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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第1页）

六、结语

中国古代有朋党而无政党，政党是近代的新生事物。关于政党与朋党的差异，梁启超有明确的解释。他说：“政党者，人类任意的、继续的、相对的结合团体，以公共利害为基础，有一贯之意见，用光明之手段，为协同之活动，以求占优势于政界者也。”“朋党之特征有五：一曰以人为结合之中心，不以主义为结合之中心；二曰不许敌党存在；三曰以阴险狠戾之手段相竞争；四曰党内复有党；五曰其乌合也易，其鸟兽散也亦易。”政党与朋党根本区别在于：“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者也；朋党者，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209]与朋党同传统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一样，政党则同近代民主共和政体相适应。

通过对统一党的剖析，可以得出有关统一党与民初政治相关的几点认识如下。

其一，统一党是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转换与由革命而建设的战略调整的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是民主共和宪政建设的产物。

其二，统一党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组织机构与干部体制，有著名的领袖人物与数万或数十万的党员，是民国初年一大近代政党。从其党员构成来看，统一党是清末各种政治派系在民国初年的重新整合，反映出民初政治分野变化的新态势：由近代政治分野代替传统派系分野。

其三，统一党有一个全面而稳健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并曾为其政党内阁理想而努力奋斗，其功能在于导引中国政治于政党政治之轨道。民初政党政治的试验显示出中国政治近代化的生机与危机——民主共和昙花一现。

其四，统一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党，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前期以章太炎为领袖，与同盟会竞争于政坛，可谓对袁世凯客观上有利的党；后期以王赓为领袖，是政治倾向明显拥袁的党。统一党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从利于袁到拥袁，并非袁氏私党或死党。统一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近代政党，而非如朋党一样是可以被利用的工具。

总之，统一党是近代式资产阶级政党，而非封建式朋党。当然，在由传统到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产生和存在的统一党，近代性特征很明显，但由于传统因素还在起着制约作用，因而不免带有一些朋党色彩。也就是说，统一党作为一个近代政党并不成熟。这是民初政党在政党政治试验的政治近代化过程中的普遍性缺陷，正因此而使资产阶级政党与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不可避免地遭受失败的历史命运。

附表一统一党成立时本部干部调查表

续表

续表

附表二统一党国会议员一览表

续表

原题《民初统一党研究》，刊《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136～16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多有删节

[1]参见张玉法：《中国政党史研究》，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该文详细介绍了1949年以前中国学者，尤其是几十年来台湾地区及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2]参见王天奖、刘望龄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李育民：《进步党述论》，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程为坤：《民初共和党的形成、组织及其派系》，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曾业英：《民国初年的民主党》，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民初四大政党一般指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进步党乃后三者合并而成。

[4]黄中央：《告同胞销除意见书》，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14日。

[5]《北京欢迎孙中山之第二日》，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8月31日。

[6]黄兴：《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2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7]韩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8]《参议院致袁世凯报告选举为临时大总统请莅院受职电》，见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上册，“第一，自武昌起义至参议院闭会”，53页，上海，上海文明书局，1929。

[9]空海：《袁世凯》，载《民立报》，1912年2月22日。

[10]《与某人的谈话》，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4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复黄芸苏函》，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1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张謇：《为解决宋案献策》，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10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3]戴天仇（季陶）：《袁世凯专横无道》，见《天仇文集》丙篇，“单刀直入录”，24页，上海民权报社，1912。

[14]《甚么民国》，见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10页，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70。

[15]《国体解决后之问题》，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17日。

[16][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429～43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7]梁启超：《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8]王天奖、刘望龄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268页，注释③。关于这个口号的评价，几乎所有提到或专论这个口号的论著都不同程度地予以否定，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全盘否定说。有人认为章太炎提出这个口号是欲与立宪派、旧官僚联成一气，主张销除同盟会，企图取消同盟会的革命领导权，其反对同盟会的性质很清楚，因而是极端错误的。参见徐辉琪：《“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由来及评价》，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第二，部分否定说。有人试图对全盘否定说进行修正，认为章太炎这个口号并非为了反对同盟会，而是为了联合各派政治力量建立广泛的革命联合阵线，以反对清廷和袁世凯，确保革命顺利进行，但它是一个主观主义的口号，客观上带来了恶果。参见王有为：《革命派的分裂与章太炎的口号——“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析》，见蔡尚思等：《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第三，不合时宜说。有人在指出前人认识的偏差失误后，认为章太炎提出这个口号是基于反对“以一党组织政府”，希望尽早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其主导思想是积极进取的，其错在不理解革命党应该成为联合政府的主干和中坚。章太炎由于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做了错误的判断，提出了不合时宜的口号，积极的口号产生了消极的后果。参见徐立亭：《章太炎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6期。这三种观点都是从辛亥革命史的角度立论，其评判的标准都是是否革命或是否对革命有利，姑名之曰“革命评判说”。

[19]《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载《民立报》，1911年11月16日。

[20]《章炳麟致民立报社书》，载《民立报》，1911年11月21日。

[21]《专电·本馆接各省紧要电报》，载《大公报》，1911年11月30日。

[22]《章炳麟之消弭党见》，载《大公报》，1911年12月12日。

[23]《中华民国联合会启事及简章》，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7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