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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民族革命运动的进程（第2页）

在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的感召下，围绕着孟加拉分治，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由自发的抗议发展为有组织的斗争，运动范围不断扩大，步步深入，蓬勃发展。

泰戈尔（右）

运动首先以反对孟加拉分割为目标，以抗议集会为形式，以抵制英货为内容，在孟加拉和全国各地开展起来。1905年10月16日，分割孟加拉法正式生效实施，孟加拉人民将这一天定为“国耻日”，并宣布这一天为“全民哀悼日”。悲伤笼罩了整个孟加拉，民众绝食，灶无烟火。根据泰戈尔的倡议，人们清早涌向恒河沐浴，举行传统的缠腕带活动，象征东、西孟加拉团结。泰戈尔还特意写了一首歌曲，歌词为：“所有孟加拉兄弟姐妹们，让我们永远心连着心，永不分离。”整个加尔各答举行“大罢业”，居民成群结队涌向街头，高呼“祖国万岁”口号，高唱《向祖国致敬》歌曲，举行游行示威。这天，还举行抗议孟加拉分割大会，通过了《人民宣言》，其中讲到要尽一切努力，反对肢解孟加拉，保持民族的团结一致。安·波斯和苏·班纳吉分别在两场大规模集会上发表演讲，参加人数达到了5万到7。5万人。“迄今为止，这可能是在民族主义旗帜下举行的最大规模的群众集会”[9]。

抵制英货和司瓦德西运动的信息，迅速传播到整个印度。提拉克把运动带到了印度的其他许多地方，特别是浦那和孟买；阿吉特·辛格和拉·拉伊将这些消息传到了旁遮普等印度北部地区；赛义德·拉扎在德里领导着这场运动；拉瓦尔品第、康格拉、查谟、木尔坦、哈德瓦纷纷积极地参与到了抵制英货的运动中；奇·皮莱把它带到了马德拉斯管区。正如巴里萨尔会议主席阿卜杜勒·拉苏尔所说，由于分裂孟加拉的这场灾难，我们在半年间完成了原本用50年甚至100年也无法完成的任务，它的成果就是被称为司瓦德西运动的伟大民族运动。

随之，运动的目标和社会基础迅速扩大。1906年之后，激进派在孟加拉的抵制英货运动和司瓦德西运动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成为了主流力量。新的斗争方法和动员方式开始广泛出现，而乞讨般的请愿和抗议方式渐渐淡出视野。激进派民族主义者提出了一些新的具有理论性、宣传性、纲领性的思想。他们提出扩大抵制英货运动，使其成为一场全面的不合作和消极抵抗运动，从而使目前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转变成为一场争取政治独立的群众运动。他们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两个全面，即“全面抵制”和“全面司瓦德西”。

“全面抵制”意味着除了抵制洋货外，对政府的学校、法庭、头衔、政府部门等都进行抵制。目的是有组织地拒绝为英国殖民者做任何事，包括不做配合英国利用印度发展本国经济的事；不做帮助英国管理印度的事，以使英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统治印度。换言之，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实行抵制。“全面司瓦德西”不仅指提倡国货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而且包括建立民族学校、民族法庭，使用民族语言，发扬民族文化，最后建立民族政权。

正如林承节先生所说：“全面抵制和全面司瓦德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全面抵制必然要求实现全面司瓦德西。前者指否定，后者指肯定；前者指破，后者指立。逐步实现两个‘全面’，就会把殖民统治者从四面八方围困起来，把它逼入死角。”[10]实际上，从1905年开始，全面抵制和全面司瓦德西运动就逐渐展开，蓬勃发展，1907—1907年发展到了高峰，取得了显著成就：

第一，在运动所采取的几种斗争方法中，无论是从实际效果还是从大众参与程度上看，抵制外国货的斗争成果是最为巨大而显著的。无论是在孟加拉的边远地区还是整个印度其他地区的重要城镇，抵制洋货、当众烧毁外国布匹、到销售洋货的商店纠察等斗争行为变得十分常见。妇女们不再佩戴外国手镯，不再使用外国厨具。洗衣工拒绝洗外国衣物，牧师甚至拒绝接受信徒送上的放了外国白糖的贡品。收入微薄的下层群众宁愿花钱买土布，也不要削价洋布。大学生不顾迫害，跃然街头，宣传抵制。一个5岁的女孩把亲戚送给她的一双英国鞋退回，另一个6岁的男孩在高烧中说不服外国药。在许多城市，堆积如山的英国纺织品和烟、酒、糖、盐被当众焚烧，熊熊烈焰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冲向天空。

第二，在动员方式上，运动也非常成功地引入各种新的群众动员形式。公众集会和游行成为了动员群众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成为群众的表达方式。从乡村到城镇，人们在区、县、村等各个层面组织了无数的集会和游行，足见这场运动中民众情绪之高涨。在下一阶段的民族运动中，这些动员方式依旧成效卓越。

第三，志愿者团（也叫“萨米提”）是另一种为司瓦德西运动所广泛运用的动员民众的重要方式。其中，由一位名叫阿什威尼·库马尔·杜特的教师在巴里萨尔建立的“司瓦德西兄弟萨米提”，是所有志愿者组织中最为出名的。该志愿者组织有159个分支，深入到巴里萨尔最边远的角落。通过该志愿者组织的活动，杜特竟能在这个以穆斯林农民为主体的地区动员了如此之多的民众，这是绝无仅有的。萨米提组织通过幻灯片演讲和传唱司瓦德西歌曲将司瓦德西运动的信息传播到乡村里，对组织成员进行心理和身体上双方面的培训，在饥荒和瘟疫爆发时积极开展社会工作，并进行抵制英货斗争和仲裁法庭事宜的培训。虽然萨米提组织深深扎根于巴里萨尔地区，但他们也扩展到了孟加拉的其他地方。他们的活动多样而广泛，在乡村地区越来越受欢迎，英国政府真的开始为此担忧了。

第四，司瓦德西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极力强调自主自立，即“阿特玛萨克提”，将其作为抵抗政府斗争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自主自立体现在各个层面，包括重树民族自豪感、民族荣誉感和民族自信心。它也包括在乡村开展自救自助的建设工作，以此来重振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而密切联系农村地区的人民大众。实际上，这意味着进行社会变革和不良社会风俗的革新运动，包括种姓压迫、嫁妆制、早婚、酗酒等等。

第五，实行“民族教育”既是自主自立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司瓦德西运动的一个重要成就。1906年到1907年间，出现了一股兴办民族教育的热潮，人们纷纷抵制公立学校，孟加拉地区带头行动起来。一些著名学者和革命家等号召抵制公立大学和大学考试，还有学生召开集会集体宣誓抵制公立大学。抵制公立大学的同时就是建立民族大学，因此，不少商业人士和自由派地主都慷慨解囊，在加尔各答、达卡、迪纳吉浦尔等市县建立了民族学校。不仅如此，1906年还成立了一个民族教育会议，主要负责规划和领导全省的教育运动。会议还决定建立一所民族大学，作为全省民族教育的中心和培育人才的基地。同年，以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建立的学校为参照，建立了一所“孟加拉民族学院”。[11]该学院是一所涵盖文、理、工科的民族学校，由奥罗宾多·高士担任院长，开辟了建立大学的先例。学院办得很有生气，到处都洋溢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气氛，虽然有限的经费导致教员的薪酬过低，但这并不影响学校广纳良才，仍有一批造诣高且有威望的老师前来任教。同年，一所民族技术学院在孟加拉落成，学校是由一个叫促进技术委员会的民族组织建立的，主要培养兴办实业的技术人才。除孟加拉外，民族教育运动开展较为成功的还有孟买省和马德拉斯省。

第六，自主自立也意味着建立民族企业，这也是司瓦德西运动另一重要成就。这一时期，印度本土的纺织厂、肥皂厂、火柴厂、皮革厂、银行、保险公司、各种作坊纷纷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然而，建立这些企业的人大部分是爱国热情有余而商业头脑不足，因此过不多久大部分都无法继续运转了。只有少数企业，例如雷氏孟加拉化学厂，生存了下来并成为了赫赫有名的成功企业。

第七，司瓦德西运动最显著的成就也许是在文化领域。那时由泰戈尔、拉扎尼·森、杜真扎拉·雷、穆昆达·达斯、赛·阿布·穆罕默德等人创作的歌曲激励了日后各派民族主义者，包括激进民族主义者、甘地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时至今日，这些歌曲在印度仍旧很受欢迎。泰戈尔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金色的孟加拉》有很大影响，1971年被选为孟加拉国国歌。在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为主的乡村里，孟加拉乡村音乐受欢迎之程度足见司瓦德西运动影响力之大。同时一系列的印度神话也应运而生，例如达克斯那然詹·马宗达所作的《祖母的故事》深受一代代印度儿童的喜爱，直至今日。在美术方面，泰戈尔的侄子阿巴宁德拉纳特·泰戈尔从丰富的本土的莫卧儿、拉其普特、阿旃陀等传统绘画中汲取灵感，并在这一时期打破了维多利亚自然主义流派在印度美术领域一枝独秀的局面。南达拉尔·鲍斯在印度美术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第一个获得印度东方美术协会（成立于1907年）奖项的人。在自然科学方面，贾格迪什·钱德拉·鲍斯，普拉富尔拉·钱德拉·罗伊等人领先进行的原创性研究享誉世界。

第八，印度工人阶级一开始就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们把司瓦德西运动和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结合起来。在孟买、加尔各答、阿拉哈巴等城市都举行了罢工。1905年10月初，加尔各答的东印度铁路公司400名司机举行的罢工是最大的一次，最后发展到950人。在斗争过程中产生了“孟买工人协会”、“加尔各答印刷工人联合会”等工人组织。可见，激进派对工人阶级的政治鼓动取得了显著成效，相比而言，对农民组织的发动工作要稍微弱一些，但也对其作了不少的努力。一些激进派成员亲自到农村进行宣传，主要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农民们说现在他们穷困的生活是殖民者的统治造成的，只有通过司瓦拉吉来推翻殖民者的统治，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就这样，激进派挨村挨户进行宣传，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被动员起来了，不久孟加拉抵制英货的运动已经深入扩展到乡村。工农组织的加入壮大了运动的左翼力量，他们将自己的阶级要求以及斗争方式带入运动中来，增加了新的内容，加强了运动的战斗性。

总之，“抵制英货运动和司瓦德西运动的策略和活动是丰富而多面的，它史无前例地动员了大批的民众积极地参与到现代民族主义政治中去，同时也向更多印度人民传播了现代政治思想。这场民族运动的社会基础现在扩展到了一部分印度地主阶级、城市和小镇中的下层中产阶级以及大批各个院校学生。印度妇女们第一次走出家门，加入到了游行和集体抗议的队伍中。在这一时期，印度工人阶级也同样第一次开始尝试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经济上的苦难”[12]。

六、国大党的分裂

国大党领导层虽然接受了激进派的“四点纲领”，但并没有在这场民族运动**中起到真正的领导作用。极端派不满足于这种“表面的部分的变化”，他们对国大党领导层在斗争手段上和斗争目标上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同时还积极扩大激进派在群众中的影响。运动不断深入地发展，这使得国大党领导层更加感到忐忑不安，因为这已超出了他们所能允许的范围，他们决定不再前进了。终于在殖民当局的拉拢挑拨下，他们决定阻拦运动的发展。

1906年，自由党在英国执政，宣布打算在印度实行立法会议改革。温和派趁势抓住这个伸过来的橄榄枝，谋求与当局妥协。1907年，苏·班纳吉亲率代表团晋见总督，要求当局控制运动的发展局势，并攻击激进派的行为过火。同年，郭克雷在英国与印度事务大臣莫莱达成默契，以答应与激进派分道扬镳为代价换取改革。殖民当局为了缓和矛盾和收买温和派，采取了他们惯用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同年8月，公布了他们的部分改革方案，在印度事务委员会中任命两名印度人，一名是印度教徒，一名是穆斯林。在立法委员会中，绝大部分仍由殖民当局把持，另外吸收少量印度人参加，主要是穆斯林、基督徒等效忠殖民者的上层人物。这一举措无疑是在有意制造种族和宗教矛盾，很快就引起了激进派和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温和派虽对这一改革持有异议，但他们认为改革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们对莫莱进行更深入的改革抱有很大希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07年国大党苏拉特年会开幕了。会议上，温和派一再用党章的形式强调要用行政管理制度逐步地进行改革，通过立宪的手段实现“殖民地自治”。此时的温和派较一年前相比立场上虽大为退步，但会议上两派的矛盾斗争仍旧空前尖锐，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并由争执发展为互相叫喊、扭打、砸椅子。激进派坚决反对温和派放弃“四点纲领”、坚持宪法鼓动、反对一切反英斗争的主张。为了对付激进派，温和派招来警察，把激进派赶出会场，制造了国大党的分裂。国大党会议结束了，唯一获胜的是殖民统治者。国大党分裂之后，奥罗宾多·高士立即召开了国大党民族主义党会议，重申了坚持“四点纲领”的决心。

国大党分裂的原因，在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自由派地主利益的温和派惧怕群众性反帝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将影响立宪改革的进程。他们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英帝国主义的立宪改革不过是一场骗局而已。也就是说，国大党的分裂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有其客观历史必然性。

国大党的分裂严重影响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激进派被排除出国大党，温和派随之退出运动。殖民当局便肆无忌惮地对激进派和秘密组织发动进攻。1907—1908年，孟加拉9位领导人被流放，南印度激进派领导人被判终身监禁和长期徒刑。当局还颁布报刊法和刑法补充条例，查封全部激进报刊，许多激进派编辑和出版家被逮捕，各地义务纠察队组织被取缔。这种疯狂的镇压导致秘密组织走上个人恐怖道路。1908年后暗杀成风，不少殖民政权官吏、法官和警察等被刺杀。1908年5月，当局对孟加拉秘密组织进行大逮捕，朱甘达尔集团被破坏，大批革命者被捕，奥罗宾多·高士也同时被捕。此后，进步社、新印度社也相继遭到破坏。尽管个人恐怖主义的斗争规模不大且最终失败了，但他们为印度民族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他们为我们夺回了作为人的尊严。”[13]1908年7月，当局以“煽动叛乱”的罪名逮捕了提拉克。至此，激进派和秘密组织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入狱。

七、孟买工人总罢工

国大党公开分裂后，激进派继续高举着民族主义的大旗，发动工农群众参加争取印度自治的斗争。孟买、加尔各答、阿拉格、卡拉奇等地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

在这些工人罢工中，1908年的孟买工人罢工影响最大。这次罢工一共经历了3次**：1月到4月的罢工；6月25日到7月22日为反对逮捕和审讯提拉克而举行的罢工和游行示威；7月23日到28日为抗议对提拉克判决而举行的总罢工和街垒战。

7月13日，孟买高等法院对提拉克进行开庭审讯，从这天开始，每天都有部分工人罢工，他们冲向法院附近举行集会游行。审讯期间，孟买有60多家工厂罢工，罢工人数总达6。5万人。尽管殖民当局采取了种种措施进行镇压，工人还是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10天的大罢工期间，工人们手拿着提拉克编辑的《狮报》，高唱爱国歌曲《祖国万岁》，高呼“领袖提拉克万岁”的口号，以声援正在法庭做自我辩护的提拉克。

7月22日，英国当局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同时对罢工工人和提拉克进行开庭判决。有5名工人分别被判处短期监禁或鞭打，提拉克则被控告触犯了印度刑法的“煽动对英王陛下和印度合法政府的敌视和仇恨”罪，先是被判处在可怕的安达曼群岛服苦役终身，后来迫于人民的压力，被迫改判为服苦役6年。判决一出，罢工的领导者们随即决定举行6天的总罢工，并呼吁孟买全市人民进行总罢业。

在这6天中，政治罢工几乎席卷了孟买所有的工厂企业，总人数达到了10万以上，在工人的带动下，孟买的市场、商业机构、学校都举行罢市、罢业、罢课，全市陷于瘫痪中，孟买成了一座死城。

从总罢工的第二天开始，英国殖民当局就举起屠刀，对工人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孟买工业区的大街上，英印军警向示威工人开枪，但工人毫不畏惧。尽管子弹如雨点呼啸而来，他们用冰雹般的石头瓦片进行反击。队伍边打边退，附近的罢工工人纷纷前来支援，队伍逐渐壮大到1。2万人。英印军队也派来了援军，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孟买大街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在孟买的卡里·罗德火车站附近，工人曾筑成街垒同英军进行战斗，但由于双方力量较为悬殊，工人才主动撤退。

6天中，参与罢工的有城市居民、农民、学生和工人。孟买吉尔古姆郊区的贫苦农民，在罢工斗争中表现得异常勇敢。许多拥护提拉克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最后成为了罢工的指挥者和组织者。其中有一位25岁的古吉拉特商人，叫凯沙弗拉尔·库吉，表现出了杰出的领导才能，他始终走在斗争的最前线，指挥各个小组的斗争，多次指挥工人队伍打退军警的进攻，使英国军队不能前进一步，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在指挥岗位上。

从23日开始的6天的总罢工中，约有200多名工人牺牲，300多名工人被捕。直到29日，才按预定计划，自动停止罢工。

这场孟买工人大罢工的反帝斗争，可谓是1908年印度民族运动**中的最大一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也是1905年以来印度人民觉醒的集中表现。在这次总罢工中，孟买工人阶级突出了主力军的作用，罢工过程中表现出的坚定性、团结性和组织纪律性，给这次革命**刻上了深刻的烙印。同时，这场由孟买工人阶级举行的群众性政治大罢工的革命实践，表明了它在印度民族运动中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这次大罢工是亚洲工人阶级斗争史上一次巨大的反帝斗争，有力地冲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1906年8月，英印当局就成立了所谓的立宪改革委员会。1907年，当局提出了立宪改革草案，打算扩大印度各级立法会议的名额，同时还企图离间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关系。当局坦白了这一做法的目的：“我们的安全、出路和成功的希望要求我们把这两大教派分隔开来。实行单独选举制一定会是印度政治生活中一种甘美有效的抑制剂，从而使这两大教派彼此反目到十分严重的地步。”[14]

在这一邪恶动机的驱使下，殖民当局于1908年提出了《印度议会法》。次年3月，法案得以通过，5月开始实施。由于这一新的《印度议会法》是根据英国印度事务大臣莫莱和印度总督明托的提议制定的，这次改革也被称为“莫莱—明托改革”。这次改革规定：有资格的印度人应该在较大程度上同政府联合，参加决定公众事务。法案最显著的特点是对立法参事会的组成和职能作了重大的改革。中央立法参事会增设参事的名额，由16名增至最多60名，其中官员不得超过28名。总督有权推荐代表某些特殊社团的非官方参事3名，另外还有2名也可以由他推荐。其余27名由非官方的当选者担任，其中有些代表某些特殊的选民团体，如有7个省的地主协会、5个省的穆斯林派别及加尔各答和孟买的2个商会；剩下的13名则由9省立法参事会的非官方的参事中选出。这样，在中央立法参事会中官方参事保持了微弱多数的席位。莫莱勋爵也明确表明，各种参事会在组织上都应该如此，以便确保它稳定的和不间断的权力，完成它对英王政府和帝国会议所负和应负的宪法责任。

《印度议会法》授权总督可在立法会议任何会议中确认任何法令及其细则。立法议会只能就预算、与公共利益有关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咨询。该法规定：在政府开支和税收问题上，议员不得行使否决权，不得讨论涉及伦敦当局和英印政府同外国和印度土邦关系的任何问题，同时也不得讨论未提交议会讨论的任何问题。尽管议员可提出议案，但总督和议长有权否决任何决议中的任何部分。

为了拉拢民族运动中的温和派并冲淡他们的反英情绪，议会法还采用了所谓的议会选举。莫莱在英国的发言，给《印度议会法》作了绝妙的脚注。他说，如果有人认为这次改革间接或直接导致了在印度建立议会制度的话，我所要说的只有一句话，我从来都没有一丝一毫这方面的打算。这个被英帝国主义炮制出来的《印度议会法》，显然会遭到绝大多数印度人民的强烈反对。

英国殖民当局在宪政改革的过程中，还充分利用印度的教派矛盾，实行穆斯林单独选举制，将穆斯林上层集团拉入了自己的怀抱，但并未给予他们好处。正是由于这一举止使得教派政治膨胀，最后肢解了印度。

1911年，英国新即位国王乔治五世访问印度，这是历史上第一位英王访问印度。在古都德里举行了豪华的觐见大典，英王在会上加冕为印度皇帝。英王隆重宣布：撤销东、西孟加拉省建制，改为3个行省，即孟加拉省、比哈尔和奥里萨省、阿萨姆省；把英属印度的首都由加尔各答迁至德里。前者实际上是撤销分割孟加拉法令，是为了消除人民的不满，后者是为了给人造成一种继承印度传统的印象，以取得印度人特别是穆斯林的好感，并安抚对撤销分割孟加拉法可能不满的穆斯林。“英国当局在以强硬手段镇压运动的同时，终于不得不同时作出一定的让步。从这个意义上说，1905—1908年运动的反分割目标是达到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