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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历史地理学八十年 研究技术引领学科发展（第1页）

附录历史地理学八十年：研究技术引领学科发展

澎湃新闻：禹贡学会成立于1934年，到今年正好80年。这中间，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呈现出怎样的阶段性？

张伟然：我觉得大体可以分为四段。从1934年到1954年年初，差不多20年时间，是第一个阶段。尽管禹贡学会提出要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的历史地理，但事实上，那段时间并没有改过来。1950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目中，仍列有“中国沿革地理”一课。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设》该年第11期（1950年7月）上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大声疾呼应更名为“历史地理”，这才引起社会上的普遍重视。第二个阶段，大体从1954年到1979年，20多年间，历史地理学真正进入一个分头并进的实质性发展阶段。之后，从国内人文地理学复兴（1979），到上个世纪末（1999），差不多20年，可以算第三个阶段。这期间，历史人文地理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历史自然地理却相对低落。新世纪以来，10多年时间，由于GIS技术的推动，以及一些新的学科理念的引进，历史地理学焕发出新的活力，出现了一个“中兴”的局面。

澎湃新闻：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属于史学范畴，顾颉刚先生、谭其骧先生提倡将它改造成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这属于地理学范畴。从史学范畴到地理学范畴，这样的转变对历史地理研究有什么影响？

张伟然：沿革地理是中国的传统学问，这个研究范式是从《汉书·地理志》一脉相承下来的。它的核心是历代政区沿革，从实用的角度来说，也就是历代的地名。历史地名从数量上总归有七成以上属于政区名，而且是历史地名中变化最大的部分。前辈学人讲治史四钥匙，年代、目录、职官、地理，其中的地理就是“沿革地理”。它基本上是个从文本到文本的考证过程。

地理学在中国古已有之，但中国现代的地理学，其整个学科范式都是舶来的。地理学从时间上可分为三段：研究当下的，叫现代地理学；研究地史时期的，叫古地理学；研究这两者之间，即人类历史时期的，就是历史地理学（histraphy）。这个历史地理学，就有很多过去沿革地理所没有的东西。比如，历史自然地理。过去沿革地理顶多讲一点水道，分量很轻。主要内容还是疆域政区沿革。要把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的历史地理，思考问题的原点就换掉了。整个知识结构、提问方式和研究手段都大大地丰富了。

澎湃新闻：第一个阶段为什么没能实现这一改变？

张伟然：第一代历史地理学者完全看到了这个问题，但从禹贡学会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的生活一直很奔波。国无宁日，社会动**，一直没办法坐下来好好地做研究。可以这样讲，尽管禹贡学会造出了一种声势，但整个民国年间历史地理实际取得的成绩有限，不足以支撑整个学科范式的转变。所以，才会有1950年教育部仍将“中国沿革地理”列为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目之举。

澎湃新闻：在第二个阶段，历史地理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张伟然：从历史地理的学科发展来说，第二个阶段特别重要。1949年以后，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方针，学术也受到极大影响。地理学里面，人文地理不能讲了，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讲经济地理。地理学的基本结构也就分成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两大部类。

1949年以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有个很大的特色是“以任务带学科”，很强调地理学参与国民经济建设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起，历史地理学形成了三个重镇。一个是谭其骧先生所在的复旦，一个是侯仁之先生所在的北大，再一个就是史念海先生所在的陕西师大。谭先生从1954年起受命重编改绘清人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图》，后来发展到编纂出一套全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项工作前后绵延30多年，调动了全国的相关力量；除了复旦，其编纂人员还分布于中国社科院、南大、中央民院、云南大学等单位。就算在“**”期间中也只中断了3年。出成果，出人才，可以说比较好地实现了“以任务带学科”的目标。

侯先生和史先生虽然没有这样大规模的项目推动，但侯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是中国地理学会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工作除了在理论上对历史地理学不断进行阐发，主要围绕着城市（特别是北京城）、沙漠这两个历史地理专题而展开。史先生在陕西乃至全国都享有崇高的学术威望，他涉及的面非常广泛。以黄土高原为中心，覆盖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政区地理、交通地理、文化地理、聚落地理等多个方面，而尤以自然、经济、军事三个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侯先生、史先生下面都有一些学术助手，他们基本上跟着老师亦步亦趋。

澎湃新闻：这一时期历史地理的学术增长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伟然：方方面面。首先，整个知识体系变了。历史自然地理，这一块过去是完全没有的。沿革地理里面虽然偶尔也有点水道的内容，但那主要是资料排比，基本上没有什么科学内容。然而到了历史地理里面，历史自然地理如历史气候（这一块主要是竺可桢先生和中科院地理所的团队推动起来的）、河道与湖泊、沙漠、海岸线、珍稀动物和植被变迁等内容，都成了极为重要的内容，而且是可以直接为国民经济建设决策提供参考的部分，因而很受重视。经济地理这块，史先生关于黄河流域战国至隋唐的农业发展以及经济格局变迁的系列论文，也都是超迈往古的。

其次，研究方法变了。地理学很强调野外考察。20世纪50年代以后，历史地理学对于野外考察这一块大大加强了。侯先生研究沙漠，带着他的团队一趟趟往腾格里、毛乌素沙漠跑；你看他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这样的工作搁过去沿革地理时代，简直是不能梦见的。史先生跑野外更厉害。为了研究军事地理，“**”时陕西军区曾专门给他提供一辆小吉普，那些军事要塞，大多是别人根本看不到的地方，他想看哪里看哪里。到后来80年代招研究生了，他还带着研究生到处跑。《河山集》前四集特别是二、四两集里面那些工作，没有深厚的野外功夫，完全是做不出来的。谭先生身体差一点，再加上他主持编图事情多，跑野外跑得没那么勤快；但上海和太湖流域，也跑过不少。1974年他带着研究室的同人在太湖以东地区考察，完了还写了一篇《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我个人觉得那个简报的水准是很高的。

再一个是研究目标变了。或者说，技术标准变了。沿革地理，主要是排比资料、加以断按。其实，无非是描述一下现象。做历史地理，再这样就不行了，得探讨规律，分析原因。比如谭先生《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由黄河下游的安流追溯到中游的水土流失，由水土流失联系到植被，由植被想到土地利用方式，谭先生说：“我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关键就是其中有分析，有原因和规律层面的探讨。

澎湃新闻：“技术标准”这个概念很有意思，能不能再举两个例子？

张伟然：好。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水道变迁研究的变化最明显。传统的研究主要是描述现象，何时何地、有何变化。那样的工作，纯粹的历史学家完全可以做。比如史学家岑仲勉也写过一本《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那基本上是一本史学著作。历史地理范畴里，黄河流域，你看《河山集》二集里面，史先生讨论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讨论黄河中游的下切、侧蚀；长江流域，张修桂先生探讨长江中下游的河床演变、湖沼变迁；这些工作，都包含着地理学的科学内容，应该说，这就不是一般的历史学家所能够胜任的了。

技术这个东西有很强的穿透性。沿革地理被改造成历史地理以后，不光是水道变迁，事实上，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提高了。例如政区沿革，这是沿革地理最核心的东西。以往在讲单个政区沿革时也会精确到某年，甚至某月，比如说，某郡某年置、某年废，等等；但是不强调空间序列。就整体来说，那时讲沿革一般只讲到“某代”。很多人热衷于考证某代的“地理志”，或者补正史中所缺的某代“地理志”（或曰“疆域志”）。那样的工作不能说毫无意义，但用现在历史地理学的眼光来看，意义非常有限。历史地理一个核心的理念是要讲时空序列。研究政区，既要讲清楚纵向（每一个政区随时间）的变化，同时还要讲清楚横向（同时并存的其他政区）的状况。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立体的认识。

在谭先生以前，中国很早就有人编过历史地图。朱墨套色，古今分明，看着很漂亮。精度最高的就是清末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地图》。但是，过去那些历史地图中所有的行政建置，都是不标明年代的。都只标明某代，而不注明某年。就是说，那些地图所反映的政区都是历史上不曾实际存在过的，都是不同年份的政区拼起来的。1954年当局请谭先生重编改绘杨图的时候，还以为只要将杨图上那些历史政区挪到现代底图上，明显有错误的改一改，两三年时间就差不多了。谁知谭先生一看，完全不行。他坚持历史地图一定要能反映某一时间政区的实际状况。于是他给每个朝代要反映的政区都设定一个“标准年”，有些特别重要、前后变化较大的朝代设两个（如唐代）。这样一来，工作量大到简直不知要增加多少倍。事先人家以为让他带一两个助手、干两三年的事，他带着一个四五十人的团队干了20多年才做出来。

谭先生的这个做法，等于给历史政区地理制订了新的技术标准。从此，研究政区地理，就必得考虑纵横（时空）两个方向的数据序列，政区时效要精确到年。像以前有些人补地理志的那种工作，只一味地将某代的政区罗列出来，而不考虑时空序列，相比之下就显得落伍了。而且，谭先生通过对每个朝代给出一两个标准年的方式，将历代疆域政区变化的大势给勾勒了出来。这就给以后的政区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界面。在这样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对某一朝代展开断代研究，将该朝代的行政建置做出逐年变化，也就成为一种逻辑的必然。后来谭先生指导周振鹤先生研究西汉政区地理，将西汉200余年的政区设置状况逐年复原出来，又为断代政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

澎湃新闻：这已经讲到第三个阶段来了吧。这一阶段历史地理的发展有哪些特点？

张伟然：第三个阶段的开始我把它算到1979年，并不完全是出于对历史地理学的考虑。历史地理内部的变化那一年也有，比如从那一年开始招研究生，现在有不少还在学界很活跃的大佬如周振鹤、葛剑雄、唐晓峰等先生都是那一年开始读研究生的。但这个变化当时还不显著。有一个更大的背景是，那一年，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复兴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将1979年以后看作历史地理学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应该是合适的。

上面讲到历史地理学区别于沿革地理的一大标志是它对地理学的需求提高了。地理学是一个发展很快、不断推陈出新的学科。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地理学仿效苏联，对于欧美地理学的进展有点隔膜。而长期以来，历史地理学由于从业人员多数出身于历史学背景的缘故，对地理学的吸收和消化也有个过程。这样一来，历史地理学对于地理学的最新进展，反应总归要滞后一点。中国地理学界早在1979年就打出了人文地理学复兴的旗号，而历史地理学界，直到1990年才由谭先生撰文呼吁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比地理学界晚了11年。

谭先生是一个很不喜欢空谈理论的人。他呼吁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实际上不是一个空头口号，而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就是新时期受过研究生教育的这批学者登上学术舞台以后），历史地理所呈现出的新局面而做出的总结和展望。你看他指导的研究生，没有一位是做历史自然地理的。他的学生，只有我是学地理出身。侯、史两位先生门下学地理出身的倒是不少，但事实上，多数人也在做历史人文地理。其中特别著名的如辛德勇、韩茂莉夫妇，他们本科都是学地理的，但都没有做历史自然地理。当然，他们文理兼通，绝对有做好历史自然地理的能力。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历史地理是历史人文地理大繁荣，而过去地位很高的历史自然地理萎缩了。从事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学者少，招生困难，成果数量与历史人文地理完全不成比例。

澎湃新闻：这一时期有哪些新的学术增量？

张伟然：学术增量？不太好讲。从成果数量、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来讲，学术增量当然是有的；但从思维体系、研究方法的层次，我觉得这一时期历史地理的学术发展总体上缺乏激动人心的东西。我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常对历史地理的前景感到忧虑。我深感历史地理学前面60多年，几代人的努力，都在实现禹贡学会的理想。也就是在实现顾先生41岁，谭、侯、史三位22～23岁时的学术理想。这些理想实现后，历史地理往哪里去，不知道。大家做的工作越来越琐碎，越来越缺乏创造性，整个学科那种蒸蒸日上的朝气没有了。整个给人一种迷茫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