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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部与四人帮（第1页）

2。编辑部与“四人帮”

但《历史研究》和“四人帮”究竟密切到什么程度，“四人帮”是如何控制《历史研究》的，我一直也没有弄明白。《历史研究》复刊之后，不归原来的主管单位学部（全称是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197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而是归国务院教科组主管。国务院教科组在1970年成立之后，接管了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是其主要领导成员。有一种说法，迟群主管《历史研究》，曹青阳直接与迟群联系。但曹青阳自己回忆说，他的上司不是迟群，而是李琦。李琦也是教科组的领导。我的脑海里，没有留下迟群到编辑部的记忆。李琦曾任周恩来秘书，水平较高，态度平易近人，从不讲空话。

如果迟群直接主管了《历史研究》，那《历史研究》与“四人帮”的关系就很密切了。但即使如曹青阳所言，他的上司是李琦而不是迟群，也还不能排除“四人帮”控制，至少是影响《历史研究》的可能性。

“文革”期间，北京有一个很有名气的写作组，叫作“梁效”。“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指的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写作组的成员大都是这两所学校的人。迟群是“梁效”的领导者，而复刊后的《历史研究》，每一期在出版之前，校样都要送给“梁效”审查。“四人帮”完全可以通过这一环节对《历史研究》加以控制。

我参加过一次“梁效”的审稿会，是在北大朗润园。那一次主要是给古代史的文章提意见。我在旁边观察了一下，感觉“梁效”写作组中，真正起作用的，只有某某某一人，处在领导地位，显得很自负，颐指气使，大大咧咧。汤一介、周一良、田余庆等人，都还是书生本色。田余庆发言，完全是学者风度，都是从学术本身谈。

借调《历史研究》编辑部

还有另外一些信息，显示复刊的《历史研究》与“四人帮”之间确实有一些联系。据胡绳武回忆，有一次江青接见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了《历史研究》编辑部的人。我想，如果确有此事，大概也是派代表去的吧，因为我实在不记得自己接受过江青的接见。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江青给《历史研究》编辑部送杧果。

编辑部成立之后不久的一天，曹青阳兴高采烈地拎了一篮子杧果回来。说这是外国友人送给毛主席的，主席看大家辛苦，让江青同志转送给大家。我们一听，感动得不行。编辑部开了一个小会，大家围坐在一起，激动万分地品尝毛主席送的杧果。他拿回来的杧果很不少，每个人都吃到了一个。我感慨万分。多年以来，一直被视为“牛鬼蛇神”，挨骂挨批，现在终于被当人看待了，还受到毛主席的关心，实在太令人振奋了。一激动，我把杧果核揣进了兜里，珍藏了好久，后来还带回武汉，向亲友们展示。

没有想到，“四人帮”倒台之后，有人想抓我的小辫子，联名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吃了江青送的杧果，是“四人帮”一伙的，至少有投靠嫌疑。记得我当时答复说：“杧果是毛主席的，只是通过江青的手送来的。我吃的是毛主席的杧果，这是我的光荣！”这一答辩大致不差，但现在想起来，是不是确实有一种可能，“四人帮”是借毛泽东的名义送杧果给编辑部，借以笼络我们，进而控制《历史研究》呢？

类似的事情似乎还有。我记得编辑部不止一次受到“关照”，在正式放映之前去欣赏一些电影，如《闪闪的红星》之类。这是不是也是“四人帮”的笼络手段呢？

另外，复刊之后的《历史研究》编辑部，不但没有设在学部（先在前门饭店，后在和平宾馆），而且，报到后不久，我们还被曹青阳提醒：“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最好不要和学部的人联络。”如此郑重提醒，似乎也显示，围绕着《历史研究》编辑部，确实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