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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秘密革命组织的活动（第2页）

第一，哈尔·达雅尔被捕及逃亡。卡德尔党的活动使英国政府深感不安，在其外交压力下，美国以组织无政府主义活动罪于1914年3月25日逮捕了哈尔·达雅尔。保释后，哈尔·达雅尔离美赴欧，忍痛离开了他亲手创建的卡德尔党。他走后，党的领导工作由拉姆·钱德拉接任，但他制定的纲领和策略依旧是卡德尔党的活动指南。

第二，“驹形丸号”客轮事件。1914年3月，一位居住在新加坡的印度承包商葛迪特·辛格租了一艘“驹形丸号”客船，载有东亚和东南亚各地的376位印侨，前往加拿大温哥华。途经日本横滨时，卡德尔党人看望了这艘轮船上的乘客，并给他们作演讲和散发传单。当船抵达温哥华时，加拿大警察不允许其在港口停泊，周围布下了警戒线。为了争取乘客们的权益，侯赛因·拉辛、索罕·拉尔·帕塔克和巴格万·辛格建立了“海岸委员会”。不久，“驹形丸号”被迫离开加拿大海域，原路返回。在抵达日本横滨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英国当局发出命令：乘客不许在返回途中的任何地方擅自下船，即使是之前的上船地点也不可以，他们只能在加尔各答下船。当局的规定使船每到一个港口，都会引起印度当地群众的不满及愤怒。同时，这件事情促使了印度人民决意组织起来对抗英国当局。当船在加尔各答附近的巴治巴兹靠岸时，情绪已经非常不满的乘客再次被英国当局人员的挑衅态度所激怒，从而引发了一场冲突，导致18位乘客死亡、202位被捕，只有少数人脱险。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卡德尔运动的领导人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决定必须牢牢地抓住这个机会，宁愿战斗到死绝不坐以待毙，回到印度并说服印度士兵加入他们的事业，解决他们武器短缺的主要问题。他们发表了《卡德尔党战争宣言》，并且广泛宣传。穆罕默德·巴卡图拉、拉姆·钱德拉和巴格万·辛格组织一系列公众会议，号召印度侨民返回祖国，组织武装起义。主要领导人被派往中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联邦、新加坡和缅甸，说服印侨同胞返回印度，加入到起义队伍中。卡德尔党中已经迫不及待的成员，如卡塔尔·辛格·撒拉帕（后来在一场密谋案中被英国当局处以绞刑）和拉胡巴尔·达亚·古普塔立刻起身返回印度。

卡德尔党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使它的影响迅速增长，其组织迅速扩展到北美以外，大战前已经在美、亚、欧3大洲建立了分支。在美洲，建立分支的国家除美国和加拿大之外，还有巴拿马、墨西哥、阿根廷。在亚洲，有日本、中国、印尼、马来亚、缅甸、泰国、菲律宾。在欧洲，有法国。[8]

与此同时，法国巴黎印侨革命中心也在积极为未来的武装斗争作准备，主要通过报刊、小册子宣传武装起义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个中心受法国当局迫害而瓦解。卡玛和拉纳被监禁，其余领导人或转到德国柏林，或转到瑞士。1914年，印度革命者在柏林建立了“印度之友协会”，1915年改组为“印度独立委员会”，出版周刊《剑》，柏林形成了一个新的印侨革命中心。哈尔·达雅尔也应邀来到柏林，参加这个委员会。这个组织的其他主要领导人有维·恰特帕德哈亚，布·达多，恰·皮莱等。该组织与卡德尔党建立了直接联系，互相配合，成了大战时期印度国外革命者的主要指导中心。

二、国内秘密革命组织

国内秘密革命组织在1908年运动后受到了重创。殖民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搜捕，使秘密组织遭到进一步破坏。到大战前夕，还存在秘密组织的地区主要是旁遮普、联合省和孟加拉。在这些地区，旧组织被破坏后，新组织不断建立起来。在孟加拉，建立了拉加·巴扎尔社（加尔各答）、巴里萨尔社（巴里萨尔）。在联合省，建立了一个新组织（贝拿勒斯），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旁遮普，穆斯林激进民族主义者围绕宗教学院建立了穆斯林第一个秘密组织（德欧邦德），领导人是左翼思想家穆罕默德·哈桑，其成员多为前瓦哈比派教徒。

这一时期，革命组织大多数人为英国殖民者的高压政策所激怒，面临政治上的险恶形势，只想立即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走上了暗杀等个人恐怖道路，将暗杀视为最有效的发泄民愤、振奋人心的手段。从1908年下半年起，暗杀活动进一步发展，成为秘密组织活动的中心内容。据总督哈丁说，1909—1912年4年间，“平均每两星期发生一次政治暗杀事件”[9]。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912年行刺哈丁本人，虽然他侥幸躲过暗杀，但身受重伤。皮特·弗伦奇对这次暗杀作了如此描述：“1912年圣诞节前两天，哈丁来到德里火车站，骑上一头巨象。他坐在一个精致的银质象轿上，沿着昌迪尼桥克缓缓前行。昌迪尼桥克是一条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大街，它曾经是莫卧儿帝国最优美的林荫大道和市场，只是在1857年起义之后变成了葬尸场，镇压了起义的英国人在大道中段绞死了无数纳瓦布、拉贾和起义者。现在，它被用作总督的行进线路，他前来主持建筑师埃德温·勒琴斯和赫伯特·贝克设计的新德里动工开幕典礼。总督阁下没有走多远，他的头盔就被射飞到了空中，只听6英里外一声巨响，举着‘国伞’的官员被炸成了碎片。一个不知名的印度人向帝国政权的活象征投掷了一颗炸弹。总督的一只耳鼓被炸裂，许多年后所有的钉子、螺丝和留声针才从他的身体中取出来。这场未遂暗杀案一直没有破获。这次袭击是印度民族主义者发动的革命恐怖主义的高峰。”[10]

个人恐怖活动也扩展到英国。英国暗杀案中，最著名的是1909年印度事务部官员寇松·威利爵士在伦敦被印度爱国者丁格拉开枪打死。他在事先准备好的遗书中说，他要英国人流血，作为对其惨无人道地绞杀印度青年的抗议；由于没有机枪大炮，他只能扣动左轮扳机，由于不可能公开战斗，他只能突袭；像他这样的穷孩子，没有别的手段为祖国服务，只有把热血贡献给祖国的解放事业；如果同胞每人至少杀两个英国人，祖国的解放一天即可完成；如果他能再次投胎，他还要走这条路，再次为印度献身，直至解放。这并不是个别例子，类似情况不胜枚举。这种个人恐怖举动至多能激动民心于一时，实际后果极其有害，许多秘密组织因此遭到更大破坏，更多革命者被送上绞架，余下来的也像浮云一样，飘忽不定，不能在群众中扎根，甚至不能落脚。伦敦个人暗杀事件后，印侨革命组织难以存在，萨瓦尔卡尔被捕后被引渡回印度，其他领导人只得转移他国。行刺哈丁总督后，北印度秘密组织几近瓦解。英国殖民者越镇压，革命组织越用恐怖手段报复。个人恐怖越盛，殖民者镇压越疯狂。秘密组织宛如走进一条死胡同，在其中东奔西走不见出路。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沉重的血的教训使一些革命者擦亮了眼睛，开始认识到个人恐怖手段的无益。战前，北印度散发的一份传单中说，谋刺一个总督只能使暴君震惊，但不能使你们达到预期目的。传单号召革命者不要白白浪费宝贵时间，要为伟大的革命事业做真正的工作。有些组织认为，不应再进行暗杀活动，应准备公开的武装起义。1914年，领导1912年谋刺哈丁总督行动、遭到通缉的拉·比·鲍斯，已经放弃个人恐怖策略，转到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立场上。他应联合省青年社邀请，秘密来到贝拿勒斯，担任青年社领导，使这个组织面貌一新。东孟加拉的进步社和西孟加拉的“朱甘达尔党”之间有一定的合作，战前都已从主张个人恐怖转到主张武装起义立场上。[11]

三、两次流产的起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国内外革命组织一致认为发动起义的时机成熟了。这时，英国庞大的殖民帝国在德国进攻面前首尾不能相顾。印度的英军大部分被调到欧洲前线，有几个星期印度只留下1。3万英军。战争也加重了印度人民负担，引起强烈不满，英国统治出现不稳定因素。此外，英国的劲敌德国乐于支持一切给英国制造困难的行动，支持革命者在印度起义。于是，国内外革命组织立即开始武装起义的具体筹划工作。

第一，卡德尔党总动员，负责向国内输送革命者。卡德尔党在阿斯托利亚召开会议，党的领导人亲自动员自己的党员，并号召在世界各地的一切印度爱国者回到祖国去。党报《卡德尔报》也发表哈尔·达雅尔的文章，号召卡德尔党成员率先回印度，和敌人斗争。卡德尔党还在加利福尼亚的埃尔通举行返印革命者誓师大会。党的领导和成员踊跃报名要求回国，一批党的骨干被选派回国担任领导，包括党主席巴哈克那、党报编辑卡塔尔·辛格等。1914—1915年，从国外回来的印度人共约8000人，其中相当数量是革命者。虽然英国殖民当局严加防范，逮捕和软禁了巴哈克那等人，但是一大批革命者巧妙地逃过敌人的眼睛，像一批火种撒在各地，很快燃烧起来，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战斗，补充了印度秘密革命者的队伍。

第二，柏林印度独立委员会和卡德尔党争取德国援助，从德国得到经费和武器。德国是英国的劲敌，希望看到印度发生起义，在英国后院开辟第二战场，使英国两面夹击，背腹受敌。大战爆发后，在德国的印度革命者和在美国的卡德尔党同时与德国官方取得了联系。印度独立委员会与德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一项双边协定，德国向印度革命者提供武器和经费，印度独立后作为贷款如数偿还。印度独立委员会的做法得到了卡德尔党的赞同，也得到了国内革命组织的支持。这样，印度革命者和德国政府之间建立了反英临时同盟，并一起制订了行动计划，向印度革命者秘密输送武器。1915年，印度独立委员会、卡德尔党和德国安排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武器偷运，从美国购买了3万支枪、12万发子弹，但因中途出错，武器被美国当局查获。整个大战中，国外革命者和德国多方设法，巧妙安排，但所有偷运武器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12]

第三，国内革命组织开始建立彼此联系，力图统一行动，并把工作重点放到争取军队上。印度国内革命组织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而准备起义的共同目标要求各地的革命组织迅速建立接触，统一步调。从国外回来的革命者在这方面要求更加迫切，他们在国外一向有统一的组织，希望看到国内组织的统一，正是他们在这方面主动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在他们的努力下，从欧美回来的革命者所建立的组织与各地原来的革命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旁遮普和北印度两地之间的革命组织也建立了紧密联系。与此同时，秘密革命组织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军队策反方面，把争取军队的工作列为头等重要的任务。从北方的卢杰姆河流域到贝拿勒斯，这片广阔区域里几乎所有驻军都有秘密革命组织的人士去开展策反工作、散发传单等，许多驻军都做好了哗变的准备。

在进行了上述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革命组织认为发动起义的时刻到来了。大战初期是英国统治最困难的时期，也是起义最有利的时期。为了不错过这个大好时机，革命组织决定不等武器运到就开始起义。

1。北印度起义。1915年1月，贝拿勒斯秘密革命组织青年社领导人拉·比·鲍斯和卡德尔党骨干维·平格莱来到旁遮普阿姆利则，会见了这里的革命者，召开会议，决定发动旁遮普和北印度总起义。起义时间定在2月21日，后改为19日，并在拉哈尔设立了指挥中心。计划在规定的起义日子里，北印度驻军同时操戈而起，消灭英国部队，夺取武器库，切断电报线，接管国库，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然后建立革命政权。计划制订后，革命组织派得力成员分头到旁遮普和北印度各地进行具体准备，并派专使把计划告诉孟加拉秘密组织，希望提供大量炸弹，并作必要的配合。

然而，英国刑事调查局对此有所发觉，并派暗探渗透到秘密组织内部，摸清了起义计划。殖民当局立即在拉哈尔等地实行大逮捕，并把情绪不稳的军队调离原来驻地。旁遮普和北印度秘密组织的大批骨干遭到逮捕，整个组织被破坏，起义计划以流产而告终。拉·比·鲍斯逃脱了当局逮捕，躲过一劫，但无法继续在这里活动，被迫流亡日本。英国当局并没有就此罢休，对革命者进行了长期审讯，45名革命者被判死刑，200多名被判长期徒刑。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拉哈尔审判案”，是民族运动迄今为止所经历过的最沉重的镇压行为。从而，旁遮普整整一代革命领导阶层在政治上被绞杀。[13]

2。孟加拉起义。1915年2月北印度总起义计划失败后，东孟加拉的进步社和西孟加拉的朱甘达尔党并没有气馁，而是前仆后继，制订孟加拉起义的新计划。朱甘达尔党在大战开始后一直为起义作准备，一方面设法与国外革命者联系，获得武器和经费；另一方面加紧制造炸弹，并以政治抢劫手段来筹划经费。孟加拉几个革命组织摒弃前嫌，召开几次秘密会议，建立参谋部，由贾廷·穆克吉担任总指挥。1915年3月，卡德尔党成员基·拉希里从欧洲回来，会见了孟加拉革命者，告诉他们载有德国帮助购买的3万支枪和1200万发子弹的货船“马维尼克号”正在驶往印度旁遮普邦卡拉奇的途中，将经过印尼的巴达维亚，建议孟加拉派人联系。贾廷·穆克吉派那·巴塔恰利亚前往巴达维亚，说服德国方面把这船武器运交孟加拉革命组织，预定在孟加拉海岸一个叫赖曼加尔的地点卸货。

1915年6月，贾廷·穆克吉和他的助手们一起制订了孟加拉起义计划：在7月初收到武器后，分别送往哈提亚、加尔各答和巴拉索尔的秘密组织手中，立即起义；在哈提亚，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先控制东孟加拉，然后向加尔各答进攻；加尔各答的秘密组织首先占领郊区所有武器库，然后夺取威廉要塞，最后占领加尔各答城；炸毁进入孟加拉的3条铁路干线的主要桥梁，以防止英国殖民当局派援兵到孟加拉。一切计划停当后，革命者开始做行动准备，等待“马维尼克号”达到。然而，革命者望眼欲穿，这艘船一直未到。就在等待期间，英国殖民当局发现了整个起义计划。秘密组织被破坏，许多重要的革命者被逮捕。贾廷·穆克吉和助手们在巴拉索尔的隐藏地也被发现，在抗击警察追捕的枪战中，贾廷·穆克吉身负重伤，被捕后不久牺牲，助手们或牺牲或被捕。接下来，就是对革命者进行审讯、判刑和绞死。就这样，孟加拉的起义宣告流产。

四、小结

印度国内外革命组织精心策划的起义无一例外地夭折了，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把工作重点放在了争取军队上，脱离了人民群众，没有与群众斗争特别是农民暴动联合起来。1915年初，由于高利贷者的残酷剥削和商人的囤积居奇，旁遮普西南诸县发生农民暴动，捣毁奸商店铺和高利贷者住宅，焚毁债务契据，抢走粮食，使当地殖民政权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当时正在筹划起义的秘密革命组织并未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组织和引导农民暴动，使计划中的起义与农民暴动相结合，形成一场人民起义。他们对农民的斗争不反对也不赞成，认为革命起义与农民暴动是两码事，各行其道。

由于他们的活动带有少数人单纯军事暴动的性质，因此脱离了群众，得不到群众的理解与支持，甚至被人民群众所误解和反感。1915年4月，孟加拉革命者拦截了一辆汽车，抢劫了一个印度富人的钱财，并将拒绝开车的司机杀死，引起了一部分群众的反感，殖民者也借机诽谤革命组织，离间他们和群众的关系。结果，发生了群众协助警察追捕革命者的不幸事件。孟加拉革命组织领导人贾廷·穆克吉及其4名助手在躲避殖民者搜捕时，就是被村民发现，报告了当局，并协助警察抓获的。

这反映出，“秘密革命组织的起义仍然是少数人的军事暴动，而不是群众起义，甚至脱离群众，这就决定了它流产的命运”[14]。

第二，在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地吹响了战斗的号角。许多国外革命者1914年底1915年初才回到印度，甚至来不及熟悉环境。而且，殖民当局用《印度入境条例》严格审查归国印侨，“安全的”侨民可以回家，“危险的”侨民要被捕，“不太危险的”侨民则软禁在家，哪里也不许去。在受到审查的8000侨民当中，5000侨民顺利通过审查，而对于那些没有通过的1500侨民，则要采取预防措施。到1915年2月，总共有189位被拘禁，704位被软禁在家。

革命组织还缺乏一位有能力并且任职时间长久的领导人。例如，哈尔·达雅尔善于宣传，善于鼓舞人心，善于思考，提出理论，却不善于当一个领导者。此外，革命组织缺乏一个系统的组织结构，他们更多的是靠革命者的热情，而不是有效的组织力量。同时，革命组织也低估了英国的军事力量、组织力量以及统治思想。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震惊，以及对“驹形丸”客轮事件的愤怒，他们在没有完全摸清敌人底细的情况下就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没有坚强的领导者，没有牢固的组织结构，对敌人了解不足，这些促成了起义的夭折和流产。

第三，国大党温和派和极端派等民族主义组织以及个人在大战爆发后，一致全力支持英国对德国作战。他们的支持使本来不稳的政局稳定下来，而且许多人认为，在德国支持下发动武装起义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印度士兵很多人答应起义又持观望态度，这是原因之一。这是印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政治局势的一个十分可悲的现象，国大党等民族主义组织和个人站在英国一边，支持英国对德国作战；秘密革命组织和个人则站在德国一边，反对英国，密谋起义。在这种政治局势下，得利的是英国殖民统治者，也注定了革命者起义必将夭折的结局。

印度革命者的理想尽管没有实现，但是，他们的行动在印度独立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秘密革命组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印度政治舞台上唯一主张用武力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力量，对英国殖民统治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革命者筹划武装起义的活动使殖民当局深感不安，对殖民统治者第一次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印度情报部在研究了印度革命者在大战中的活动后，向英国有关部门报告指出，印度已经到了十字路口，如果英国不给予印度更多的政治权利，印度人民就会用革命手段来夺取。1917年的《蒙太古宣言》和1918年的《蒙太古改革方案》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组织活动压力的结果。印度革命者组织起义的活动为印度独立运动史增添了色彩斑斓、鼓舞人心的一章。

第二，革命者视死如归、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在印度人民的民族记忆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成为自由斗争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据殖民当局1918年7月统计，战争期间，印度秘密革命组织成员先后9次受审，47名革命者被处死，25人被绞杀，88人被驱逐出境。北印度革命者在所谓“拉哈尔阴谋案”审判中的英勇表现，一直在旁遮普和北印度人民中间传颂。维·平格莱和卡塔尔·辛格把整个起义计划的责任揽在自己头上，斩钉截铁地告诉法庭庭长，他们不惧怕被处死的后果，他们唯一的抱负就是看到祖国获得解放。法庭宣判当天，革命者高唱歌曲并为祖国母亲集体祈祷，祈愿活着的人继续为祖国的光荣和自由斗争到底。24名被判死刑的革命者集体起舞，视死如归，以为国捐躯为无上光荣。革命者气贯长虹的牺牲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在战后独立运动中，旁遮普所以是一个重点地区，与革命者在人民心中留下的强烈影响密不可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