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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印度被拖入战争（第1页）

第一节印度被拖入战争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被拖入战争，成为宗主国的兵员、物资和财力的重要供应地。战争对印度资本主义和民族运动的发展带来了双重影响，既冲击了印度民族工业，同时也为它的发展带来了有利因素，为民族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英国的战时掠夺

英国广泛利用印度的各种资源来满足其军事需要，在一战时期对印度进行疯狂的掠夺。

首先，印度大量青壮劳力被征入伍。总督哈丁在《我的印度生涯》中供认，战争开始后的6个月内，英印当局从印度派出21万名印度官兵和8万名英军部署到法国战场。在印度本土的英印军队有70%以上被抽去参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英国在印度的驻军不足1。5万人。1917年和1918年，哈丁又从印度派出78。5万名印军开赴战争前线。“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英国从各个殖民地征兵450万人，其中从印度征兵120万～150万，战争结束时，印度士兵死伤10万多人”[1]。这不但使印度失去了大量青壮劳力，而且军费开支猛增到每年平均约3000万英镑，数量之巨，前所未有。到1918年3月，英印当局战争花费已达1。278亿英镑。

其次，印度物资遭到空前掠夺。战争期间，英国加强了对印度原料的榨取，按照比世界市场低得多的固定价格收购农产品和各种原料，从印度运走大量粮食、油料作物、生丝、黄麻、茶叶和毛皮。从1915年底到战争结束，英国以低价收购各类印度粮食800万吨，使印度农民遭受了惨重损失。此外，殖民当局还突击开采多种矿藏类战略物资，如锰矿石近200万吨、硝石9万吨、云母石6000余吨，以及大量的木材。英国在中近东战场、非洲战场和部分欧洲战场所需要的桥梁、钢轨、货车和机车等，基本都是来自印度。例如，塔塔钢铁厂提供了近30万吨钢材和1500万英里的铁轨。英军的许多军用品也是用印度原料制作的，如军用鞋的66%是用印度皮革所缝制，供给麻布40亿码以上。

再次，印度财政被榨取一空。殖民当局巧立名目，榨取印度财政，以维持其庞大的军事开支。仅军费开支一项就占去印度国库年收入的50%左右，成为“印度财政的顽疾”。印度殖民当局以所谓战争“捐款”的名义向英国当局“馈赠”1亿英镑，这个数字超过印度一年赋税收入总额，使印度国债增加了30%。战争结束前夕，殖民当局向印度转嫁战争负担，又决定“捐款”4500万英镑（实际支付1550万英镑）。殖民者还以“支持宗主国正义战争”的名义，两次强行摊派战时公债7350万英镑。英国还利用英联邦其他成员国的名义，从印度财政中花掉了2亿多英镑。就连总督哈丁都不得不承认，整个印度都被英国作战部“榨取一空”[2]。

英国的战时掠夺给印度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其一，印度通货严重膨胀。1918年4月，殖民者无法继续维持巨额军费开支，便用美国贷款进口2亿盎司白银铸造银币。同时，殖民当局又强制发行13。4亿卢比纸币，用通货膨胀加紧对印度掠夺并转嫁战争负担。其二，印度国债激增。印度的国债是英国殖民者罪恶统治的见证，印度国债从1902年的2。08亿英镑增加到1918年的3。7亿英镑，而1918年的财政总收入只有1。1亿英镑。上述数字还不包括宗主国费（1918年比1912年增长1114万英镑）和土邦王公对宗主国的“捐款”在内。其三，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物价飞涨，投机活动猖獗，劳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1918—1919年，由于殖民掠夺和农业粮食歉收1400万吨，致使饥荒和瘟疫蔓延全国，约1200万人丧生。

二、民族资本的发展

战争的爆发和持续也给印度民族工业带来了好处：来自英国产品的竞争削弱了，军事订货和军需供应扩大了企业的国内外销路；农产品原料价格总体下跌；工业产品价格因进口减少而上涨。在这些因素的刺激下，战争期间，印度民族资本主义第一次有了显著发展。

首先，民族资本最为集中的纺织业发展尤为突出。战争期间，黄麻纺织业和棉纺织业得到的订货最多，发展也最快。1913年和1914年度，印度共有60个麻纺织厂，纱锭68万枚，织机3。35万台，工人20。84万人；到1916年和1917年度，工厂增至74个，纱锭增至82。43万枚，织机增至3。96万台，工人达到26。25万人。与此同时，产量增加了1倍，实收资本也由7930卢比增加到1。064万卢比。棉纺织业1914年至1918年，工厂由271家减少为262家，纱锭由660万枚增加到680万枚，织机由10。4万台增加到11。6万台，工人由26万人增加到28。2万人。布匹产量由1914年和1915年度的11。76亿码增加到1917年和1918年度的16。16亿码，几乎增加13。棉布在国民布匹总消费量中的比重，由战前的23。8%增长到战争末期的35。4%。民族棉纺织企业在印度棉纺织企业中的比重，由战前的16%上升到战争结束时的37%，同期的进口布匹在印度国民布匹总消费量中的比重由57%降为43%。经营纺织业的民族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战争结束时，他们的资本已比战争开始时增加了近1倍。[3]

其次，民族资本在钢铁、电力和化工等工业部门扎下了根基。1907年，塔塔家族创办了塔塔钢铁公司，该公司是当时英属印度洋地区唯一的大型钢铁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公司成为英国近东战场所用钢材的主要供应商。因有军事订货保证销路，塔塔钢铁公司开足马力生产，1916年生产了14。75万吨生铁、13。95万吨钢、9。87万吨钢材。虽然政府压价收购，但是，大量的固定订货还是给塔塔钢铁公司创造了可观的收入。1912—1916年5年中，公司净利润为2350。9万卢比，早已超过股份资本额，而在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年利润高达1000万卢比以上。战争结束时，塔塔钢铁公司已具备相当规模，钢材生产能力已从建厂初期的3000万吨跃增为12。3万吨。塔塔家族还于1910年创办了第一家印度资本的电力公司，即塔塔水电公司，1916年和1919年又相继建立了安德拉河谷供电公司和塔塔电力公司。这3家公司基本垄断了印度中西部铁路干线用电，以及孟买地区工业和民用电的供应。1916年，民族资本还在印度首次创办了化工企业，即卡拉戈达的先驱氧化镁厂，专门生产棉纺织厂急需的氯化镁。建厂当年，先驱氧化镁厂就生产了966万吨氯化镁。战争结束时，该厂年生产能力已达1800吨，基本满足了印度国内的需要。1917年，塔塔油脂公司成立，并开始生产工业烧碱等产品。此外，民族资本在煤炭业、玻璃器皿制造业、造纸业、制糖业等领域也取得了相当的发展。

再次，商业财团也得到了发展。战时，印度商人乘机更多地插足出口贸易，寻求更大的发展。近代印度大财团比尔拉家族就是在大战中靠经营黄麻、棉布出口，而奠定其庞大资产基础的。1917年，比尔拉在伦敦设立黄麻出口办事处，成为英属印度3大黄麻出口公司中唯一的印度公司。在整个战争期间，比尔拉家族的资本由200万卢比增加到800万卢比，为战后比尔拉家族转向工业生产准备了雄厚的资金。大战期间，由于进口货减少，印度国内的商业联系加强，各省间的商品流转额战前年均5。46亿英镑，1918年增加到6。84亿英镑，1919年又增至8。13亿英镑。印度工业家在积累大量货币资本后无法扩大再生产，许多人就把资金用在扩大贸易上。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民族资本为主的企业由战争初期的2552家增至2789家，资本总额由7。21亿卢比增至10。66亿卢比。大战期间得到一定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作用。为了巩固已取得的地位并争取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他们开始要求得到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力，从而在政治上开始要求印度自治（取得自治领地位）。

三、国大党和穆盟对战争的态度

战争爆发不久，英国首相艾斯奎斯在谈到战后印度的政治地位时允诺，作为支持宗主国作战的报酬，印度将获得自治权力。继任的劳埃德·乔治首相也宣布，民族自决的原则将适用于战后印度。英国的詹姆斯·维尔洛克将军甚至在《同印度人在法兰西度过的日日夜夜》一书中，言过其实地说道：“印度的苦难已经成为历史，曙光正在显现。这次战争给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印度的儿子们将在帝国内享有有尊严的地位。”[4]

鉴于此，国大党各派别支持英国作战，希望英国战后兑现自己的诺言。国大党温和派早在1905—1908年运动后已经一再表示效忠英国统治，持以效忠换取改革的立场，现在自然把支持英国作战看作是实践诺言的机会，并切盼英国当局能“以德报德”，答应战后实现他们的改革要求。1914年12月，温和派把持的国大党在年会上通过决议，表示以支持英国作战的效忠行动换取英国在印度实行进一步的宪政改革，要求英国政府考虑印度人民在目前危机中所表现的高度的明确的忠诚，采取适当措施，承认印度为帝国联邦的一个充分而自由地享受应有的一切权利的组成部分。

国大党极端派也改变了策略，转而支持英国作战。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对战争性质估计错误，认为世界大战完全是德国一方挑动的，德国是侵略者，英国是被迫参战，唯恐英国失败，印度被德国接管。其二，希望利用这次机会，以帮助英国渡过难关的方法，换取英国答应战后给予印度自治，即所谓“英国的困难就是印度的机会”。极端派领袖提拉克获释两个月后（饱受6年铁窗折磨之后于1914年6月获释），于1914年8月27日以致《马拉特人报》编辑部公开信的形式发表宣言，呼吁所有印度人一致帮助处于困难中的英国，打败德国，与政府合作，实现改革，争取战后达到自治目的。

提拉克的新方针受到了英国政府的欢迎，也得到了分散在印度各地的国大党极端派的普遍赞同，反映了国大党分裂后极端派政治热情的消退。提拉克大战前一直被关在监狱。奥罗宾多·高士出狱后转到了宗教立场，声称神给了他新的使命，促进人的精神进化，并躲到法属本地治理，不问政治，成为潜心实践瑜伽的宗教神秘主义者。比·帕尔坐了半年牢，观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印度独立的思想是危险的自杀的想法。拉·拉伊在国大党分裂后宁肯留在温和派把持的国大党里，赞同温和派制定的新党章。实际上，极端派所有主要领袖的观点都从“四点纲领”后退了，更倾向于追随资产阶级的要求。这不仅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和动摇性，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上层在司瓦德西运动后经济地位上升带来的政治态度的变化。

穆斯林联盟对战争的心情是矛盾的。从泛伊斯兰角度出发，他们反对英国同土耳其作战。但是，为了换取战后印度的政治改革和殖民者对穆斯林利益的优先考虑，他们又不得不违心地支持英国参战。作为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安慰，他们要求英国在取得胜利后保证不损害土耳其素丹哈里发的地位。

在战争进行的4年当中，印度民族主义力量竭尽全力支持英国作战，把英国描绘成“正义事业的维护者”、“弱小民族的救星”。甘地在英国组织了救护队，苏·班纳吉等人则不辞劳累，在印度各地劝说青年人入伍，“为危难中的帝国而战斗”。甘地说得十分明白：“难道使主人对奴隶感到需要，不正是寻求自由的奴隶们应该利用的良机吗？我们用帮助英国乃至同他们合作的办法提高我们的地位，我们也有权赢得他们对我们的帮助。”[5]

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正是从这样的动机出发，在战争期间基本放弃了进行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英国当局得意扬扬地炫耀印度的“忠顺”，1914年，国大党在马德拉斯举行年会时，马德拉斯的英国省督亲临会场，表示对国大党的赞赏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