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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时对政治不敏感（第1页）

2。那时，对政治不敏感

正当我们热恋的时候，来了一场整风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中共号召党外人士“鸣放”，提出自己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很快，出现了“大鸣大放”的局面。由于正在热恋中，我对这一运动几乎没有心思参与。而且很不幸，我自己竟成为“鸣放”抨击的对象。

我当时已经承担一点社会职务，是湖北省青联的副主席，还是省对外友协委员，有时去参加一点青联系统的外事活动。我的职称也上得比较快，那时已是讲师八级，月工资有一百元。由于我没有家累，当然有些结余。我做了一身哔叽衣服，买了一块东风手表，把自己装备了一下。没有想到，在某些人眼里，我成了中共的新贵。有一次座谈会，一位我比较尊重的民主党派年长教师坐在我的正对面，“鸣放”过程中看了我一眼，说：“大家看，现在吃香的喝辣的，穿着呢子毛料衣服，带着东风表的，都是什么人哪！”他是民主党派的一个头面人物，年龄比较大，但由于没有著作，评不上教授。加上家大口阔，日子当然没有我好过。他不是原中原大学系统的，总觉得从老区来的人有小圈子，有些想法，于是拿我说事。

被人当面如此嘲弄，以我的火爆脾气，按常理会立即回应的。但是，那一回，我却没有做任何回应，硬着头皮保持沉默，因为我还有点自信，一切自有公论。

座谈会后，田家农跑到我的宿舍，关切地问：“大章，你今天有什么感受？”

我回答：“我没有什么感觉。”

他有点奇怪：“人家当着面那样骂你，你还无动于衷？”

他没有想到，我当时一头栽在爱情的旋涡之中，别的都成了小事情，都满不在乎了，但归根到底还是问心无愧。

他安慰我：“大章，你这是为党受过。你要坐得住，听得下去！”

为党受过，党把我看成自己人，我简直受宠若惊，我还不是党员呢。

与田家农说我是“为党受过”不同，有的老同志希望我作为党外人士，积极参与“鸣放”，提些尖锐意见。看我不如过去那样敢于直言，他们很着急，恳切地劝说：“大章，你原本是爱提意见的，现在毛主席号召大鸣大放，你却按兵不动？”

众望所归，压力很大，我只好在一次座谈会上做一次长篇发言，总算以积极姿态参加了“鸣放”。

其实，我的“鸣放”也没有什么新内容，无非是把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讲过的“拆墙”“填沟”，结合我的亲身感受发挥了一下。王任重说，党员和群众之间有一堵高墙，需要拆掉，有一道鸿沟，需要填平，这样才能密切党群关系。我结合自己的经历，认为党好像形成了一个圈子，圈内是党，圈外是群众，党群关系不好。我追随党这么多年，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但感觉党员与群众还是不一样，云云。我的发言，被人记录下来，整理了一番，以显著位置刊登在校报上。

又过了一段时间，田家农找我聊天。他说：“现在情况比较复杂，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当前局势？”

我说：“我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原来，那时已经紧锣密鼓，摩拳擦掌，中共准备要“反右”了，我却全然不觉。

整体而言，我的表现很不积极。那个时候，对于政治真的不敏感。当时最关心的，是自己个人的事情。正在热恋中，平常工作忙，一旦有时间，就想在一起多待一会。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唯独不愿涉及政治上的事情，因为她是党员，我是非党员，有点自卑感。

因此，恋爱不仅使我找到了终身的伴侣，也影响了我的政治身份。我后来之所以没有被划为右派，一个原因是有些人早就和我划清了界限，把我当作“鸣放”的对象；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当时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之中，没有敞开胸怀积极“鸣放”，只是在老战友们反复敦促下，才不痛不痒地“鸣放”一番，似乎没有留下什么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