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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民族主义政治力量的重组与发展（第1页）

第一节民族主义政治力量的重组与发展

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停止之后，印度民族运动暂时陷入低谷，民族主义力量分崩离析，多种势力平行并存；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力量开始重新整合，国大党内异军突起，聚集力量，蓄势待发。

一、不变派与主变派之争

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止后，印度民族运动陷入低潮。群众对国大党的热情骤然下降，党员人数从原来的近千万突降至不足20万，县以下党组织基本瓦解；印穆团结破裂，印度穆斯林和哈里发委员会退出国大党，教派冲突重新抬头。尤为严峻的是，国大党内部发生分歧，出现不变派和主变派之争。

在民族运动低潮时期，国大党应当采取什么方式继续进行民族斗争？在这个问题上，国大党内形成了不变派和主变派两个阵营。不变派代表人物有萨达尔·帕特尔、拉金德拉·普拉萨德、拉贾戈帕拉查里等，他们坚持甘地的主张，即继续抵制立法会议、暂停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全力以赴实施建设纲领，包括推广手纺手织土布运动、促进印穆团结、消除不可接触制、禁酒、促进民族教育等，为以后时机到来发动新的不合作运动准备条件。主变派代表人物有奇·达斯、莫·尼赫鲁等，他们主张不再抵制立法会议，而是重新参加立法会议选举，争取国大党有更多人进入立法会议，从而把不合作斗争转移到立法会议内部，从内部实行不合作，使立法机关瘫痪。不变派和主变派“两派争权夺利，互相竞争，以求控制国大党”。[1]

1922年12月，国大党在加雅召开年会，奇·达斯任主席，莫·尼赫鲁任秘书。奇·达斯和莫·尼赫鲁提出了参加立法会议的新方案，呼吁大会接受主变派主张，而萨达尔·帕特尔、拉金德拉·普拉萨德、拉贾戈帕拉查里等人则反对新方案，该方案最终以1748票对890票被否决。1923年1月1日，奇·达斯和莫·尼赫鲁辞去他们在国大党中的职务，宣布成立司瓦拉吉党，分别担任主席和秘书。奇·达斯和莫·尼赫鲁是一对传奇式的政治搭档。奇·达斯充满想象力，情感丰富，口才卓越，善于影响和安抚朋友及敌人，而莫·尼赫鲁性格坚毅，遇事冷静，理性自律，组织能力强。他们两人相互信任，彼此理解，可以不事先商量就以对方的名义发表声明。他们是热诚的爱国政治家，不但放弃富裕的律师业务，全身心投入民族运动，而且将自己的豪华住宅捐赠给国大党使用，他们对民族事业的忠诚深得印度人民敬佩。

不变派和主变派很快陷入激烈的分歧与争议之中。主变派认为，参加立法会议可以填补民族运动低潮时期的政治真空，立法会议的竞选活动和演说可以为政治鼓动和宣传提供新的阵地，保持印度人民的政治热情和士气；即使国大党不参加立法会议，立法会议也会行使职责，这样非国大党人会利用其职权削弱国大党；为什么要将革命斗争中的有利地位留在敌人手中？通过加入立法会议，国大党可以阻碍立法会议的工作，防止当局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法律。不变派认为，参加立法会议会滋生政治腐败，一旦进入立法会议，就会受到帝国宪法框架的羁绊，逐渐丧失原来的立场，在微小改革和零碎立法方面与政府合作；此外参加立法会议会导致忽视群众性的建设工作，而群众性的建设工作将为下一轮文明不服从运动做准备。

随着不变派和主变派矛盾与冲突的加深，民族主义阵营担心1907年那场灾难性的分裂会重演。两派领袖开始反思，寻求谅解和妥协。这个趋势由多种因素促成：其一，所有国大党人都强烈意识到两派团结的必要性。其二，不变派和主变派都意识到，不管议会工作意义有多大，真正能够迫使当局接受民族要求的砝码只有一个，那就是立法之外的群众运动，而要发动群众运动就必须保持两派的团结。其三，两派领袖都完全接受甘地的领导。此外，贾·尼赫鲁的作用也不可小觑。贾·尼赫鲁1月23日第二次出狱，与其他107位政治犯一起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贾·尼赫鲁反对派系政治，他拒绝了奇·达斯要他赞成主变派的主张，努力促使两派达成谅解。他认为不变派和主变派的方法可以齐头并进，强调两派团结的必要性。“不变派和主变派之争，标志着尼赫鲁第一次作为党派之间摩擦的仲裁人出现”[2]。

1923年9月，国大党在德里召开特别会议，毛拉纳·阿扎德任主席。在这次会议上，不变派和主变派达成了初步妥协。会议通过决议，允许国大党成员作为候选人，以个人名义参加立法会议选举。10月14日，司瓦拉吉党发表声明，承诺从立法会议内部抵制殖民政府虚假的议会改革。11月，立法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司瓦拉吉党在立法会议选举中取得很大成功，获得中央立法会议101个席位中的42席，在中央省获得绝对多数，在孟加拉成为最大的党，在孟买和联合省也成绩不俗。广大群众对他们参加选举感到振奋，以原来拥护不合作的热情支持他们。

1924年2月5日，甘地因患阑尾炎提前获释。他强烈反对参加立法会议，认为这与非暴力不合作背道而驰。3月，奇·达斯和尼赫鲁父子赴孟买附近海边的茹湖，与在此疗养的甘地会谈。在进入立法会议问题上，甘地拒不让步，奇·达斯和莫·尼赫鲁也据理相争，毫不动摇。最后，双方承认对方有自己的不同意见，同意保留分歧。6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会议在阿迈达巴德召开。甘地提议从根本上修改国大党章程对党员资格的规定，取消4安娜党费，改为缴纳2000码手纺纱；此外，把每日纺纱和各种抵制作为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的条件。奇·达斯和莫·尼赫鲁强烈反对甘地的提议，提前退出会场。国大党似乎又出现了分裂的危机，殖民当局对此兴高采烈，预言甘地与主变派将会分道扬镳。为防止国大党分裂，甘地不得不作出让步，纺纱的规定作为任人选择的办法，原来规定的缴纳4安娜的办法仍旧保留。

甘地最终与主变派达成妥协，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其一，主变派进入立法会议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如果现在退出将会是“灾难性的”，会被当局和民众误解为“溃败和懦弱”，助长当局的独裁行为和镇压政策，加重民众中的政治失望情绪。其二，甘地与奇·达斯和莫·尼赫鲁保持着互尊互信的友好的个人关系。司瓦拉吉党人在立法会议中的所作所为使甘地相信，他们绝不会成为帝国政府的走狗，相反他们表现出果决、刚毅、纪律、团结和反抗精神，为印度立法机构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其三，甘地为两派支持者无休无止的争论而苦恼，如他在1924年4月写道的：“主变派”与“不变派”甚至互相污蔑诽谤，双方各执一词，理直气壮，咒骂另一方愚蠢得无药可救。他渴望尽早结束两派之间的争执。其四，当局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对孟加拉的司瓦拉吉党人发动全面进攻，于1924年10月25日下令对国大党的办公室和房子进行突袭，搜捕了一大批革命激进分子、司瓦拉吉党人和其他国大党人，包括苏·鲍斯和两位孟加拉立法机构司瓦拉吉党议员。

面对当局对司瓦拉吉党人的镇压，甘地决定向司瓦拉吉党人“让步”，以显示他与司瓦拉吉党人团结一致。正如他在《青年印度》上写道的：“在司瓦拉吉党人需要的时刻，我若不站在他们一边，就是对国家的不忠。虽然我不相信进入议会或者发动立法战争的某些方法的效力，但是我必须和他们站在同一战线。虽然我是一名坚定的不变派人士，但是我必须不仅容忍他们的态度、与他们一起共事，而且必须尽可能地加强他们的力量。”[3]

1924年11月6日，甘地与奇·达斯和莫·尼赫鲁签署了一项联合协定，即《甘地—达斯—尼赫鲁协定》，结束了主变派和不变派之间的冲突。甘地同意司瓦拉吉党作为国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代表国大党参加立法会议，奇·达斯和莫·尼赫鲁同意支持建设性纲领和以棉纱缴党费的决议。不变派认为此举是投降，甘地则说这是必要的让步。是年12月，国大党在贝尔高姆召开年会，甘地任主席，批准了《甘地—达斯—尼赫鲁协定》。甘地也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中为司瓦拉吉党人提供了大多数席位。1925年9月，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巴特那会议决定国大党不应再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实现建设性纲领，而应把政治工作包括在立法机构中工作当作主要任务。

林承节先生认为，主变派与不变派之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与甘地独特的领导思想的一次激烈交锋。资产阶级政治家不满甘地的实际上以追求精神完善为重点的领导思想和方式，要求向资产阶级常规政治斗争模式靠拢，结果取得了部分成功，甘地在国大党的领导地位也因他及时调整策略而得以稳定下来。虽然甘地对不合作策略作了这样符合资产阶级政治家要求的调整，但他自己在思想上仍认为立法会议的斗争只是一种外在的努力，不是争取司瓦拉吉的根本。要取得斗争的胜利，根本的保证是自身的建设，通过坚持真理实现自我完善和社会协调。因此，他本人不参加立法会议活动，而是把实行建设纲领作为自己的活动领域，不变派也跟着他走，不参加立法会议，而是投身于建设纲领活动。这样，国大党在行动上就分成两条战线，主变派和不变派形成分工，各在一个领域活动。

主变派在立法会议中的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效，对保持国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在中央立法会议中成功地与真纳领导的独立派以及自由派等人士建立了政治统一阵线，在大部分省份也建立了类似的联盟，利用立法机构与当局进行斗争。1925年3月，司瓦拉吉党人维特巴伊·帕特尔当选中央立法会议主席。司瓦拉吉党人在中央立法会议上提出了3个重大问题：一是关于起草新的印度自治宪法；二是关于公民自由、释放政治囚犯、废除高压法律；三是关于发展本土产业。对这3个问题的讨论，引起媒体的全面报道和民众的热心关注。此外，政府的许多提案、预算案和高压法规也被否决。

与此同时，1923—1924年间，国大党人在许多市政府中也获得了胜利。奇·达斯成为加尔各答市市长（苏·鲍斯任首席执行官），维特巴伊·帕特尔任孟买市市长，萨达尔·帕特尔任阿迈达巴德市市长，拉金德拉·普拉萨德任巴特那市市长，贾·尼赫鲁任阿拉哈巴德市市长。不变派积极参与市政管理，因为他们相信地方机关可以推动建设纲领的实施。他们在教育、卫生、健康、反不可接触制以及推广土布工作上卓有成效，常常唤起民众的热情。

然而，1925年之后，主变派的立法会议道路逐渐走上下坡路。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其一，1925年6月16日，奇·达斯逝世，主变派蒙受巨大损失，莫·尼赫鲁失去了亲密伙伴，独自领导司瓦拉吉党。其二，司瓦拉吉党的议会政治显示出局限性，缺乏内聚力。除了以多数票否决政府立法之外，在议会内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举措。要加强政治对抗，必须依靠议会外的群众运动。但司瓦拉吉党缺乏协调议会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的政策，他们几乎完全依靠报纸报道。其三，司瓦拉吉党无法与盟友保持永久合作关系，因为后者并不相信司瓦拉吉党的“统一而持久的阻挠”策略。政治联盟的逻辑不久使司瓦拉吉党开始放弃激进的阻挠议会政策，而一些司瓦拉吉党立法议员也抵挡不住议会津贴和地位特权的**。其四，殖民当局在民族主义者之间制造纠纷，使司瓦拉吉党脱离自由派，司瓦拉吉党激进派脱离温和派，印度教徒脱离穆斯林。此外，在殖民政府的鼓励下，司瓦拉吉党内部的教派主义抬头。

面对一些司瓦拉吉党人背离初衷、脱党变节、投靠殖民当局，莫·尼赫鲁大声疾呼，痛加斥责，但仍无力回天。为了遏制司瓦拉吉党进一步瓦解，制止议会“腐败”蔓延，防止党员道德堕落，司瓦拉吉党主要领导人重申对群众文明不服从的信心，并决定于1926年3月退出立法机构。1926年4月，甘地也重申他对进入议会政策的批评：“我研究了立法会议工作、进入立法会议对公众生活的作用以及对印度教徒—穆斯林问题的影响。我研究的越多，就越相信进入立法会议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失策的。”[4]这样，通过司瓦拉吉党的议会路线策略争取独立的尝试失败了。

然而，司瓦拉吉党的活动也具有积极意义，对民族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的巨大成就在于填补了民族主义运动恢复期的政治空缺，并表明可以创造性地利用立法机关反对帝国主义。他们也成功地揭露了1919年《改革法案》的虚伪，向人们展示了印度人正在被“非法的法律”统治着。他们不仅全心全意支持国大党的建设性工作，而且努力帮助工人和农民免遭盘剥。他们试图通过“进入立法会议”使政府瘫痪的纲领路线，也对英国政府产生了某种影响，导致政府任命“穆迪曼委员会”对印度的两头政治运作进行评估。阻挠议会的策略甚至使英国保守派也相信，两头政治体系是行不通的。英国政府也考虑修改印度宪法，并任命“西门委员会”前往印度。

在另外一条战线上，甘地和不变派默默地、不辞辛劳地从事着建设纲领工作，致力于推动土布和手工纺织、国民教育、印穆团结、反对不可接触制、抵制外国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