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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棉被与脸盆（第1页）

3。棉被与脸盆

1957年7月24日，我和怀玉登记结婚了。我们没有举行婚礼，新房是怀玉一手布置的。当然，那时候布置新房也比较简单。布置前后，有两样东西变化最大。一样是棉被，一样是脸盆。

小两口（1957）

我用的被子，是在开封时发的那条两斤半棉被。到武汉之后，一直没有换。记得才到武汉不久，老队主任牟政和我开玩笑：“我的被子都换了，你还没有换？你不到你的资产阶级老家去拿两条被子？”我自觉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再则年轻好胜，认为在武汉用那条被子能够过冬，因此多年未换。时间一久，就渐渐显出破旧来了。被田家农那个烟头留下点纪念之后，更显得有点残破了。布置新房的时候，怀玉让它退居二线，做了垫被。她另外做了一床厚一些的新棉被，被面是她家为她准备的，传统湘绣，金黄色丝绸底子，上面绣着龙凤，看上去非常喜庆。对这一变化，我非常欢喜。那条军用棉被，劳苦功高，确实不应该让它在一线操劳了。在那之后，它当过一段时间的垫被，女儿出生时，又改作小床垫被，一直到外孙女出生时，还做棉片用过。

我的脸盆，一直用的是在开封时发的那个铝盆。它在开封的时候是“多功能”，到了武汉之后，也还是“多功能”。刚合并到华大时，条件比较简陋，没有正式的餐桌，吃饭的时候，每桌需要有一个大盆子装菜。那时有一种以旧换新的业务，军用的铝盆只需稍微加一点钱，就可以换一个搪瓷盆。很多人的军用盆都换搪瓷盆了，搪瓷盆漂亮，舍不得装菜，我的盆子那段时间就要在洗脸、洗脚、洗澡之外，担负起装菜的任务。

后来条件好了，不需要用它装菜了。不久，改成薪金制，大家手头有点钱了，想着要改善生活。那时“王老五”很多，大家平时都吃食堂，没有炊具，想改善生活还不好弄。我的盆子又派上了用场。我买了一个炭炉，经常用盆子炖点牛肉，或者做点红烧猪肉，“王老五”们闻香而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多么快乐的单身汉！

这个盆子是我非常重要的家当。但是，那天下课回到宿舍，欣喜地看到绣着龙凤图案的新棉被的同时，发现我的宝贝盆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彩色的搪瓷盆，上面有一对红色的金鱼。原来，在我去上课的时间里，怀玉把我的多功能铝盆以旧换新了。新盆子很漂亮，很喜庆，但我还是若有所失。我的“王老五”生活，就这样随着那个铝盆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话得说回来，经怀玉这么一布置，整个房间顿显喜气，虽然没有贴“囍”字，但比革命时代的婚房仍然显得正规多了。在革命时期，结婚的时候，将两条两斤半的被子抱到一张**，然后买两包花生米，大家来道个喜，就功德圆满了。

我们登记结婚前后，“整风”已经变成“反右”。大学校园内也反复做“反右”的动员工作，我记得原中原大学的员工还单独做过一次动员。动员会上，刘介愚院长亲自讲话，话不多，但讲得很沉重。京剧有一个传统剧目叫《四进士》，讲四个同科进士，在后来的发展中，三人贪赃枉法，另一位刚直不阿，对他们动了真格，拿下问罪。刘院长说：“现在到了《四进士》的阶段。”意思就是说，要动真格的，大义灭亲了。

这些动员，我都听了，也不是完全没有震动。但是，对我而言，当务之急是结婚，因此，还是没有过于关注。我们没有举办婚礼，买了一些喜糖，放在新房里，来了客人，就请人吃一点。不过，那时形势确实十分紧张，人心惶惶，唯恐“右派”帽子落在自己头上，来吃喜糖的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