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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民族力量的壮大与重组（第2页）

在上述背景下，国大党和穆盟在合作的道路上阔步前进。1915年12月，国大党和穆盟两个年会同时在孟买召开，双方领导人互相列席，“团结就是力量”的口号响彻两边会场。在穆盟年会上，国大党领导人苏·班纳吉、贝桑特夫人、奈杜夫人、甘地，同穆盟领导人真纳、玛兹哈尔·哈克一起坐在主席台上。这是自两大组织成立以来国大党领导人第一次参加穆盟年会，奈杜夫人为此盛赞真纳为“谋求团结的无畏战士”[20]。在真纳提议下，穆盟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与国大党商讨制定以实现印度自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方案。国大党也赞成相应地成立一个委员会，与穆盟委员会合作，共同制定方案，向殖民当局提出联合要求。

1916年12月，国大党和穆盟同时在勒克瑙召开年会。国大党年会主席是阿姆比卡·马宗达，穆盟年会主席是真纳。双方同时通过了共同拟定的行动纲领，即著名的《国大党—穆盟勒克瑙协定》，提拉克和贝桑特夫人在促成国大党和同盟协议中起了重大作用。协定规定：战争结束后，印度应取得英帝国自治领式的自治地位；各级立法会议中应有45的民选议员；各级政府官员应有半数由议会任命；中央立法会议不得干预中央政府在对外政策和领导武装力量方面的权限。国大党在协定中还第一次接受了穆盟坚持的穆斯林单独选举制的原则：中央立法会议民选议员的33%应为穆斯林；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孟加拉和旁遮普，穆斯林选民可略小于人口比重；在穆斯林人口占少数的省，则可相应超过穆斯林在该省的人口比例。

《勒克瑙协定》的要求虽未被殖民当局理睬，但它标志着国大党和穆盟合作的开始，为战后初期甘地支持哈里发运动以及穆斯林群众积极参加不合作运动奠定了基础。真纳在年会致辞中高度评价了该协定，盛赞它象征着团结的印度的诞生，印度的未来、印度的团结和争取获得宪政自由的共同理想，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这个协定的实施。提拉克也称颂该协定，它融化和瓦解了有害于民族和社会的分歧，标志着民族意识的增长。既然印度团结一致的声音已经向英国殖民官僚们发出了走开的最后通牒，他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国大党以承认穆斯林单独选举制为代价换取穆斯林联盟的合作，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情，然而却被某些伊斯兰教派思想严重的人用来作为鼓吹穆斯林政治实体的新依据。某些教派主义思想浓重的印度教徒也指责该协定对穆斯林作了过分的让步，是牺牲印度教徒利益讨好穆斯林，并为此责难提拉克和国大党。提拉克对此作出答复：“先生们，有人说我们印度教徒对我们穆斯林兄弟让步太多。但我敢肯定地说，我们并未作出让步。我这样说代表了全国各地印度教徒的心声。我不介意自治权利是否只赋予了穆斯林团体，也不介意是否赋予了拉其普特人。如果英国政府认为印度教徒最低层比印度受过教育的人们更适合享受这些权利，那我也不介意把自治权利赋予他们。我不介意将这些权利赋予印度社会任何阶层。当我们不得不与第三方战斗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政治信条，团结一心。”[21]面对提拉克如此强大的气场，那些原本就不占优势的反对声音渐渐地消失了。

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除。国大党与穆盟合作的基础比较脆弱，合作的意义也有限，在良好的合作愿望背后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印度不同宗教、政治和社会势力对勒克瑙协定的不同反应，为印度教派矛盾的加剧和殖民者挑拨宗教冲突、实行“分而治之”政策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条件。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曾说，国大党在1916年的行动，实实在在地为30年后巴基斯坦的出现奠定了基石，他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四、《蒙太古改革方案》

1917年，提拉克和贝桑特夫人发起的自治运动日益扩展，参加自治同盟的人越来越多，并逐渐从知识界和社会中上层扩展到下层群众之中。为了缓和印度人民的反英情绪，保证印度对英国作战的继续支持，英国政府决定在战略上稍作改变，采取一种和解的姿态。

印度自治旗

1917年8月20日，新任印度事务大臣蒙太古在英国下院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政策宣言。印度前总督蔡姆斯福参与了宣言的起草工作，因此又被称为《蒙太古—蔡姆斯福宣言》。宣言称：“英国国王陛下政府的政策就是要让印度人越来越多地参与一切政府管理部门，并逐步发展自治制度，以便在英帝国的组成部分印度实现责任政府。”[22]《蒙太古宣言》是对前印度事务大臣莫莱立场的修正，莫莱在1909年实行立法会议改革时断然宣称，他的改革与逐步实现印度自治毫不相关。《蒙太古宣言》的发表是印度民族斗争道路上取得的一个重要胜利，该宣言使自治运动的发展不再被看成是扰乱治安的行为。

当然，该宣言并不意味着英国准备很快承认印度自治。宣言连“自治”一词都没有使用，讲到目标是建立责任政府时，又规定为实现此目标要经过一系列宪政改革步骤，每一个步骤的内容及日程都要由英国政府规定。这无疑给英国政府足够的余地去防止权力真正回到印度人手上。虽然如此，《蒙太古宣言》毕竟是英国政府第一次宣布要在印度逐步实现责任政府，事实上是承认了要逐步给印度自治领地位。蒙太古宣言发表之后，当局对贝桑特夫人及其助手们的禁令也随之解除，贝桑特夫人的人气也随之高涨。她听取了提拉克的建议，在1917年国大党年会上竞选主席一职，并顺利当选。

1918年7月，蒙太古与蔡姆斯福联署公布改革方案，即《蒙太古—蔡姆斯福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在国大党内引起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把民族主义分子分成3派，削弱了自治运动。温和派主要人士对改革方案深表欢迎，希望立刻接受改革计划。当局对改革的承诺以及释放贝桑特夫人的举措，安抚了这些在贝桑特夫人被软禁后加入自治运动的温和派成员。他们纷纷退出自治运动，同时也退出国大党，1918年9月以后不再出席国大党会议，并组织了支持殖民统治的自由同盟。极端派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蒙太古改革方案》过于吝啬，没有接受的必要，甚至提出消极抵抗。提拉克深刻地指出，该方案带给印度的是一个没有太阳的黎明。第三派则主张，即使当局的改革计划不充分，也应尝试一下。

在《蒙太古改革方案》和消极抵抗问题上，贝桑特夫人陷入了犹豫不决、进退两难的困境。一开始，她和提拉克一样，反对英国政府提出改革方案而印度被动接受，但后来她则主张接受改革方案。同样，一方面她反对消极抵抗，另一方面在其年轻追随者的施压下又赞成消极抵抗。提拉克虽然坚持一贯立场，但贝桑特夫人的犹豫不决以及温和派立场的改变，使得他独木难支，无力继续开展自治运动。此外，在年底最关键的时候，他去了英国，以文字诽谤罪起诉《印度叛乱》的作者瓦伦丁·吉尔乐，并和他打了好几个月的官司。由于贝桑特夫人立场摇摆不定，再加上提拉克在英国，因此自治运动群龙无首，无法继续前进，慢慢停滞下来。

虽然自治运动停滞了，但是自治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一，它培养了一代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成为战后民族运动的脊梁，在圣雄甘地的领导下，民族运动进入了真正的群众运动阶段。其二，自治同盟建立了城乡之间的联系，这对往后几年革命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三，通过普及自治思想，使自治家喻户晓，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支持民族主义的氛围。

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意识不断提高，他们不满足于现状，积极探索新的政治斗争途径。自治同盟的领导者，曾经带领他们进行斗争，但现在不能继续领导斗争了。就在这时，甘地登上了印度政治舞台，掀起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民族运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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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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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ipandra，MridulaMukherjee，Aditya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Mahajan，India&#leforIndependence，1857-1947，p。154。

[14]Bipandra，AmalesTriathi，Baruruggle，ionalBookTrust，India，1972，p。94。

[15]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446～447页。

[16]BalGangadharTilak，hiseeches，Madras：Ganesh&Co。，1919，p。392。

[17]Bipandra，MridulaMukherjee，Aditya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Mahajan，India&#leforIndependence，1857-1947，p。162

[18]G。P。PradhanandA。KBhagwat，LokamanyaTilak：ABiography，Bombay：JAICO，1959，pp。265-266。

[19]Bipandra，MridulaMukherjee，Aditya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Mahajan，India&#leforIndependence，1857-1947，pp。165-166。

[20]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第263页。

[21]BalGangadharTilak，hiseeches，Madras：Ganesh&Co。，1919，pp。202-203。

[22]S。R。Mehrotra，Indiaandtheoh，1885-1929，LeAllen&Unwin，1965，p。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