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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筸出凤凰（第1页）

镇筸出凤凰

一

20多年来，我对凤凰一直保持着特殊的关注，尽管从没去过。

1988年，我在岳麓山下读研；深秋，业师何业恒先生带我去拜访住他隔壁的林增平先生。当时林先生那篇《近代湖湘文化初探》问世未久，受此影响，“湖湘文化”在三湘四水间高唱入云。何先生自己是历史地理学家，尤以珍稀动物的分布变迁研究堪称独步，可他希望学生们对乡邦文化能有所钻研。林先生说：凤凰作为湖南、贵州交界的一个偏僻小县，近代以来出了三个世界级人物——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要是能对他们何以成功探讨一下，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凤凰。之前，只对熊希龄、沈从文有一些了解，但从没关注过那个地域。由此也种下了我后来从事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前因。一年半以后，当我负笈沪上，投考谭其骧先生的博士生，多亏有了这一段用功，对于谭先生在面试中提出的关于湖南地域文化的问题多少能够应答一点。谭先生当即对我说，如果能够考上，希望我就湖南、湖北的范围做一个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工作。

当时“湖湘文化”的热潮刚刚兴起。就是在全国，研究地域文化也还不成气候。很多人都在做一些概述性的讨论。而湖南师大已出现了多位用功甚深的专门家。其中一位是中文系凌宇先生，他关于沈从文的研究早已引起国际性的关注。另一位是历史系周秋光先生，他对熊希龄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已广受学界佳评。两位先生都在锦年素时，他们对我的登门求教从不嫌弃，或提示资料，或分享心得，让我每次想起来都感念不已。

更令人感念的还有另一个场景。当资料读得差不多时，我清理了一下思路，想再去找一次林先生。正筹划着，有一天在去图书馆的路上碰见了他。当时漫天飞雪，他身着青色外套，缓缓地从政史楼旁边的长坡往下走。我迎上前去，向他汇报。他且说且走，一路转过语数楼，把意见说完，然后缓缓离去。我站在雪地里，心潮澎湃，眼前弥漫着一片温暖的绵白。

转年开春，稿子杀了青，参加学校的五四征文，榜上亦有名。学校原本说要出一个专辑，但不果行，不知跟入夏后的形势变化有无关系。总之，文章交上去后如泥牛入海，直到8年后回母校参加学术活动，当年经手其事的一位同学谈起，才知原稿尚在其箧中。因请寄还，恍如隔世。

现在看来，那篇习作非常幼稚。我之所以不讳言于它，一是不敢忘怀师恩，二来可用以考验自己读书的进境，其三还有个妙用，就是每当看到学生的作业怒不可遏时，回看一眼自己的当初，可以多一份仁恕之心。

那篇文章从时代、凤凰的自然环境和民俗、少数民族血统、相互间影响五个方面展开，统共5000字。面面俱到，泛泛而谈。其中最不能解释的是：文中提到的那些客观因素在其他地方，至少在湘西简直是普遍性的存在，为何只有凤凰出了三杰？

二

文化地理学研究人物的成长环境，以探讨环境对所出人物的激励和制约，从技术上属于统计分析。在人文社科领域，统计分析最重要的前提是分类。我在前文中没有意识到个中利害，对“凤凰三杰”等量齐观。其实，他们的成长很明显分属于两种类型。

熊希龄属于科举入仕。他的成功首先是天资聪颖，科场得意。14岁入学，19岁中举，24岁成进士、点翰林，这些，与凤凰的环境基本上无关。如果说有关，只能说是负相关。在一些文教昌明之地，士子足不出乡里就可以完成受教育的全过程；而身为凤凰人，熊希龄为完成学业，不得不转徙芷江、长沙。因而，他的成功在凤凰很难被复制，当地以类似方式达到与他相当高度的人绝无仅有。

问题是，科场得意而顺利入仕的并不鲜见，而作为堪与熊希龄相提并论的为数不多。这，恐怕不能不认为其中有着凤凰那个环境的影响。

当熊希龄成长时，凤凰的行政建置是直隶厅。直隶厅是清代特有的行政制度，主要设于一些开发尚未“成熟”的地区，境域与县相当，而行政级别介于府、县之间。当时设在湘西的有乾州（今吉首）、凤凰、永绥（今花垣）三个直隶厅，都是嘉庆二年（1797）升格的。之前是辰州府下的三个厅。凤凰厅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凤凰营改建而来。

凤凰营始置于明隆庆三年（1569），原址在今县城西南六十里的凤凰山，因山而得名。县城旧名“镇筸”。关于其得名所自，道光《凤凰厅志》卷1《沿革二》有云：

厅名镇筸者，以昔日乾州之四里、永绥之六里，其苗人归镇溪千户所管辖，责永顺土司承担，为镇苗。凤凰沿边，东北自湾溪，西南至鸡公寨止，四十八寨苗獠，归筸子坪长官司管辖，责保靖土司承担，为筸苗；设参将一员，驻麻阳，兼管镇溪、筸子坪二处苗人，曰镇筸参将。此镇筸所由称也。嗣因参将职卑权轻，又麻阳距苗地较远，改设镇筸副将，移驻五寨司城，而五寨司遂以镇筸称名矣。

这段话中，“镇筸”是由“镇溪”“筸子坪”两个地名的合称，可信。但作者有多处没讲明白，约而言之有三点：其一，“厅名镇筸”，指的是“厅城”又名“镇筸”，若“凤凰厅”则从未被称为“镇筸厅”；其二，“镇筸”作为地名系因官员的管辖范围而来，所指本来不限于今凤凰。

“镇溪”驻地即今吉首市城区。宋熙宁三年（1070）于此置镇溪砦，隶泸溪县。明洪武三十年（1397）置镇溪军民千户所，“时辰州卢溪县主簿孙应隆招谕蛮民复业者多，遂置千户所以镇之，以应隆为镇抚”（《明太祖实录》卷250）。康熙四十三年（1704）改土归流，裁千户所，设乾州厅；留下地名“所里”，于1953年更名“吉首”。

“筸”在字书中无释义。《汉语大字典》仅标明其读音，然后列“镇筸”条，释曰：“古镇名。即今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因其地有筸子坪溪而得名。”等于没解释。按“筸”字从竹，现通行作“竿”。据《湖南省凤凰县地名录》（凤凰县人民政府1983年编印），竿子坪“原名叫竹子寨，因山里竿竹丛生，村里人常在这里的集市坪里卖竿竹，故名竿子坪”。其说似较合理。

其三，将“镇”“筸”二地牵合在一起，其初并非始于“镇筸参将”，而是更低级别的“镇筸守备”，初设于正德八年（1513），隶麻阳参将。嘉靖三十三年（1554）移麻阳参将驻“镇筸”，才称“镇筸参将”。因而，原五寨司城被称作“镇筸”，当始于明正德八年（1513）。

入清后，镇筸地位不断看涨。顺治三年（1646）驻军将官由明代的“参将”升为“副将”；康熙三十七年（1698）移“沅州镇”（驻芷江）为“镇筸镇”，从此为总兵驻地。康熙四十三年（1704）改土归流，于凤凰营置流官（通判），移“辰沅靖道”驻镇筸（原驻芷江）。从此该城又为道台驻地。终清之世，镇筸为湘西最重要的军、政中心。

明了这一背景非常必要。沅水流域古来为“溪蛮”之地，秦汉以降开发极为缓慢；唐宋在此续有措置，但主要侧重凤凰北面的永顺、保靖，以及其南面的芷江、麻阳，这一形势至元明不改。元代在今凤凰设五寨长官司；明因之，又增设筸子坪长官司，均属保靖土司。明中叶后该地渐形冲要，入清后竟渐次成为湘西管钥之地。这一形势一直延续到民国。直到今湘西自治州以吉首为治所，凤凰才降格为普通一县。

“凤凰营通判”自设置（1704）后，由于与道台交流不便，不数年（1709）自凤凰营移署镇筸城。自此，镇筸城又享有“凤凰”之号。乾隆五十五年（1790）升“凤凰营通判”为“凤凰厅同知”，俟后“镇筸镇总兵”仍驻扎于此，因而厅治一直亦称“镇筸”。直到民国后，由于“镇筸镇总兵”不存，该地才得以专称“凤凰”。——不少人以为“镇筸”与“凤凰”这两个地名为先后继承关系，其实在清康熙以后两百年中，它们一直是并存关系。因为来自军、政两个不同的命名系统。

咸同军兴，凤凰有不少人起而弄潮。个中翘楚田兴恕（1836—1877），初随乾州人邓绍良出征长沙，一战成名，年方十六；咸丰六年（1856）自将五百人，号“虎威营”，亦称“筸军”。因其为镇筸人，且营中同乡甚多；而“镇筸”原系“镇”“筸”二地合称而来，“镇”既别建乾州厅，自然要大张“筸”字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