与审美形态中，溶化在作品的诗情画意与作品的语言、情感和形象中。尽管“溶化”了，盐之“体”似乎藏匿起来了，但盐之“性”仍然存在，即社会的、道德的、伦理的、历史的、人文的价值思想在美学化后仍然存在。所以我至今不后悔我的这个比喻。

小结:在当前历史理性获得某种进步而人文关怀严重失落的背反语境中，文化诗学的精神旨趣就在于重塑这种“历史——人文”的双重价值。在物质得到极大提高与满足的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我们需要发扬人文精神的基础与依托，在历史与人文的深度中，肯定人性、人情与人道主义以及感性、灵性、诗性对人的重要性。文化诗学提倡“历史”与“人文”间亦此亦彼的张力关系，文学艺术正是在这种张力关系中获得诗意的表达与精神价值的诉求。

[1]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7~48页。

[2]马克斯·霍克海默、泰奥多·阿道尔诺:《启蒙的概念》，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3]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8~49页。

[4]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1页。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109页。

[9]陶东风:《从现代性的视角看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文艺报》1999年10月19日。

[10]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1页。

[11]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英国的自然主义》第四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12]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1922年第1期。

[13]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9页。

[15]《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编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16]《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编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

[17]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

[18]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

[19]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5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21]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董启，译，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