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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吃饭教学两不误（第1页）

2。吃饭教学两不误

这次海外访学，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先后工作过的大学有三所：普林斯顿大学（1990年8月到1991年6月）、耶鲁大学（1991年7月到1992年3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1992年3月到1993年6月）。1993年6月，应熊本县和东京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单位邀请访日，8月从日本赴台，1994年3月重返武汉。

刚到美国的时候，“六四”的影响还在，美国人的反华思潮正盛，以致我原本准备开设的中国史课程几乎完全没有人选。那时恰巧余英时已从耶鲁来到普林斯坦，他与我在金大的两位学长，牟复礼与陈大端对我关照最多。美国有一个“人权委员会”，打“人权”牌，专找共产党麻烦。有一回，该组织的一个成员找到我，要采访我。余英时代我严正拒绝：“章先生从一开始就说了，他访学结束之后，是要回国工作的。”我很感激余英时。如果接受了该组织的采访，被他们一渲染，那问题就闹大了。

我确实看到过夸大其词的报道。比如说，有一个以前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年轻人，逃亡到美国之后，为了表达对王军涛的感念，写了一篇文章，说在华中师范大学，王军涛受到我的重用，办班就像办黄埔军校一样，“一期”“二期”地往下办，为民选储备人才。王军涛在华师办学，那是正常的专业培训，怎么能以黄埔军校相比附？他正在狱中，如此种种渲染，无中生有地拔高，岂不是给他添麻烦？我看了很生气，曾经通过一定渠道提出抗议。

我平生不喜写日记，但出国那段时间，我写了日记。因为到美国之后，发现环境相当复杂，尤其害怕有关媒体信口开河的报道，回国之后无法澄清，写点日记，可为日后查证。

其实，我也曾经是个被开除的学生，与一些年轻逃亡者的接触，还是挺愉快的。比如说柴玲，她在美国就颇低调。我在普林斯顿时，她正在该校求学。和有些逃亡之后四处演讲攻击中共的人不同，她较少出头露面，只是踏踏实实地学习英语，并做升学准备。在普大校园，我有次看到她牵着一条小白狗，忍不住问她：“柴玲，你为什么要养狗？”她说：“我与外界交往较少，养条小狗，可以练习英语。”

又一次，在林蔚家聚会。林太太“口述”我的“历史”，说1985年到孟菲斯大学访问时，校长请当地一位老年女性名流陪同我参观“猫王纪念馆”。这位女士一边开车，一边讲个不停。我笑道：“你开车和我舅母一样。”她狠狠地望我一眼，质问道：“和你舅母一样？”英文女性长辈没有中文那么多称呼的区别，一概称为Aunt，她说这个词时把前面的重音拖得特别长。我已发觉自己失言，连忙解释：“我原意是说你像我舅母年轻时一样活泼。”她大笑说：“你真会随机应变。”

林太太“口述”完毕，大家哄堂大笑。柴玲为了逗趣，对我说：“章老师，请你也‘恭维’我一下吧。”我说：“我其实不会说恭维话，只会说实话。我要说你比小白还要漂亮。”柴玲回应很快：“恐怕我还没有小白那么漂亮吧。”又一次引起哄堂大笑，因为小白确实很可爱，大家都知道我不是骂人。

我在美国，并不回避和柴玲、王丹等人交往。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学生，作为长者，我深感自己有道义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关切，对于他们勤奋好学，力求充实自己并自食其力，我也充分给予肯定。说老实话，对那些以辱骂中国政府而博取外人欢心的“吃民主饭”的伪义士，我非常鄙视与憎恶。

在美三年，除了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还参加了很多课堂讨论与教学。美国大学教育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他们的吃饭与教学两不误。

记得1990年秋到普林斯顿大学不久，社会学系的罗兹曼（GilbertRozman）教授邀请我参加他的讨论课。因为他是《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的主编，与我在国内的研究正好对口，加上讨论课的主题又是苏联、东欧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对此我也很感兴趣。但上课却是在午餐时间，与国内教学安排大相径庭。

我的生活一向规律如钟表，睡觉吃饭都有定时，特别是午餐如有延误，就会饿得头昏眼花。因此，第一次上课前很犯愁，是吃了再去，还是去了再吃？结果还是按老习惯，先吃一碗面条垫底。

但一进课堂我就懵了，附近餐馆“外卖”刚刚送来热腾腾的炒面、炒饭、锅贴，也许是为了庆祝新学期开始，还有两大盆香喷喷的川味炒菜。学生和个别客座老师早已到了，而且都毫不客气地各取所需吃了起来。中国人向来拘谨，又怕是他们自己出钱预订的午餐，加以已有一碗面垫底，没有头昏眼花之虞，所以我就坐在一边翻阅今天讨论的专题报告。但很快就有相识的学生发现了我，并且送来一碟食物和饮料，他笑着说：“罗兹曼公费请客，不吃白不吃。”

不久，罗兹曼来了，也自取一份午餐，坐在中间的位置（课桌椅摆成圆形），稍为介绍本学期教学计划和今天的报告者，也吃将起来。大家边吃边听报告。然后又边吃边讨论，最后由罗兹曼做简单小结。

美国人吃饭多半是为了填饱肚皮，不会细嚼慢咽，从容品尝，所以磨刀不误砍柴工，吃饭教学两不误。不过以后罗兹曼也略有改革，即先吃后讲，层次较为分明。

起初我还困惑不解这笔饭钱如何报销？后来才知道罗兹曼是讲座教授，他有一笔丰厚的讲座经费，上课吃饭属于教学范围，报销饭钱自然是天经地义。

然而吃的丰俭也视各系、所与教授个人的经费状况而异，同样是在普林斯顿，我们历史系，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讨论课就很寒碜，无非面包、奶酪外加生菜、饮料而已。偶尔请外校或外国著名学者来讲座，课后餐馆宴请也只限于少数老师作陪。还有更穷的讨论课，即使是在吃饭时间也毫无供应，但允许学生自带食物、饮料进课堂，依然是吃饭教学两不误。

一年后转移到耶鲁，情况与普林斯顿大同小异。倒是最后一年半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专职教书，又使我增加若干见识。

1993年春季始业，我与周锡瑞（JosephEsherick）合开一门新课——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上课时间是上午10时至12时。下课虽是吃饭时间，倒也好办，“拜拜”之后各人自行解决肚皮问题。但周锡瑞教学特别认真，总想多给学生一点知识。有时讲到12时半还兴犹未尽，振臂高呼：“愿意共进午餐的跟我来。”所谓午餐实际是课堂讨论的继续，边吃边谈，弦歌不绝，有时师生虽争得面红耳赤，倒也不伤和气。不过这可是“没有白吃的午餐”，需要各付自己饭钱。学生只要不与其他课程冲突，倒也很愿如此“共进午餐”，因为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教师食堂，并且得到许多课堂上得不到的学术信息，甚至偶尔还可以获得就业的机遇。

周锡瑞是讲座教授，也有一大笔自己掌握的讲座经费，但不屑于开销这些零零星星的饭钱，他另有必要的开支，其中一项即用于经常性的家庭“派对”（Party）。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隔两周便要请一位外校或外国学者前来讲演（列入讨论课计划）。时间多半安排在星期五下午，接着便于星期六上午在周锡瑞家举行简易轻松的酒会，实际上是课堂讨论以另一种方式的外延，学生可以借此与外来学者深入交流。食物是千篇一律的BBQ——烤鸡腿，外加生菜、面包、酒水，在美国属于“普罗”（大众化）层次。周锡瑞是“有事先生服其劳”，把烤鸡腿的活全包了，据说是因为手艺好，但据我观察，多半是借此放松一下连续一周的紧张脑力劳动，同时也让学生与外来的及本校的其他老师有更充裕的时间交谈。酒会的女主人当然是师娘，客厅、花园尽可随处活动，人人手执鸡腿一支、酒水一杯，三三两两，或坐或立，自由交谈，于消闲中授业解惑，此亦人生一大乐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