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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调查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新生入校之后，教育学院奉命进行中南地区教育调研工作，将师生分成五个大队，分赴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广东五省开展调研。我被分派到河南，负责信阳专区和淮阳专区。信阳靠近湖北，比较富庶，淮阳则比较落后一些，生活最为艰苦。

我那个队有二三十个学员，大多受过高中教育，有些还已经读过一两年大学。他们把革命大学看得很神圣，兴高采烈地报了中大教育学院，也算是参加革命了。没想到，一入学就先从事社会实践，并且还被分到瘠苦地区。

对我而言，那点苦算不了什么。加上革命热情高，因此，工作中出现了一点“左”的倾向。我想着自己能跑，大家都是来革命的，应该也能跑，因此从一开始就强调向红军长征学习，一个月内跑了11个县。若在铁路沿线，当然可以坐火车，有的地方则可以坐汽车，但大多数地方只能靠双腿。

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要见教育局局长，或者主管教育的第一线领导，然后再深入当地的学校开展调查。由于我们是中南局派来的，又曾经是从河南南下的，因此大家相见，都非常亲切，愿意尽力协助，并提供关照。

但是，毕竟还是辛苦的。对于有些从武汉市来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而言，就更加苦不堪言了。每天要走很多路，吃得也不好，经常要吃粗粮、杂粮，油水也比较少，更不要奢望零食和水果了。白天忙于调查，晚上有时还要加班，整理文献，做小结。他们满怀浪漫地来上革命大学，没想到革命这么辛苦。

终于，有一天晚上，他们发难了。发难的方式是“清君侧”。大概因为我总是带头工作，吃得苦，又是个“老干部”，因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我，而是指向了我依靠的副队长。副队长也是一名大学生，善头表达，会应酬，而我对于应酬还很不习惯，因此在与地方干部交往、开座谈会等时，我都让他来代表发言，为我分劳甚多。发难的时候，大家就重点批评他，指责他脱离群众，爱表现，只做一些门面工作，无视群众疾苦，不能将大家的心声向队长反映等。

一看这架势，我知道是自己的工作有问题，主要是没有真正关心群众疾苦，未能及时了解长途行军造成的若干客观困难。我这才意识到，现在已经是和平时期，学生也不同于军人，不能因为自己能日行百里，就把大家累坏。在那以后，我对工作方法做了一些调整，把劳动强度降低一点，把伙食尽量弄好一点。到结束的时候，大家感觉还挺有收获。领导们也很高兴，因为我们这个队跑的地方最多，生活最为艰苦，但收集的材料最多。大概我是学历史出身，收集材料方面比较擅长吧。

别的队的队长，在调查结束之后，从当地带回一些土特产，送给院长王自申等人，显得很亲切，很有革命感情。买土特产的钱，应该是调查经费的结余吧。我那个队却没有一点结余，我把所有的钱都用到改善学员的生活上了。不过即使有结余，我恐怕也想不到要带点特产，加深点革命感情。也许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却总觉得有点巴结的味道。好在院领导看到我的调查成绩，也都非常高兴，甚至还要发展我入党。

不过，稍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使入党一事成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