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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与情怀（第2页）

近年来，提上述问题的人基本上不太有了。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史地所已经有了新的标志性重大成果，那便是葛先生与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主任包弼德（PeterK。Bol）教授共同组织，两个单位合作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这可以说是谭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业内简称“谭图”）在信息时代的升级产品。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史学界两项最重大的基础工程之一，“谭图”（另一项是标点二十四史）包括20个图组、304幅地图，收地名约7万个。它的贡献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使用的角度，我认为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这是第一部将历代政区精确到某一年的历史地图集；二是，它采用了现代地图作为底图。这就将历史地图提升到了科学的高度——此前所有的同类地图其实都只具有示意性质。

由于工程量浩繁，“谭图”对每个朝代只设定了一两个“标准年”。这对于了解历代疆域变迁及政区设置概貌基本上有效，但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则常常不够用。如果想了解的内容不在“标准年”，读者便不得不自己去进一步考证。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其实受制于纸质载体的表现力。它是静态的，每增加一个标准年就要增加许多篇幅；就连发现了一些小错误，要在新版中及时纠正也非常困难，因为需要重新制版。职是之故，谭先生生前就对该图集有诸多不满意，却一直无可奈何。

这种种无奈到了信息化时代都不复存在。自从GIS（GeographiationSystem）技术发达以来，通过编撰数据库，以此为基础实现计算机自动制图，这就使得逐年检索在技术上成为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只要数据库足够强大。等于是提供了一个多维动态展示的载体。而一旦发现某项数据有错，也只需在后台更新一下，实在是便捷之至。

在进入新千年之际，葛先生与包弼德教授携手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研发。这里面，葛先生尽管不是技术专家，但他作为一位学术领导，敏锐地认清时代潮流，及时抓住历史机遇，策划并组织了这一项目的实施，可以说居功至伟。

尤需说明的是，CHGIS的项目产品不仅是一个将中国历史政区精确到每一年的检索系统，它还是一个开放的、容量无限的信息平台。只要研发出一些专题数据库，加载上去，就可以由计算机自动生成一些专题地图。这就为中国历史上的时空信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支撑界面，也为一切关于中国文明的研究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

十几年前，我经常有这样一个困惑：历史地理学自1934年“禹贡学会”成立以来，一直都在实现顾颉刚、谭其骧以及侯仁之、史念海等诸位先生在成立“禹贡学会”时树立的学术理想，包括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具体如编绘历史地图、编撰历史地名辞典、整理历代地理志，等等；70年间，由于技术进步，那些理想的实现程度在与时俱进，但从大的方面看，学术问题、研究资料、研究方法都没有出现质的创新。现在看来，GIS技术的应用，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方法上的革命。

从表面看，GIS只是一种表现手段；但就研究过程而言，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种新的技术体系，要求研究者将各种信息格式化、规范化，然后编撰出数据库。当然，历史资料时有缺环，特别是一些人文资料很难量化，为这一技术的应用带来很多困难；但是，它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个新的看问题的角度，有了这一理念，也许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代用资料，即或无法实现，至少能多一个新的参照系。

目前CHGIS系统的研究还没有最终完成，史地所官网“禹贡网”上还只能提供部分数据下载。而史地学界基于GIS技术的研究已出现了不少引人瞩目的成果，其精度之提升令人震撼。例如，以往研究河道变迁只能用手工画一些示意图，现在凭借历史文献、古旧地图、遥感图像等多源资料可以找出具体的定位依据。不难预见，随着CHGIS系统的成熟和完善，中国历史地理乃至于一切基于时空信息的中国文明史研究都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而这中间，葛先生的推毂之功是不会被遗忘的。

五

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葛先生时不时地走出书斋，很快成为文化名人，现在更是名满宇内的公知。他到过南极、去过北极，走进过非洲，西欧、北美常来常往。经常，好长一段时间没见他，正想念，却在媒体上见着了。或正接受采访，或在某地讲学。

对于葛先生这种生活状态，也许有些学者不太以为然。毕竟按照某些人的想法，躲在象牙塔里皓首穷经才是所谓的学者本色。这里面当然有个性的因素，在一个多元社会里，凡有利于学术和社会进步的行为都应该受到肯定。我个人感觉，葛先生近20来年的种种努力，至少在客观上大有利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作为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历史地理学无论是在历史学还是在地理学里面都不可能占据主流位置。新中国成立以后，它之所以能在学界和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与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巨匠的个人影响是分不开的。近20余年来，先是三位先生渐入老境，终至凋零已尽；继之“20后”“30后”两代学人也年岁渐长；弘扬历史地理学科、引领后学前行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葛先生这一辈学者肩上。他牺牲一些个人做研究的时间，走向社会，对于提升历史地理学的社会知名度，扩大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影响，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况且，葛先生从来就没有远离学术一线。他卸下史地所所长之职后，担任复旦图书馆馆长，同时一直坚持在史地所开课、带研究生。他指导的博士论文有两篇获得全国百优，还有多篇获得提名；他门下高足颇多龙象，虽不能说“极一时之选”，至少可以说“于斯为盛”。

关于学生，葛先生总是谦逊地说：好学生不是老师教出来的，是学生自己学出来的。从老师倾注心血的投产比来看，这话确有一定道理。估计很多为师者都有类似体会：越优秀的学生，教起来越是省力，往往一点就通，还能教学相长；否则反之。当然话也要说回来，再优秀的学生，也需名师点化，同样的学生在不同老师手下出息不一样，可见树大从根起，老师的作用不能不说是“大矣哉”。

事实上，从葛先生对谭先生，也可以看出他对师生关系的真正诠释。葛先生与谭先生之间有一种类似于父子般的感情。他自读研期间开始担任谭先生的助手，前后10余年，举凡谭先生的日常事务，包括往来信件、对外联络、代收薪资稿酬，等等，都是葛先生帮着处理；至于编校文稿之类，更是责无旁贷。尤其难得的是，谭先生自1978年中风后不良于行，每次出差都是葛先生陪护，学术助手更兼生活秘书，这是很多子女对父母都难以做到的。

还记得在谭先生的告别会上，葛先生起先一直在抖擞精神照料场面；待来宾散去，轮到及门弟子行告别礼时，葛先生紧绷的神经突然放松，顿时哀伤逾常，痛哭失声。当时在场的谭门受业无不泪泗滂沱，如丧考妣。2011年复旦举行谭先生百岁冥诞的纪念大会，葛先生在讲话中情致深茂，多次声音哽咽，泣涕潸然。这当然都是真性情的天然流露。显而易见，若不是对老师的栽培之恩念兹在兹，葛先生不可能如此自感并且感人。

葛先生曾在《中国移民史》的前言中强调：是谭先生的移民史研究“为中国移民史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不仅是指他对某一时代、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具体研究成果，更包括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理论、精辟的见解和独特的方法”；不仅如此，他还写道：“在协助他选编、校定论文集《长水集》的过程中，我研读了他有关移民史研究的全部文稿，并有机会聆听了他很多没有写成文字的观点，对移民史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这些文字让我十分佩服，同时也十分感动。他如此推崇谭先生的功劳，特别是声明有些认识得自谭先生未曾成文的耳提面命，既表明了他对科学道德、学术伦理的尊重，也充分体现了他对自己学术贡献的安全感。

六

葛先生是个有性情的人。作为上海人——尽管他经常声称祖籍绍兴，但从少年时就移居上海，从文化地理角度他显然应该算上海人——他很注重生活的品质。当然，以舒适、惬意为主。同时，也爱好艺术，如音乐、书法、摄影等。只是他非常理智，对这些都没有迷恋到发烧的程度。

表现最明显的是摄影。早在胶片时代，他就有很好的进口相机，而且在80年代他还买过摄像机；如此舍得花钱，我起先以为他肯定要做一个发烧友。可是没有，烧到一定程度，他就不烧了。水平当然是不错的，拍些片子做资料，设备和技术都绝对够用。

书法也一样。他练过，尽管平常很少谈论，可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平常偶尔谈到某些碑帖，他也会流露出比较熟悉的样子。由于生活节奏快，他很少有机会舒毫，但对硬笔字相当讲究。年轻时笔下还未免拘谨，现在已经融心得于一体，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浓浓的书卷气，非常有味道，绝无专业书匠的那些恶俗。其风格似以得力于二王（羲之、献之）为多。

音乐方面，他好像“此调不弹已久”。80年代经常见他用一个日产的随身听，既用于听英语，也用于听音乐。当时他喜欢听西方古典。90年代初，所里办公条件还比较简陋，有一次在全所聚会上，他曾用个人设备将他喜欢的音乐放出来与同人分享，也是西方古典。再后来就比较少见他欣赏音乐，但凡所里有聚会，他就表演清唱。平心而论，他唱功比较一般，但态度很好，往往以歌曲内容取胜。他不关心时下小年轻喜欢的那种鬼里鬼气的流行乐，但能记住他成长过程中一些奇奇怪怪的歌。有一次，他唱了一曲据说是“**”中最长的语录歌，咿咿呀呀唱了老半天，旋律一点美感都没有，听起来都烦得不得了，真难为他记了那么多年——不过说实话，他有没有唱错，我们也不知道，只好猛拍掌。

跟葛先生相处日长，我慢慢地发现，葛先生真是个天生干大事的料，就连对待爱好都能克制，绝不至于玩物丧志。他花那么多钱买那么些好设备，其一固然是喜欢，其二则是作为上海人，他具有非常领先、实用的消费观念。

从投入精力的角度看，葛先生应该不算技术控；但他对于一些与他工作和生活相关的新技术、新设备非常敏感，很舍得花钱。他大概算国内文科学者中最早用电脑的一拨人。早在80年代他就用四通打字机写作，进入90年代后，所里还没买电脑他就买了个人电脑，之后又不断更新。等所里买第一台电脑时，他已经用第三台了。他不仅自己用，还力劝同事、学生们用。史地所一些比他还年长的学者也很早就学会用电脑，与他的鼓吹有关。他曾在所里义务给同事们教五笔字型输入法，我就是在那个班上学会的，迄今未改。他多次说：“如果等你到90岁了给你一台最好的电脑，有什么用？”意思是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生活品质的设备一定要趁早买，早买早享受。

早在1985年他作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留美期间，他就用上了汽车。在国内学人中不用说也是很早的。现在不知更新了几次。不过，说来也怪，这么一位屡屡站在时代潮头的葛先生，却从来不玩手机。尽管他很早就玩微博。我们要找他只能通过几个熟悉的座机号码，或者发电子邮件。

这就是机智过人、总能给周围人带来新鲜刺激的葛先生。我常感慨，能有这样一位老师，并长期与他共事，经常聆听他的教诲、得到他的点拨，实在是人生一大幸事。

原载《传记文学》201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