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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变后荣禄保翁（第2页）

[18]蔡金台致李盛铎书，戊戌九月二十五日，邓之诚：《骨董琐记》，604页。

[19]黄尚毅：《杨叔峤先生事略》，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12，《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334页。

[20]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17页。

[21]《李鸿章致李经方书札》（50），《历史文献》，第8辑，1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2]于荫霖：《请简用贤能大臣并陈五事以救时局折》，《悚斋奏议》卷3，民国十二年（1923年）都门刻本。

[23]黄尚毅：《杨叔峤先生事略》，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12，《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334页。

[24]《清德宗实录》，卷417，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丁丑，《清实录》第57册，467页。

[25]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可参考茅海建：《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戊戌变法史事考》，218～28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6]陈衍：《张相国传》，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2，《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270页。张之洞去世后，《神州日报》刊文说：“斯时，德宗皇帝已下诏变法，而先期降旨召公入都，以孝钦显皇后手擢之人，且为言新者领袖，既可弹压群伦，且能调和两宫故也。公闻召，行抵上海。翁同龢谮公，谓不可恃。值湖北有小教案出，遂有廷命命公还任。”见《张之洞全集》第12册，附录三，1037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另，苏继祖也记述云：“今春上既决意革故图新，乃召张公来京，辅助新政，守旧大臣，恐张异己，百计阻尼，得借沙市教案令回两湖本任。时人多惋惜之……”见《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334页。

[27]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28、3129、3133页。

[28]《寿徐荫轩相国八秩》，朱育礼校点：《翁同龢诗词集》，15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9]张之洞未能入枢根本上还是慈禧不认可，在她看来张与翁同龢一样，书生气太重，不适合入枢主政。她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还是孙毓汶。参见邓之诚：《骨董琐记》，604页。

[30]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332页。

[31]鹿传霖家书，戊戌六月，见《鹿传霖任川督时函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编号甲170。

[32]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清季外交史料》第4册，3992页。

[33]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四月，刚毅奉命到江南查办事件，时人信函中透露其行踪时说：“大约刚大人在江南尚有一时，因其与荣中堂不大十分融洽，欲借此在京外住住耳。”见《金振猷致张香涛等存札二》，余冰主编：《名人书札墨迹》第23册，76页，北京，线装书局，2006。

[34]《清德宗实录》卷432，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辛丑，《清实录》第57册，674页。

[35]《张謇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199页。

[36]刘坤一：《复欧阳润生》，《刘坤一书牍》，《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633页。

[37]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483页。也有记述称是军机大臣王文韶力诤之。唐文治《茹经堂文集》记：“我师常熟翁文恭公之被诬也，满员刚毅与公有宿怨，持之急，必欲致公于死地。康梁案起，朝议将以公戍边，当是时，人人阿刚意旨，无敢言者。浙江王文勤公夔石，时为大学士，争之曰：我朝待大臣自有体制，列圣向从宽典，翁某罪在莫须有之间，今若此，则我辈皆自危矣。事乃得解。”见《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252页。就当时情形而言，王与荣禄的态度应是一致的，但对慈禧有直接影响的还是荣禄。

[38]参见马忠文：《“翁同龢荐康”说考辨——翁、康关系再认识》，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224～253页。

[39]冯熙撰《礼部尚书廖公墓志铭》称：“其（廖寿恒）入枢垣也，为翁常熟所引，常熟既以翼戴德宗，积与孝钦忤，公亦靖共受常轨，不为异己所容。常熟一摈，公遂以足疾归，而国事流失败坏，益岌岌不可为矣。”见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5，《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289页。

[40]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清代野史》第5辑，133页，成都，巴蜀书社，1987。

[41]《严复致张元济函》（13），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5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42]关于满族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何时形成，学术界尚存在争议，本文暂不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