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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退出印度运动的原因（第1页）

第一节“退出印度”运动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加剧了世界局势的动**，而且加速了印度政治生活的进程，使英国殖民当局与印度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空前激化，危机迭起。“退出印度”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英国殖民统治与印度民族矛盾不断加剧和激化的必然结果，是英国殖民当局在严重的战争危急关头仍然顽固坚持其殖民政策而引起的印度民族反抗情绪的总爆发。

一、第一次危机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及防止后院起火，英国对印度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其殖民统治的措施。

首先，英国宣战数小时后，印度总督林里兹戈奉内阁指令，如法炮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做法，在未与印度民族领导人协商的情况下，以印度命运主宰者的身份专断地宣布印度为交战国，把印度作为驯服的工具，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强行拖入战争。这一行动激起印度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正如尼赫鲁所说：“一个人——他既是外国人，又是一种可恶的制度的代表——竟能够把4亿人投入战争中去，而对他们连最起码的商量都没有过。千百万人的命运就可以这样地被决定。它伤透了印度的心。”[1]

其次，颁布了旨在镇压印度人民、加强其独裁统治的战时条例和法令。例如，9月3日颁布的《印度国防条例》规定，为确保英属印度的防务、治安和正常秩序，确保战争的有效进行，禁止一切集会和政治宣传，对破坏社会秩序的嫌疑分子，可以不经审讯进行逮捕，对违反战时条例的人判以终身流放或死刑。9月11日英国议会用11分钟的速度通过了《印度政府法修正案》，宣布中止1935年政府法规定的联邦条款的实施，对国大党省政府的权限作了进一步的限制，并规定印度总督和各省省督有权“为了印度的和平与安宁”解散自治省政府，实行省督接管，另派人治理，对印度人民进行**裸的专制统治。

战时印度

再次，在实行政治高压政策的同时，英国对印度在经济上进行疯狂掠夺，完全把印度变成支持英国战争的人力和物力供应地。英国一方面以宗主国身份榨取殖民贡赋，增加战时税收，发行10亿英镑的战时公债，把战争重担转嫁到印度人民身上；另一方面为掩盖对印度的**裸的掠夺，与印度缔结双方负担国防经费的《财政协定》。根据该协定，本应该由英国负担的英印军队和驻扎在印度的英国军队的给养，绝大部分转嫁给印度，此外，印度还要从自己的财政预算中拨款，支付其他军费。军费比战前预算增长近1倍，在整个战争期间，印度军事预算增加了164亿卢比，约合12。75亿英镑。印度军费拨款总额达到28亿英镑，平均每个印度人负担16卢比，占人均年收入的14。贾·尼赫鲁指出，印度在5年之中所负担的实际战争费用，大大超过了英国100多年来在印度投资的总和。为了搜刮更多的钱财，英国殖民者实行赤字财政，大量印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战时印度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奇缺，亿万劳动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英国的这种殖民高压政策激起了印度各个阶层的普遍不满与反抗。国大社会党、前进集团、印度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左翼群众组织走在反战反英活动的最前列，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也进一步高涨。正如贾·尼赫鲁所说：他们为这种政策所激怒，同时要求国民大会党去反抗它。于是，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1939年9月17日发表了《战争目的决议》，表明了国大党对战争的态度，同时要求英国申明其战争目的。决议谴责英国政府不经印度人民同意而宣布印度为交战国，谴责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并对那些抵抗侵略的人们表示赞同。决议声明：倘使战争只是为了维护现状、帝国主义领地、殖民地、既得利益和特权，那么印度与战争毫不相干。但如果问题是民主和基于民主的世界秩序，那么印度对战争就有极大的兴趣，本委员会确信印度民主利益和英国或世界民主利益并无冲突。如果大不列颠为了维持和扩大民主而战，那么它就必须先结束它自身领地内的帝国主义，在印度建立完全的民主。决议要求“英国政府明确声明他们在民主、帝国主义和他们所构想的新秩序问题上的战争目的；特别是这些目的将如何应用于印度和如何在目前实行”[2]。可见，国大党的目标很明确，即只有在确定了战争的民主目的并立即给予印度独立的条件下，印度才能积极参战。

《战争目的决议》是贾·尼赫鲁起草的，他在促使国大党采取这个政策性很强的立场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当时，国大党主要领导人在对待战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和争议。前进集团创始人苏·鲍斯的主要动机是反对英国，他要求在战争危机之时发动反对英国人的新的文明不服从运动。甘地的主要动机是反对战争，他将战争看作是对他的非暴力信念的挑战和考验，他坚决主张不论英国还是印度都不应卷入冲突，因为即使在捍卫正义，暴力也是有害的，他甚至呼吁英国人，劝他们用精神力量反对希特勒的暴力，只给英国以道义上的支持。贾·尼赫鲁的主要动机是反对法西斯，他认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发展与侵略。因此，很明显，必须发对法西斯主义。但是不能用放弃自由和争取自由的斗争来获取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因此，他主张只要英国立即给予印度独立，印度将全力支持英国抵抗法西斯。贾·尼赫鲁出于全局考虑，逐渐与极左翼组织国大社会党、前进集团拉开距离。他的着眼点是保持国大党统一，将国大党左右翼大多数人团结在共同的旗帜下。在甘地不再能继续有效地发挥轴心和聚合点作用的情况下，贾·尼赫鲁及时地填补了这个空缺，这对国大党在新的艰苦条件下齐心协力进行斗争具有重要作用。甘地明确表示，让贾·尼赫鲁肩负起领导国家的重任。甘地说如果他不能使所有人跟着他走，那么他就放弃领导。他觉得贾·尼赫鲁应该完全负责，领导国家。

对于《战争目的决议》，甘地表示赞同，并赞扬贾·尼赫鲁在制定决议中的决定性作用。甘地说：决议的作者是一位艺术家，虽然在极力反对各种形式或形态的帝国主义方面没有人能超过他，他却是英国人民的朋友；的确，在思想和性格方面，他更像英国人而不像印度人，他与英国人在一起往往比与自己的同胞在一起更自如；他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反对每一个错误，不管是在哪里犯的；他的民族主义因为他的卓越的国际主义而得以丰富；因此，决议不仅是给他自己同胞、不仅是给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宣言，而且是给全世界各民族包括像印度那样受剥削的民族的宣言；他通过工作委员会使印度不仅考虑她自己的自由，而且考虑世界所有被剥削民族的自由。甘地希望全党一致支持这项决议，但他本人仍然坚持他的信念。

英国政府对国大党战争目的决议的答复令人失望。1939年10月17日，总督发表声明，断然拒绝国大党的要求，既没有宣布战争目的，也没有答应印度独立，只是重复上次大战许诺的在未来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总督的声明使印度政治家认识到，这不是一场争取民主的战争，而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战争并没有使英国政府对其殖民地的态度发生变化。贾·尼赫鲁指出，我们现在明白，英国坚持其帝国主义并为维护帝国主义而战，战争的目的是维护大英帝国，建立某种确保其安全的国际体系，尽量延长对印度的统治，我们无意于高呼“嗨，希特勒”，我们也无意于高呼“英帝国主义万岁”。甘地也指出，国大党要求面包，得到的却是石头。国大党态度逐渐强硬起来。[3]

1939年10月2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阿瓦迪会议通过决议，反对总督声明，谴责英国坚持帝国主义政策，宣布对于英国的战争努力不给任何支持。决议提出了几点印度民族要求：允许印度战后独立；召开全民选举的立宪议会制定印度宪法，决定印度未来地位；立即成立责任政府。决议警告英国政府，如果不满足这些要求，国大党将发动全国规模的不合作运动。10月24日，甘地宣布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授权他随时恢复文明抵抗运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还决定，所有国大党省政府全部辞职，以示对英国顽固不化的殖民政策的抗议，作为不合作的第一步。1939年10月23日至11月25日，8个省的国大党省政府全部辞职。对于国大党省政府辞职，穆斯林联盟组织了“庆祝”活动，庆祝穆斯林“从国大党枷锁下解放出来”。殖民当局趁势进一步拉拢穆斯林联盟，打击国大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印关系的第一次重大危机，是走向群众性不合作运动的第一步。

二、第二次危机

虽然国大党退出了省政府并授权甘地随时恢复文明抵抗运动，但在法西斯主义威胁面前，它并未采取妨害政府的极端步骤，而是采取更为积极的姿态，希望英国政府能够作出积极的反应。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指出，不惜一切努力与敌对者达成一项光荣的解决乃是非暴力抵抗的一切形态中所固有的品质。因此，虽则英国政府已经对国大党砰然关上了大门，而工作委员会仍将继续探索一种达成光荣解决的方法。甘地也声明：你们必须知道，和解是我的天性；如果必要，我可以去会见总督50次。

此时，左翼战线仍积极开展反战活动，但在用什么方式反战上发生分歧。印度共产党主张总罢工，甚至开展革命战争。苏·鲍斯和国大社会党领导人则主张开展非暴力群众斗争。双方矛盾趋向激化，摩擦随之发生，互相指责并清除对方党员，左翼统一战线破裂。殖民当局对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国大社会党领导人、前进集团领导人实行大逮捕，左翼反战力量受到沉重打击。

群众的反战情绪，当局对左翼的严厉镇压，促使国大党采取行动。1940年春，国大党兰姆加会议宣布，代表英国政府所作的最近对印声明，证明了英国基本上是为了帝国主义的目的而进行战争。在这种形势下，国大党显然决不能直接或间接参加战争，并决定举行文明不服从运动。

1940年夏，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所向披靡，占领整个北欧和西欧，并对英伦三岛进行大规模空袭。英国陷于困境。面临纳粹侵略之虞，这种形势改变了国大党的政策。贾·尼赫鲁强烈反对在这个严峻时刻发动文明不服从运动。他声明：在英国处于生死斗争的时刻发动文明不服从运动，是有损印度声誉的举动，正在和平抵抗运动边缘上的国大党当自由英国的生存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就不能够考虑采取任何这样的运动了。甘地也声明：“我认为，我们应该等待，直到盟国内部的战斗热情消沉和未来局势比现在更明朗。我们不会从英国的毁灭中寻求我们的独立。这不是非暴力的方法。”[4]

所有关于和平抵抗运动的谈论都暂时被搁置不提。国大党提出新的合作建议，再次尝试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国大党的条件是，承认印度的自由并建立一个各党派合作的临时国民政府，在这个条件下，国大党将在对外防御上放弃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与英国的战争努力充分合作。由拉贾发起的这个提议对英国政府作出了很大让步，是一个妥协性的提议，国大党就这个提议发生了争议。贾·尼赫鲁在经过极其艰苦而焦虑的思考后，才使自己同意了这个提议，主要是考虑到更大的国际问题，即与反法西斯主义和反纳粹主义斗争的人们保持完全一致的立场。

甘地则明确表示反对国大党同意为狂暴的战争努力承担责任。他认为即使在对外战争问题上，他也不能放弃他的非暴力原则，不能使自己卷入这场暴力的战争中去，而且他希望国大党对这个问题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他只同意给予道义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反对在实际上协助武装与暴力的战争。他要求国大党宣布坚持非暴力原则，并把这个原则扩大到自由印度，用这个原则保卫自己，防止内乱和抵抗外来侵略。当然，他知道在印度，甚至在国大党内部有许多人对非暴力主义并不信仰；他也认识到一个自由印度的政府当涉及国防问题时，可能会放弃非暴力主义以建立起陆海空军的力量。然而，他要求国大党至少高举起非暴力的旗帜，从而使人民的心智受到熏陶并使他们越来越采取和平行动。他害怕目睹印度军事化，他梦想着印度会成为非暴力的象征和示范，并且由于它的示范使得战争和暴力的手段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消失殆尽。即使整个印度不会接受这种概念，当考验的时刻来临的时候，国大党也不应该放弃它。

然而，贾·尼赫鲁、拉贾、阿扎德等国大党领导人不赞成甘地的这一主张。贾·尼赫鲁指出，我们每个人深信我们在斗争中应当坚持非暴力主义原则，实际上我们一向就是如此，欧洲的战争加强了这种信念，可是要未来的国家确守这种原则却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怎么能够这样做，实在很难说。甘地则坚持他不能放弃或缓和他为全世界所提出的使命，他应当自由行事，而不应该由于一时政治上的考虑而畏缩不前。这样，甘地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非暴力问题上第一次公开对抗，各走各的路。

1940年6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德里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议：大不列颠承认印度的完全独立是解决印度和英国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唯一途径，作为第一步应在中央成立一个临时国民政府，如果这些措施被采纳，国大党就能够投入全力为有效地组织国防而努力。决议指出，圣雄甘地要求国大党忠于非暴力信条，并要求它宣布不愿意使印度维持武装力量来保卫自由、抵抗外来侵略或平息内乱，而各委员则无法完全同意甘地的意见。决议认为，甘地应享有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伟大理想的自由，因而解除他对国大党所必须采取的纲领和活动所负的责任。贾·尼赫鲁力图缩小国大党与甘地分歧的意义，他说过去20年的国大党是甘地的创作和孩子，没有什么能使这种结合破裂。甘地被这一忠诚的表达深深感动。1940年7月底，国大党在浦那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批准了工作委员会德里会议通过的决议。投票结果，以91票对63票赞成抛弃非暴力，又以95对47票赞成有条件合作的建议。[5]这是一个妥协的提议，放弃了立即独立的要求，而主张建立临时政府。

纵然如此，英国政府仍然顽固坚持其帝国主义立场，一意孤行，无视国大党伸过来的友谊之手，拒绝国大党浦那会议决议。1940年8月8日，印度总督发表声明，即《八月宣言》，提出英国不能计划把它目前对印度安全和幸福所负的责任，移交给一个其统治体制为印度国民中多数有势力的人物所直接否认的政府。作为一个替代方法：（1）战时扩大总督行政会议的印籍成员的名额。（2）任命一个由王公和政党代表组成的战时咨询委员会。（3）战后设立代表印度国民主要分子的立宪机构，草拟新宪法。这个构成后来克里浦斯计划基础的《八月宣言》事实上没有提出一点新东西。

贾·尼赫鲁一针见血地指出：那是全盘的拒绝，而更有甚者，它的措辞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英国并无任何放弃在印度的政权的意思；他们一心想怂恿分裂，并增强每一个中世纪式的和反动的分子；他们似乎宁愿发生内战使印度毁灭，而不愿放松他们那帝国主义者的控制。甘地也写信给总督，对《八月宣言》表示不满：我非常仔细地读了你的声明，我脑子一片空白，它使我伤心，它的含义使我吃惊，我不由自主地感到，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八月宣言》是对国大党及整个印度的又一次严重挫伤，它再次关上了合作的大门。当时的国大党主席阿扎德表达了印度的反应：既然英国拒绝了国大党的一切提议，那么，我们所剩下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在一切方面与战争努力不合作。

1940年9月16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召开会议，通过了甘地参加起草的决议，表示国大党绝不接受剥夺印度人民的天赋人权、禁止印度人民言论自由并继续奴役印度人民的政策。决议要求甘地重新出来领导群众性不合作运动，废弃浦那会议批准的德里决议，表示国大党坚信非暴力的政策和实践不仅适用于争取印度自治的斗争，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它也适用于未来自由的印度。

但是，甘地认为立刻发动群众文明不服从运动的时机尚不成熟，他决定发动象征性的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对英国表示道义上的抗议。这不是争取自由的斗争，而是维护反战言论自由权利的象征性行动。参加运动的人由甘地挑选，名单交甘地审查和批准，他们发表反战演说，并事先将他们举行这种象征性反战运动的时间和地点通知警察。每个参加不服从运动的人的口号是：“用人力或财力帮助英国的战争努力是错误的，唯一可取的努力是用非暴力抵抗来抵制一切战争。”这样做得到了国大党领导机构的同意，国大党只想对英国施加压力，并不想妨碍英国作战。

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纯个人不服从，只由甘地事先指定的一个人发表反战演说，被捕后再由第二个人继续，这样一个一个地进行。1940年10月17日，甘地挑选维诺巴·巴维（梵文学者、甘地真理学院成员）在瓦尔达附近的波拉村发表反战演说，开始了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21日，巴维被捕，被处3个月徒刑。甘地挑选的第二个人是贾·尼赫鲁，预定11月7日开始，但当局以他10月初曾发表反战演说为罪名，没有等他发表演说，就于10月31日将他逮捕，判刑4年。第三个发表反战演说的是国大党普通党员布拉赫姆·多塔，当场被捕，判刑半年。甘地最初打算在第三个志愿者被捕后进行绝食，但被同事劝阻了。11月中旬，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由纯个人不服从改为代表性的不服从。由甘地指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委员、前中央或邦议会国大党议员，分别以集体名义发表反战演说。到年底，计有11名工作委员会委员、176名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委员、29名前内阁部长、400名议员被捕入狱，其中包括一大批高级领导人，如阿扎德（本年度国大党主席）、帕特尔、拉贾等。1941年1月，运动进入第三阶段，即个人同时不服从。由各级党组织推荐名单，送甘地批准，由甘地分派任务。甘地按名单一批批指派，每批数人，他们分别从一个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高呼反战口号，召集群众会议，发表反战演说，直至被捕。4月，基层党员报名参加。“至6月底，约有3万余人被捕，运动已经消亡，但它在形式上一直持续到12月”[6]。

1940—1941年的反战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由于没有广泛发动群众，本身没有力量，失败是必然的。但它在显示国大党斗争决心方面，在鼓舞广大群众坚持反战反英立场和民族目标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在印度共产党、国大社会党和前进集团的反战反英遭到镇压后，国大党以个人文明不服从的方式表达人民的反战要求，并和上述反战的左翼同样作出了巨大牺牲，这就在印度人民心目中维护了它作为民族斗争旗手的声望和地位。这次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英印关系的又一次重大危机，是向群众性不合作运动迈进的又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