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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关于民初政治民主化问题的检讨（第1页）

六、结论：关于民初政治民主化问题的检讨

历史学的魅力可能就在于历史本身的错综复杂，横看成岭侧成峰，多种视角的观察或许可以将历史的多面性呈现出来。如今检视辛亥革命的历史成果，最重要的一项，应该就是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使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向前迈进了一步。这当然是孙中山与革命党人了不起的历史功绩。但进一步分析，辛亥革命也有不可弥补的遗憾。时人痛切地指出：“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但只赶跑了一个皇帝。确实，在革命之后的民国初年，中国很快便只剩下一块共和国的招牌而已。就民初政治民主化问题而言，以往的研究表明，从党派政争的角度来看，民初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挫折主要是遭受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专制势力阻碍与破坏的结果；至于革命派自身，则表现出了明显的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尤其是对待农民问题采取极端漠视的态度，没有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没有变动广大的农村社会。与强大的封建专制势力相比较，资产阶级的力量的确很弱小，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又无法表达自己的声音，因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在革命史框架中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论断。本文引入性别冲突的分析，具体剖析民初女子参政权案，对于民初政治民主化问题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获得进一步的认识。

从性别冲突的角度来看，民初有少数激进妇女代表占全国人口半数的女子强烈地表达了要求参政的呼声，并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最终并没有结果。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不仅遭到袁世凯当权时期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否决，而且在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基本上由革命派控制的南京临时参议院也没有通过。值得注意的一个矛盾现象是，与袁世凯势力因反对民主政治而刺死宋教仁的情形恰恰相反，唐群英等激进妇女却因要求民主参政而痛殴宋教仁。可见，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的失败，不能简单地仅仅归咎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势力的阻碍与破坏；毋庸讳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思想认识上也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在这一点上，孙中山与革命党人也不能超越他们的时代。这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他们也必须承担传统的惯性力量。对于女子政治知识与能力的程度不够的认识，是他们将女子参政权问题“置为缓图”甚至反对的重要理由，这其中确实难免男尊女卑等传统思想观念的制约。第二，他们也不能置身世界潮流之外。从世界女子参政运动的潮流来看，虽然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女子参政运动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且当时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尚未取得真正的参政权。[171]他们便以此为口实而对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表示不以为然的态度。第三，他们还难以摆脱各种现实利害关系的纠葛。革命派与袁世凯势力的矛盾、与原立宪派和旧官僚势力的矛盾，以及革命派内部的矛盾，致使孙中山与革命党人自身在民初的处境异常艰难。这种艰难处境，决定了他们几乎无暇顾及女子参政权问题。孙中山同意将女子参政权问题“置为缓图”；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女子参政权问题当在国会成立以后再解决，采用“敷衍主义”[172]；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为了迁就其他小党而不惜放弃本党原有的“男女平权”政纲。如此种种表现，其实都是不难理解的。从民初女子参政权案看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民主政治的思想准备严重不足，民初政治民主化的失败是必然的。

民初女子参政权请愿运动的失败，从性别冲突的角度来看，是男性权势对女性政治欲求的整体压抑与排斥，体现了鲜明的性别歧视面相。可以说，民初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性别歧视，彻底断绝了女性获取参政权的希望，是对女性政治自主意识和基本人权的极端漠视与肆意践踏，“女权”被摈斥于“民权”之外，充分表明民初的所谓民主政治有着明显的缺陷。中华民国成立，专制被推翻，民权主义目的已达，“然而民权复矣，女权犹未也。女子亦国民之一分子，女子无权，不特为文明国之缺点，即揆诸民权二字，亦有不完全之处”[173]。这是时人亲历其境的体认。作为“半边天”的二万万女子被排除在政权体制之外，这无疑是民初政治民主化的严重制限。民初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挫折，充分预示其前景的艰难曲折。

原刊《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69～83页，多有删节

[1]据日本学者解释，参政权一般是指“人民以国家或地方团体之机关的资格，而参与国家或地方的公务之权利”，“不独含有议员之选举权，且还含有议员之被选举权，以及其他以国家机关的资格，如文武官吏或地方团体之公民等，参与其应分之公务的权利”，其中“最重要者实为立法议会之议员选举权；且从来妇女参政运动者所要求的，也主要是此立法议会之议员选举权”。（参见[日]森口繁治：《妇女参政运动》，刘絜敖译，1～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初版；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按需印刷版。）按：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的基本内容，是女子向参议院请愿要求约法上的男女平权，以及国会议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最后以选举权为重点，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2]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上海，妇女共鸣社，1936；亦见《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第二编（18），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徐辉琪：《唐群英与“女子参政同盟会”——兼论民初妇女参政活动》，载《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荣铁生：《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妇女运动》，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王家俭：《民初的女子参政运动》，见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九编·民初政治（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张莲波：《民国初年的妇女参政》，载《史学月刊》1988年第2期。金炳亮：《孙中山与民初妇女参政问题》，见《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第8集《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哲学社会科学（25）》，1991。徐辉琪：《辛亥革命时期妇女的觉醒与对封建礼教的冲击》，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严昌洪：《唐群英与民初女子参政运动》，载《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3]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有人认为梁启超这段话是近代最早自觉阐述“国民”概念的文字，参见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1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4]《说国民》，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72、7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5]马君武：《斯宾塞女权篇》，见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16、17、26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6]马君武：《弥勒约翰之学说》，见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142～145页。

[7]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36页，上海，大同书局，1903。

[8]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56、65～67页。

[9]《侯官林女士叙》，见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卷首，2页（原版《侯官林女士叙》与《黄菱舫女士序》排印错页）。按：有人指出，用“我中国女界之卢骚”指称《女界钟》作者金天翮，其实是一个具有吊诡性的称呼。因为在西方女性主义者看来，卢骚关于贤妻良母式的女性教育主张，破坏了他自己主要的伦理与社会学说的重要原则，可视为整个西方父权传统看待女人的代表。卢骚对于女性的意见，从未获得所谓西方女权主义者之青睐。但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以“我中国女界之卢骚”作为称誉一位中国男性女权先声的赞词的现象，这正是关于所谓“中国女权”的学说、历史或再现之种种矛盾复杂性的一个症候。（参见刘人鹏：《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80～81页，台北，学生书局，2000。）笔者认为，这确实是近代中国输入西方思想学说时生吞活剥的一个典型例证。但是，卢骚在近代中国主要是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形象，因此，用“我中国女界之卢骚”指称《女界钟》作者金天翮，正是揭示其对于女权主义思想启蒙的意义。

[10]冯自由：《女医士张竹君》，见《革命逸史》，第2集，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马君武：《女士张竹君传》，见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2页。

[12]吴芝瑛来稿：《纪秋女士遗事》，载《时报》，1907年7月25日。

[13]秋瑾：《勉女权歌》，见《秋瑾集》，1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4]秋瑾：《精卫石·序》，见《秋瑾集》，122页。

[15]明夷女史：《敬告女界同胞》，载《时报》，1907年8月10日。

[16]参见匡珊吉：《女学报》，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7]参见徐玉珍：《女子世界》，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8]秋瑾：《中国女报发刊辞》，见《秋瑾集》，13页。

[19]《唐群英遗稿选辑·留日女学会杂志发刊词》，见蒋薛、唐存正：《唐群英评传》附录，240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20]《论文明先女子》，见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457页，台北，龙文出版社，1995。

[21]江阴潘梦蕉：《女子歌》，见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451页。

[22]佛哉：《女国民歌》，见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458～459页。

[23]亚特：《论铸造国民母》，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929页。

[24]亚特：《论铸造国民母》，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931页。

[25]《告全国女子其二》，见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412页。

[26]《说国民》，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74页。

[27]《〈女子白话报〉文章选辑·参议院之黑暗》，见蒋薛、唐存正：《唐群英评传》附录，281页。

[28]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40～41页。

[29]亚特：《论铸造国民母》，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929～930页。

[30]1907年，燕斌女士创办《中国新女界杂志》时曾经痛切地指出：“中国男界的学说，比起女界来，已算是很发达了，但是对于女界这一面，总是以为无关紧要，未曾著实的研究一番。别的且不讲，即如最有名的，两个大党派的机关杂志（指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引者注），各逞谠论，争持不下，却无片语只字，道及女界。”（炼石：《本报五大主义演说》，见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下册，776～7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