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投奔解放区
1。离开金大
形势变化很快。与刘不同先生辩论之后不久,就有消息传来,国民党要实行大逮捕,必须疏散一部分人。我因为在辩论中第一个发言,所言又全脱胎于《新民主主义论》,因此目标很明显。一个晚上,曾宪洛来到我卧室,很严肃地和我讨论了一回,并说:“你必须走!和我一起走。”路线是从上海到四明山区。
听说他将和我一起走,我非常高兴。但是,在那之后,他好多天都没有露面。本来我们的宿舍楼连在一起,相见并不难。但恰好在那节骨眼上,就是见不到他。原来,形势紧急,他到上海做联络工作去了。平常我都只与他联络,现在找不到他,心里很紧张。
并且,那个时候,话传得很快,谣言满天飞。我走在校园里,经常会有熟人过来问:“你还没有走啊?”这更增加了我的压力。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大家都知道我要走了。这就意味着,暗中活动的敌人也可能知道我要走了。多危险!必须马上走,不能坐等曾宪洛了!
恰在这时,我的一个青年军出身的同学罗卓荦为我提供了一条可以投奔解放区的线索。他本来不属于进步团体的,有一段时间对我们甚至还满怀敌意。但是,在第一学年结束之后,由于大批忠于蒋氏父子的出身青年军的学生被开除出校,加上形势变化很快,他慢慢受了我的影响,开始同情进步运动了。有意思的是,他与汉口的两个小学教员有联系,这两个小学教员属于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通过他们,可以联系到地下党,投奔解放区。他既已同情进步学运,自己也愿意和我一起投奔解放区,于是自告奋勇帮我联络。
很幸运,一下就成功了。于是,他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和他一样出身于青年军但已同情进步运动的同学严国超,加上王元圣和他的一个在政治大学读书的老乡黄贲,在1948年11月的一个清晨,悄悄离开金陵大学,从下关坐船,逆流而上,前往汉口。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我们走了之后没多久,大概就是11月下旬的某天晚上,半夜时分,大逮捕的触角真的伸到金陵大学去了。我很庆幸走了,要不然,那一口书箱就摆在我的床底下,很容易被搜出。只要打开一看,就可以坐实我的“通共”罪名。何况,在那次辩论中,我还是一个主要发言人。听说大搜捕的时候,有的同学慌乱之中把一些违禁品从窗口扔出去,结果同样被逮个正着。当然,这些同学也和我一样,不是真正的地下党员,而只是同情分子,最多是个活跃分子,缺乏对敌斗争经验。突击搜捕,能够抓住的,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人,那些真正的地下党员,非常老练,藏得很深,反而抓不着。
有一位同学,长着一张娃娃脸,别人给她照相,洗出来一看,都忍不住笑她“破涕为笑”,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她是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原来她当时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因此,真正的党员,被抓住的反而不多。
不过,被抓的活跃分子中,也有一些表现得非常从容的。有一个女生是民主人士邓初民的干女儿,白沙女中朱彤老师的得意门生,就是一个在前台的活跃分子,在那次大搜捕中被捕之后,有一天,从拘留的地方捎出信来,要同学给她拿支口红去,被捕的时候走得太匆忙,无法化妆。被捕了还有心情涂口红化妆,这也是一种风骨吧,以此显示对国民党权贵的藐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