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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吟志第二序列观念（第1页）

二、“吟志”——第二序列观念

中华文论中的“言志”说有一个发展过程。“言志”开始是与宗教活动相联系的，后来发展成为政治上、教育上的“教化”活动，又发展为交往场合的“赋诗言志”，再到后来才是“吟咏情性”的文学的“言志”创作论。作为一种理论，汉代的《诗大序》完成其形态，中间经曹丕、陆机的努力，到刘勰的《文心雕龙》终于成熟和丰富，“感物吟志”说，可以说是“言志”说的完成形态。

“感物”是产生文学的诗情画意的第一个条件。然而，在“感物”中出现的诗情画意还是分散、杂乱的，接着就要把这诗情画意提炼成具有一定意旨的情志，这样文学活动就需要有第二层的本原。这样“言志”“缘情”“吟志”的问题也就提出来了。

“诗言志”是先秦时期对诗歌性质的总的看法，它被后代的诗学家称为中国诗学的纲领。“诗言志”这个提法最早是由谁提出的，已无从考察。目前有文字记载的资料有《尚书·尧典》: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23]

意思是说，诗是表达思想、感情、意向的，歌是把语言吟咏出来的，

声音随着吟咏而抑扬顿挫，韵律则使声音和谐动听。有人认为这是《今文尚书》，是战国时代所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记的“《诗》以言志”，就有可能是“诗言志”说的首次记载了。另外《庄子·天下篇》所言“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中的“诗言是其志”，以及《礼记·乐记》所云的“诗，言其志;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等说法，应该说是反映了先秦时代人们对诗的普遍而朴素的看法。现在的问题是“诗言志”说是怎样形成的?“诗言志”说的内涵是什么?这里就这两个问题做些尝试性的回答。

（一）“诗言志”是怎样形成的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明了一个情况，在中国原始时代，并没有孤立的、单纯的诗，诗、乐、舞是一体的。据《吕氏春秋·古乐》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24]

这里，对原始的艺术做了较详细的描述。这种描述可能有后来人的观念加进去，但大体看还是相当准确的，说明了最初的艺术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就是说，我们的先人是边唱边舞的，而唱之中又有诗的成分。诗、乐、舞三者一体的原始艺术的特征，说明了最早的诗不是独立存在的。实际上，后来的《诗经》也都是配乐的，只是这音乐失传了。那么，为什么最早的艺术是这样一种综合形态的呢?这就跟艺术的最初的作用密切相关。而我们要研究“诗言志”说的形成，也要从这里切入。包括诗在内的中国艺术的作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诗歌发展的宗教阶段。中国先人的艺术活动最初是作为宗教活动而开始的，如上述所引的“葛天氏之乐”是集体的艺术表演活动，是一种巫术仪式，它可能是祷告，祈求上天保佑生产活动得到成功，其主要作用是功利性的和应用性的。又如《礼记·郊特牲》载:“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也是配乐舞的，很明显是咒辞，即通过这种咒语，希望达到歌词中所说的目的。在《诗经》中，也有大量的为了祭祀目的而写的歌词。这些都说明，最早的诗歌既不是独立的，其作用也还不是言志，而是宗教性的。这种诗歌活动的原始形态，生动地反映了诗歌创作活动与人类生产劳动的直接联系，而且决定了在很长的时间内，诗歌一直保持着这种宗教功能。诗歌的宗教功能包括巫术功能、祭祀功能和卜验功能等。

第二，诗歌发展的政治阶段。西周王朝建立后，随着礼乐制度的产生，政治权力结构成为社会的中心，诗歌的政治功能也相应地凸显出来。尽管这时候诗、乐、舞的宗教功能还保持着，如当时的献诗制度就含有“辨去祅祥于谣”的卜验作用，但应该说诗、乐、舞的主要作用已转到政治方面。周代的献诗、采诗的制度有很强的目的性: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25]

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26]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27]

这是关于西周时期“献诗”的记载，稍后的文献还有“采诗”的记载: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28]

这些材料说明周代确实建立了“献诗”和“采诗”制度，这是礼乐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其目的是为了听取下层意见，以“补察时政”，使王者可以根据这些意见，对政事进行斟酌。

当然所谓“辨祅祥”的卜验的宗教因素也还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的了，诗歌活动加入了政治的因素，而且变成主要的一种功能。像《左传》中详细记载的季札观乐，已是一种政治活动，宗教功能已消失。诗歌功能从宗教到政治的转变是十分深刻的，有着重要的意义。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补察时政”的目的的凸显使诗与乐、舞逐渐分离，诗的语言意义就得以突出，因为王者既然是要听取意见，就不能不重视诗所包含的意义。这就为“诗言志”说的出现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第三，诗歌发展的教育、社交阶段。与诗歌的政治功能相联系，诗歌的教育、社交功能也得到发挥，诗成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周礼·春官》记载周代的教育制度，其中就含有这样的内容:

“大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诗成为教育的一个科目之后，大家对流行就都比较熟悉，于是赋诗、引诗活动也就活跃起来，这样诗就进入社交活动，赋诗成为一种礼节、仪式，你是什么身份，就赋什么诗。郑玄注《礼仪》就说:“乡乐者，风也。小雅为诸侯之乐，大雅、颂为天子之乐。”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享宴用乐都有严格规定，不能乱。后来礼崩乐坏，出现混乱情况，如有的诸侯用了天子才能用的诗乐，表明诗乐的运用不但象征了政治需要，也强调了诗乐的文字意义。同时，赋诗、引诗活动广泛用于内交和外交场合。这在《左传》《国语》《论语》等著作中都有大量的描述。这种赋诗、引诗活动既表现一个人的修养水平，也表现一个人的“专对”能力。而这样一来，诗乐中的文字语言意义就更进一步突出，“诗言志”的理论也就呼之欲出了。

第四，诗歌发展的言志阶段。在诗乐的政治、教育、社交功能充分发挥的基础上，赋诗言志的活动终于成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一个赋诗言志的实例: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戳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29]

赵孟是晋国派到郑国的重要使臣，赵孟提议的七子同赋，目的是“观七子之志”。七子中六人赋诗，虽有所不同，都不过是称美赵孟之意。唯第二位伯有赋诗《鹑之贲贲》，原是讽刺卫国君王**废政的，其中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人之无良，我以为君”的怨愤之语，伯有乘郑伯招待客人之际赋此诗，明显是借此讽刺郑伯，所以赵孟一听，就明白伯有对郑伯有怨气，就机警地回答:“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意思是这是你们的内部问题，你怎么公开说出来了呢!而且也不符合“诗歌必类”的规定。所以在宴会后，赵孟就对叔向说:“伯有将为戳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这里是说，赵孟在伯有所赋的诗歌里面听出了伯有的“志”，感觉到他对郑伯的讽刺必然会遭到报复，其结果可能被杀。总的来说，七子是赋诗言志，即利用现成的《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思想、感情，还不是自己创作诗歌来“言志”，这和后来所说的“诗言志”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既然赋诗可以言志，那么诗歌的作者就更可以利用诗歌来“言志”了。

在《诗经》中，“美”“刺”“讽”“谏”的概念早就出现，这些概念和“诗言志”的概念虽然不能完全等同起来，但也有接近的地方。因为“美”“刺”“讽”“谏”实际上是作者“志”的具体表现。因此，我们认为，“言志”早于“观志”。诗里有“志”，赋诗的人才能从诗中“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