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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先生的五星级文章及学术活性（第2页）

（11）《鄂君启节铭文释地》（1962）：这篇文章当然应该和它的余响《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1963）合读，梳理了当时楚国境内水陆交通状况。既是对铭文中地名的合理考释，又是对当时地理环境（尤其是河湖水系）的研究心得。圆融贯通，纵横无碍。

（12）《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1973）：之前有《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及《再论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之作，此篇在获得考古新资料的基础上踵事增华，由自然环境而推及人文，重在前者。并世学人侧重自然环境则多疏于人世变迁，偏重人文历史则多不顾自然背景，此文深得地理学综合研究之旨。且文章结构清朗，显豁无比。

（13）《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1975）：含汉初长沙国南界、汉初长沙国西南边区的8个县治、水道名称的演变三个部分，看似琐碎，所涉及的却是西汉长沙王国境域变迁（当时有学者以《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末年政制释汉初长沙国）、政区界线划分、秦代县数等宏大得不得了的问题。

（14）《〈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1978）：无话可说。谭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已经说过：“这是我的一篇得意之作。古今学者讲到汉以前古黄河全都只知道有一条见于《禹贡》的河道，谁也不知道还有其他记载。如今被我从《山经》中找出这么一条经流凿凿可考，远比《禹贡》河水详确得多的大河道来，怎不令人得意！”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帮他得意。

（15）《云梦与云梦泽》（1980）：无话说。邹逸麟先生曾有评价：“澄清了一个千年疑案”，“实际上是一篇江汉洞庭平原区地貌变迁和地区开发史的论文”，“对研究长江流域湖泊平原的变迁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地质钻探资料也已证明了它结论的正确性。

（16）《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1981）：该文第五部分是“结论十二点”，以谭先生惜墨如金、简洁明了的作文风格，其内容之丰富、重大可知。《长水集》自序对此未做评价，我个人觉得它无论从哪方面都比上述第15篇有过之而无不及。

（17）《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19811988）：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20多年的心得，其重要性已经超出历史地理学而上升到整个历史学领域。也许可以说是历史地理学在它出现（1934）的前半个世纪内为历史学所做的最大的理论贡献。

（18）《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1982）：对《山经》所涉及地理问题的一次全面清理。如果谭先生耐得烦，将《山经》的原文都附上去，并且罗列一些前人陈说，那就是一部专著，而且还是高质量的专著——因为里面有那么多别人无法梦见的真知灼见。文本非常完美：先交代学术史，再讨论方向和里距，然后逐一考证，到最后与《禹贡》进行比较，认定《山经》的写作地点应肯定顾颉刚先生的周秦河汉之间说，写作时代得把顾先生的“《山经》早于《禹贡》说”颠倒过来。前人关于这两部先秦地理名著孰先孰后的讨论不知凡几，但因都没有搞清《山经》地物的具体所在，因而那种讨论大抵迹近无根，对二书地理价值的比较也无非隙中窥月。此文为先秦地理的研究开一新境界。

（19）《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19841986）：此文的写成颇有点戏剧性。提纲是谭先生在1957年发现问题之后迅即写成的，他以此在那年5月做了一个校庆学术报告并油印分发给海内同好，以为万事大吉。不料时过20多年有人以其所赠提纲敷衍成专文公开发表，并号称是自己多年钻研的收获，谭先生气不忿，这才将提纲找出来撰写成文。我们得感谢那位大侠，要不然以谭先生的性格和倥偬，我辈小子很可能就没有看到这篇文章的福分。没话说。邹逸麟先生早已阐述：“我国境内河流除黄河外，要数海河水系变迁最大。但海河水系形成于何时，以前所有学者都没有搞清过。”即此可知该文的分量。文末有一个后记，解释何以对旧作只“改写”而“不增加任何新的内容”：“我可不是主张抱残守缺，研究历史地理可以只在故纸堆中讨生活；这是因为寒斋只有这些旧籍勉强齐备，过此就得跑图书馆、资料室，就不是我这个衰老而残废的人所能办得到的了。”落款署：“1984。7。15。改写脱稿后挥汗书此。”每次我看到先生的这类文字，都感动得想流泪。

（20）《唐代羁縻州述论》（19861990）：题称“述”，其实通篇是“论”。称“述”的目的大概一是谦虚，二是文气的需要（去掉这个字念起来音节不谐调）。讨论的时代限于唐，其实可作为研究历代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纲领性文献。

（21）《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1986）：任何人做这类题目，恐怕都难免空空只手，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但这篇文章题目大，内容实，耳目新，令人不能不佩服其思维行走线路的巧妙。然而谭先生的巧，又巧得风格沉雄，绝不让人看出他在讨巧。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指导性文献。

（22）《中国历代政区概述》（1987）：《长水集续编》中的文本是1984年、1987年先后发表的两个文本的组合，为此我们要感谢葛剑雄先生。文中先叙述历代政区的实态，然后谈演变的规律，涉及政区数量、幅员、层级、官员诸方面。在最后“几个应予注意的问题”中又着重谈到了唐宋的郡名以及旧时代文人习用的地名古称、别名，我觉得可以就这一部分发展出一个专题研究，就叫：文学地名学。

（23）《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1988）：约2500字，分8个部分，谈的是海南岛与大陆的关系史，附论梁隋间高凉洗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考定海南岛自西汉弃珠崖、儋耳二郡后，直到隋代才重归大陆版图，发千年之覆，完全是一部专著的规模。

（24）《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19901992）：谭先生的绝笔。上篇是发凡，由谭先生口述、葛剑雄先生执笔；下篇是举例，仅写成谈历史人口地理的第一部分。造化弄人，如今我们只能欣赏它的残缺美了。尽管如此，露出云端的这部分早已是一副神龙的模样。

除了上述这些，谭先生当然还有一些好文章，但我觉得那些都不能跟这24篇相比。例如，《新莽职方考》（1934）从问题来说足够大，文本也很壮观，末尾还附考了新莽郡县官制以及改汉郡县名通例，但我觉得那主要是一个钩稽、爬梳、归纳的工作，智慧含量不太够。《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19411942）从牵涉到的问题来说足够大，但方法较为普通，文本也较为简单。再有，《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19741980）从文本的复杂及智慧含量来说程度都很高，但毕竟只是一个考察报告，问题欠宏大，而且篇末还注明当中包含了张修桂先生的两点看法。要之，谭先生的文章篇篇都有个人的见解，但五星级的文章大概就是上面这24篇。若算上三星级的，应该有40篇左右的样子，那些姑且不说它。

从这24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若干问题。其一是，过去我们老有人觉得谭先生的论著不算多，他本人也在《长水集》序中自况写文章出手很慢，现在看来那样的印象欠准确。在五星级文章的层面上，谭先生的论著之多是骇人的。我没盘算过他的同辈人中有多少人能达到那样的水准，就目前而言，一般的教授大概有那么两三篇就算不错，有五六篇的话就可以算很好的教授了。

当然，谭先生在当教授前他的五星级文章也只有5篇，那一年他31岁（1942），加上其他文章，共31篇。到1949年，他的五星级文章增加到7篇，应该说，也不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令人惊讶的是后面。他于1978年中风，从此半身不遂，可是他出五星级文章的速率并没有因此而衰减，反而还大大高于以前。这以前47年（1931—1977），即使扣除新中国成立初期耽搁的2年，“**”中耽搁的3年，也还有42年，五星级文章13篇，平均每年约0。31篇；而这之后到他最后病倒（1991）不足14年，五星级文章为11篇，平均每年约0。79篇。后14年的年出产率约为前42年的2。55倍！

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尽管我们可以为这一现象找出许多客观理由，在前42年中，谭先生有很多时间花在了别的事情上。诸如，他年轻时编《禹贡》杂志，经常要为作者改稿甚至写稿，后来又为生活而辗转奔波，经历抗战、解放战争等社会大动**，新中国成立后搞集体项目一搞就是20来年，等等。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后14年他已是衰年有病之身，中间好几次小中风，在医院一躺就是几个月，而且还要带学生，还要应付身为社会名人而纷至沓来的各种杂事。在时间上，后14年他也是绝对得不到充分自由的。

那么我们只能说，在后14年他有足够多的东西要写，随便出手都是五星级文章。我觉得这个解释比较能说明问题。从文本上看，他早年的五星级文章虽然也美轮美奂，但晚年的文章更大气磅礴，臻于澄明洞彻之境。这显然与他中年以前的积累分不开。他晚年的文章有些是对中年所做具体工作的提升和总结，如《中国历代政区概述》《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之类；而有些则是将中年的发现撰写成文，如关于黄河故道、海河水系、唐代羁縻州诸篇。在《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一文中，他述洗夫人功业时写道：“笔者察觉此事约已五十年，惜未能见诸笔墨。”我相信类似的发现他还带走了不少。因为就在我从他问学的短短1年多时间里，他就说出了很多让我闻所未闻、自己也根本想不到的想法。悠悠苍天！如果还假他以年，谁知道还有多少珠玉会蹦将出来？

小时候常听老师们念叨一句话：“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言下颇有不屑之意。如今读着《长水集》《长水集续编》，我想，一个人如果真能读书死，那该是多么值得羡慕的事。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

图二长水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