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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三不的日子里（第1页）

3。在“三不”的日子里

吴传启的批判文章充满“革命性”，充满“战斗力”，满是火药味。对论敌的定性非常明确：为叛徒辩护，故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论敌看完了，顿感天旋地转，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果然，很快，中宣部通知湖北省委，内定我为重点批判对象。我被学校召回，接受批判。那时“四清”正如火如荼，我因已被宣布“三不”，当然不能参加“四清”。所谓“三不”，就是不能教书，不能发表文章，不能参加政治运动。“四清”是那时最热闹的政治运动，学校大部分师生都下去了，结果造成一个问题：对我的批判不好组织。

有组织的大型批判只有一次，是省社联组织的，但批得有气无力，远不如吴传启的文章那么富有“战斗性”。唯一宣读了的批判文章，出自华师政治系一个青年教师的手笔。他是学马列主义的，还算能写，便代表学校，写了一篇。

批的人有气无力，被批的人也认不出错来，因为我实在挖不出什么惊天的动机和背景来。有人怀疑我与黎澍的关系，因为在我撰文之前，黎澍组织过一次座谈会，讨论太平天国有关问题。听说在那次会上，与会者几乎一边倒，都不同意戚本禹的观点。因为那时我和祁龙威都在北京，他也知道我们两个都对太平天国有兴趣，于是在座谈会的名单上列上了我们的名字。但是，很不巧，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两个都没有参加那次座谈会。因此，与黎澍的关系也“查无实据”。

过了一段时间，对我的批斗基本上停止了。大部分人都下去参加“四清”了，我被闲置起来。妻子也到蕲春参加“四清”，家中有三个小孩，因为广州战备，表弟萧铭荪夫妇把一儿、一女都送过来了，因此请了一位许婆婆做家务，我在家中也成一个闲人，洗衣、做饭都不用我管。有一段时间，对于做学问也没有兴趣，因为已经宣布我“不能发文章”，那我写出来又有什么用呢？而且一篇文章引起如此大祸，我连提笔都失去勇气。无聊了，就只有打乒乓球。那时历史系有一个资料员留守，没有下去参加“四清”，她上班的时候经常陪我打球。她似乎对我遇到那么倒霉的事情还有心思打球一事不好理解，有一次忍不住问我：“章老师，你还有心打球啊？我看你还打得蛮高兴，蛮认真的。”

除了打球，偶尔也还有一点别的活动。学校专门留了两个年轻教师“帮助”我改造。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有一个还当过我的助教。他们一般都不来找我，更不曾批判我，但为了完成任务，有时也会安排一点活动。记得有一次，他们带我到武汉附近的一个村庄“接受阶级斗争教育”。两个年轻人中有一个是党员，进村之后，他说：“我一进村就闻到了阶级斗争的气息。”但我好像闻不出来。

果然，这个村庄里的“阶级斗争”很热闹。我和两个年轻教师一起，在村子里转了转，了解了一下，发现在这里，本来是很好的干部也被怀疑，硬说人家贪污了多少多少，掘地三尺，屈打成招。我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反而产生反感，心想怎么能如此“四清”呢？

有意思的是，虽然被宣布“不能发表文章”，但是，我却在1965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学点历史”丛书中的《武昌起义》。李侃很有魄力，说：“这本书是章开沅出事之前签的合同，不能因为章开沅而把我们出版社这本书给报废了。”当然，在出版的时候，还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处理，把版权页上的出版日期填成了1964年7月。大概这一点起了作用，出版之后，没有人告发。

在我动手撰写《武昌起义》之前，李侃已经给我支了一笔可观的稿费。书出版之后不久，我收到了后续稿费。我虽然不觉得自己那篇文章有什么错，但还是觉得此事给华师带来了麻烦，深感对不起学校。为了表达我的歉疚，我把后续的稿费上交给了学校。对我而言，能够出版此书，就是得了很大的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