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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文明不服从运动（第2页）

《基本权利和经济与社会变革决议》是贾·尼赫鲁等为首的左翼民族主义者的主张首次被国大党最高会议所采纳，被民族民主运动部分接受的第一个具体例证，它在当时是一个广泛的、超出了纯政治目标的国大党纲领，成为自由印度的福利目标。后来印度的1951年国民计划和1955年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决议，都可以追溯到1931年的卡拉奇决议。贾·尼赫鲁写道：“一直到现在为止，国大党仅仅考虑到民族问题，并且除了鼓励农村手工业和国货运动外，一向避免接触经济问题。在卡拉奇大会决议中，国大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跨了一步——很短的一步，主张将主要的工业及服务性的事业收归国有，并实行其他各种方案，以减轻贫苦人们的重担，相应地增加富有的人们的负担。”[18]该决议团结了国大党内的各派力量，稳定了国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

几乎与国大党卡拉奇大会同时，工农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印青年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也相继举行，并发表决议，谴责《德里协定》，反对国大党参加第二次圆桌会议。决议提出了工人罢工和结社权利，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甚至提出工人阶级在独立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不过，在基本要求方面，却和国大党是相同的。

五、运动的恢复与停止

1931年8月底，甘地赴伦敦参加第二次圆桌会议。贾·尼赫鲁为甘地送行，从此他们便一别两年。

会议前夕，英国工党联合政府解散，主张对印度采取强硬政策的保守党在联合内阁中势力大增。保守党人主张，只有在各宗教各党派和表列种姓权利等问题获得圆满解决后，才能考虑讨论印度自治等问题。这种谬论的实质正如贾·尼赫鲁所指出的：在宗教团体问题后面，隐藏着政治上的反动。

甘地在会上号召各宗教团体和种姓之间团结起来，为印度自治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他指出：宗教与种姓纠纷即使不是在外国统治下产生的，也是由于在外国统治下加深的；同时，这种纠纷的冰块一定会在自由的阳光下融化的。尽管甘地作了许多让步，甘地的建议都被否决。英国政府指派的穆斯林代表和“不可接触者”代表同英印混血儿、印度基督教代表达成了分裂协议。操纵会议的英国政府借口印度代表的分裂，于是提出少数民族问题由英国政府通过立法途径解决。甘地对这个建议和其他建议，都一概拒绝。

第二次圆桌会议显然是个骗局，被英国当局弄到会上来的王公、地主、教派主义者、自由主义分子更关心的是依靠英国庇护，维护自己的狭隘集团的利益，对国大党则竭力牵制，不希望其势力发展。会议接触不到问题的实质，却在枝叶问题上争吵不休，毫无结果。这正是英国统治者殚精竭虑安排圆桌会议的用心所在，既能迁延时日，拖垮运动，又能把达不成协议的责任推到印度人自己身上并加剧他们之间的冲突。1931年12月18日，圆桌会议结束，甘地两手空空，愤然回国。

甘地在伦敦参加圆桌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会议间隙，卓别林拜访了甘地。《时代》杂志（1931年10月5日）对此次会面作了如下报道：“当他的印度友人奈都夫人告诉他：‘著名的卓别林先生想见你。’甘地显得一脸茫然，问道：‘他因何著名？这位卓别林是谁？’这位电影演员整个周末都和那位好战的国会议员温斯顿·丘吉尔待在一起，而丘吉尔公开反对印度独立。丘吉尔称甘地为‘半**的滋事生非的苦行僧’！或许卓别林被丘吉尔预先洗脑了，刚介绍完毕便向甘地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你要捍卫像手纺车这种粗制的设备呢？所有发明都是人类的遗产，应该被允许用来帮助人类减轻负担。我完全反对废除机器的使用！’纺纱工甘地回答说：‘手纺车和手织机对印度大众是必不可少的，它们给印度人民提供了工作机会。印度的现代机器让印度人民过分空闲。而且，我们生产的东西可能超出我们的需要，从而由于我们生产过剩而使得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人变得无所事事。’突然，圣人甘地掏出怀表，宣布已到晚上7点钟——祷告的时间到了。卓别林十分感动，跪下一同祷告，在长时间的印度教祷告时他几乎纹丝不动。祈祷之后与圣雄甘地又聊了一会，分手之后卓别林唏嘘不已地告诉记者：‘甘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实在了不起！他真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人士！而且，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戏剧性人物！’”会议后，国王乔治五世接待了甘地。国王直截了当地问甘地：“你为何抵制我儿子？”（指的是1921年威尔士王子访问印度时，甘地组织了抵制活动）甘地立刻回应：“并非抵制您儿子，也并非抵制国王陛下，而是抵制英国王室的官方代表。”他离开白金汉宫时，记者对他会见国王时的衣着打扮表示惊愕。他不动声色地回答：“国王陛下的衣着足够我们两个人了！”后来，在他下榻的金斯利馆附近，一群年轻人向他搭讪：“嘿，甘地，怎么看不到你穿裤子啊！”他开怀大笑着回答：“你们穿遮腿裤，我们穿露腿裤！”赛珍珠这样评论甘地的幽默：“甘地不仅是一位圣人，而且是一个幽默大师。这二者很少结合在一起，但是一旦结合，其产生的效果无可匹敌。”[19]

甘地返抵印度前，英印政府已经片面撕毁《甘地—欧文协议》，开始大规模镇压印度民族运动。贾·尼赫鲁已经被捕入狱，被判2年监禁。在联合省、西北边境省和孟加拉，监狱里关押了大批国大党人、志愿服务队员和抗税的农民。殖民者的镇压激起印度人民更大的反抗，联合省、西北边境省和孟加拉等省国大党人领导当地人民开展抵制英货，酝酿发动抗租抗税斗争，同时不断呼吁国大党重新开展文明不服从运动。以贾·尼赫鲁和苏·鲍斯为首的国大党左翼和大部分基层组织也认为，只有重新深入广泛地开展文明不服从运动，才能迫使殖民者退出印度。国大党授权甘地同新任总督威灵顿会谈，然而威灵顿拒绝会谈，同时宣布国大党为非法组织。

国大党对殖民当局的严酷镇压没有思想准备，而殖民当局则早有预谋。这种猝不及防的铺天盖地的镇压，使文明不服从运动虽宣布恢复，实际上并未真正重新大规模开展。虽然如此，面对这种残酷的形势，工农大众和国大党依然自发地举行各种集会，取缔酒店和专营外国布的商号，封锁外资金融机构，出版“非法”报刊，在政府机关建筑物上升起国大党党旗，私制食盐，搜缴鸦片，围困殖民机关，拒缴各种赋税。“当局仅酒、盐、鸦片3项税收，就减少收入达2。5亿卢比”[20]。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还举行了一系列政治纪念活动，如阿姆利则惨案民族周、全印自产日、全印囚徒日等。

安倍德卡尔

除镇压之外，英国政府又利用“不可接触者”问题玩弄新的分化瓦解阴谋。在第二次圆桌会议上，关于少数教派团体未来的选举办法因意见对立没有结果。1932年8月17日，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就此发表裁决书，除继续规定穆斯林单独选举区外，还规定为“不可接触者”设立单独选举区。甘地在狱中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震惊，他认为提高“不可接触者”的地位不在于保留议会席位，而在于努力革新印度教。他写信给英国首相，宣布反对“不可接触者”单独选举制，并为此从9月20日开始“绝食至死”。许多地方发生了群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取消决议，并向甘地表示慰问。在甘地绝食的日子里，全国印度教寺庙破例为“不可接触者”开放，为甘地的健康祈祷。在舆论的压力下，印度教领导人和“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倍德卡尔紧急协商，于9月24日就“不可接触者”在未来立法会议中的席位问题达成协议，安倍德卡尔放弃了为“不可接触者”设立单独选举区的要求。这一协议的内容电告麦克唐纳后，他也只好宣布撤销这项裁定。9月25日，甘地和安倍德卡尔达成《浦那协定》，放弃单独选举区的要求，各省立法机关为“不可接触者”保留148个席位，这个协定获得当局的认可。同时，全印宗教领袖通过一项决议，在印度教中不应存在“不可接触者”，今后“不可接触者”享有与普通印度教徒平等的权利。于是，甘地于26日停止绝食。关于这次绝食。费舍尔写道：甘地具有“艺术家”的天才，能够触动寓于人的灵魂深处的心弦，他的绝食触动了印度教徒的心，绝食开始的前一天，阿拉哈巴德的12座印度庙第一次对哈里真（即“不可接触者”）开放，绝食开始到9月26日的每一天，以及随后从9月27日到10月2日甘地生日的“反不可接触制周”的每一天，大批圣地都取消了对哈里真的限制。

1933年7月，甘地在浦那召集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非正式会议，讨论如何开展下一步反帝斗争。浦那会议没有认真讨论当前的形势和目标，只是讨论群众性文明不服从运动和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到底哪一种好，秘密的文明不服从运动和公开的文明不服从运动哪一种好。会议最终决定停止群众性文明不服从运动，开始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并禁止一切秘密活动。甘地决定带头发动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他通知当局他将于8月1日开始对古吉拉特农民宣传和平抵抗运动，结果以煽动罪被捕，被判1年监禁。甘地要求允许他从监狱中指导哈里真运动，遭到政府拒绝。于是，甘地宣布从8月16日开始再次“绝食至死”。绝食1个星期后，甘地病危，政府怕甘地死在他们手上，因此将甘地假释出狱。甘地宣称，他仍然是有1年刑期的囚犯，因此在1934年8月刑满前不参加政治运动，而是全力以赴于哈里真事业。9月，甘地开始穿行全国的哈里真基金旅行，这次远游持续了近9个月，行程1。25万英里，为哈里真事业募集了80万卢比资金。1934年初，比哈尔发生大地震。甘地在《哈里真》上发表声明，说地震是神对不可接触制罪孽的惩罚。贾·尼赫鲁因母亲病重，被提前开释出狱。他参加了比哈尔地震后的救济工作。当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的第二天傍晚，因“煽动罪”被捕，被判处2年监禁。这是他第7次入狱。

1934年3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德里开会，这是自1931年以来第一次正式召开的会议。贾·尼赫鲁等主要国大党左翼领袖都在监狱，当时领导国大党的是安萨里和罗易。会议认为，如果不无条件地停止文明不服从运动，当局就不会撤销镇压性立法，因此决定取消文明不服从运动，走自治党人议会斗争的老路。甘地对此表示赞同。4月，甘地发表声明，停止文明不服从运动。他在声明中说，群众还没有理解“萨提亚格拉哈”的任务，“萨提亚格拉哈”必须每次限于一个合格的人，在目前形势下，只有一个人，就是甘地自己，应暂时负起“萨提亚格拉哈”责任，并建议国大党员学习自制和安贫的艺术与美德，投身于反对不可接触制、发展手纺手织、增强教派团结、从事戒酒戒毒等活动。10月，国大党孟买年会正式决定停止文明不服从运动。这样，1930—1934年的文明不服从运动，几经波折，数起数落，最终卸下了帷幕。

[1]尚劝余：《尼赫鲁与甘地的历史交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2]N。L。Madan，Nehru：AMulti-dimey，Delhi：AjantaBooks，1990，p。28。

[3]TheColleahatmaGandhi，Vol。23，NewDelhi：PublisDivisioofIndia，1961，pp。310-335。

[4]TheColleahatmaGandhi，Vol。30，NewDelhi：PublisDivisioofIndia，1968，p。371。

[5]Bipandra，MridulaMukherjee，Aditya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Mahajan，India&#leforIndependence，1857-1947，pp。245-246。

[6]S。Bose，TheIndianStruggle，1920-1934，London：La;。146。

[7][印度]贾·尼赫鲁：《尼赫鲁自传》，张宝芳译，第188页。

[8]M。S。KhaheFounderofModernIndia，NewDelhi：OxfordUyPress，1989，p。32。

[9]V。T。Patil，heFreedomMovement，p。84。

[10]尚劝余：《尼赫鲁与甘地的历史交往》，第25页。

[11]笔者有幸于2005年3月12日至4月6日参加了印度国大党和圣雄甘地基金会组织的“食盐进军”75周年纪念活动，与索尼娅·甘地和图沙尔·甘地一起，踏着圣雄甘地当年的足迹，重温了“食盐进军”壮观的一幕。

[12]A。R。Desai，SocialBadofIndianNationalism，Bombay：PopularPrakashan，1966，pp。363-364。

[13]D。G。Tendulkar，Mahatma：LifeofMohandasKaramdhi，Vol。Ⅲ，1930-1934，NewDelhi：PublisDivision，G。O。I。，1971，p。41。

[14]P。Kalhan，KamalaNehru：AnIntimateBiography，NewYork：Harcourt，Brace&World，Inc。，1973，p。46。

[15]NitishRanjanRay，eds。，ge-ASagaofIndia&#leforFreedom，NewDelhi：1984，p。51。

[16]ShiveKumar，PeasantryandIndianNatio，1919-1933，Meerut：AnuPrakashan，1979，p。187。

[17][英]杜德：《今日印度》下册，黄季方译，北京：世界知识社，1953年版，第78页。

[19][印度]帕斯卡尔·艾伦·纳扎里斯：《甘地：杰出的领袖》，尚劝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1～52页、第108～109页。

[20]B。P。Sitaramaypa，historyofIndianNationalgress，Vol。2，Bombay：PadmaPublis，1947，p。693。

[21][印度]贾·尼赫鲁：《尼赫鲁自传》，张宝芳译，第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