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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国行

在美三年期间，也曾数度离开美国，到别处参加学术活动。1991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这种出行就更频繁一些，先后去过韩国和法国。韩国之行尤其印象深刻，因为那是在中韩正式建交的前一年。

邀请我赴韩的是汉城大学（今为首尔大学）的闵斗基教授。1981年在日本东京参加辛亥革命学术会议的时候，我就和闵斗基认识了，发现他的汉学素养很好。后来，我们在美国、新加坡多次见面，却无缘在中国或韩国互访。令人难忘的是，1986年在新加坡参加纪念孙中山的学术会议之后，东道主组织我们夜游“小印度”（印度人聚居区）时，我们两个畅谈。交谈中，他殷切提出希望到中国进行研究，我表示愿意尽力促进，不过心中并无把握。我们谈兴太浓，东道主为外国学者提供的交通车已经开走也未发觉。夜已深，行人稀少，好不容易才拦到一部出租车回到宾馆。

那晚交谈的时候，我还认为，在中韩建交之前，我们是不可能互访的。没有想到，闵斗基很快就获派来华访问，而且数年之后，在他和其他学者的多方努力下，又获得韩国政府批准，组织中国现代史料学国际研讨会，邀请骆宝善、张宪文和我三位中国学者参加。

我收到正式邀请函之后，立即持函前往纽约韩国总领事馆申请签证。当时中韩两国仍无正式外交关系，但领事馆人员对我这个大陆中国人好奇而又友善，窗口女职员第一次看到中国护照，都挤过来欣赏，并七嘴八舌地问一些她们感兴趣的问题，诸如“浙江在中国的哪里？”“杭州是否像天堂一样美？”

不久，她们带我到领事办公室。领事李荣很年轻，恰好又是汉城大学历史系毕业，因此显得更加礼貌与热情。他没有循例询问我本人的情况，而是希望了解中国史学界的现状。我们用英语交谈了半个小时，临别时他说：“您的签证没有问题，一周后就可以寄给你。”

真没想到，汉城（今首尔）之行的第一关这么轻易就通过了。

6月12日，我从普林斯顿到纽约乘飞机，前往汉城。由于中途转机略有耽误，13日晚7点（汉城时间）才抵达汉城机场，闵斗基与金容德（汉城大学历史系主任）已等候多时。不久，骆宝善、张宪文也到了，于是一同入住汉城大学的湖岩馆。

湖岩馆是三星财团捐献给汉城大学的，环境幽美，内部结构颇似传统民居，但现代设施一应俱全。闵斗基说：“汉城大学爱闹事，三星怕挨批判，所以捐献一座宾馆，借以改善关系。”大财团居然巴结最高学府，我们觉得挺新鲜。

14、15两日为学术研讨，开幕式由韩国汉学界前辈高柄翊做基调演讲，演讲题目是《中国史研究与史料分析》。高柄翊曾留学德国，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执教多年。他是闵斗基的业师，并且与闵斗基一起在汉城大学创建东洋史学科。现任职政府，为韩国放送委员会委员长，主管广播、电视等传播事业。但他毫无官气，保持老儒本色，演讲条分缕析，颇具大家风范。

我的发言被安排在14日下午的最后，介绍大陆辛亥革命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并总结其经验教训。辛亥革命史是韩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因此，听众提问、评论很热烈。原定4点半结束，却延续到将近6点，可见韩国学界初次接触中国学者时兴味之浓。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讨会

这次会议，发言用中朝两种文字，翻译朴俊德出生于上海，在中国读完小学之后才回国定居。连续两天，既要中译韩，又要韩译中，而大家的讨论热情又持续不减，把朴先生累坏了。到了最后常弄错角色，对我们说韩语，对韩国学者说汉语，多次引起哄堂大笑。他很有修养，任何时候都显得温文尔雅，为会议顺利进行提供了很大方便。

会议结束后，东道主安排我们参观访问。16日的节目是参观汉城市容和汉城最大的百货公司“乐天购物中心”（LotteShoppier）。乐天购物中心类似北京东安市场，由众多专卖店组成，但建筑高大华丽，具有民族风格，布局设施接近美国大型商厦，且设有游乐园。

中午在江岸进餐，俯视汉江景色，大桥飞架，颇似武汉风光。汉城已是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城市，但并不显得如同中国的上海、广州等大都会一般拥挤。城市建设很有章法，注意保持传统与现代的协调。老式屋顶（与中国旧式房屋类似）保存很多，与丛山翠林相映，显得很有历史文化情趣。

17日参观民俗村。位于群山之中，风景幽美，布置颇具匠心。有韩国各地农村模型，房屋道路均如原状，且有表演者模仿土著民活动其间，富有生活情趣。

中午在民俗村乡间小店进餐，长桌条凳，简朴无华。每人吃人参蒸子鸡一份，另配小菜数碟，清爽可口。结账每人52000韩元，只合7美元多一点，堪称物美价廉。

饭后观赏民间舞蹈表演，与中国朝鲜族乡间庆丰收舞蹈相同，以头舞长缨为特色。绳技表演也很精彩，表演者在绳上飞腾跳跃，舒展自如。地上座有一人击鼓，以节奏配合动作，与绳上人时有问答，不时引起观众鼓掌欢笑。

晚间，高柄翊在朝鲜宫宴请。这是韩国接待国宾之处，建筑宏伟，林木幽深，小径曲折。进入一单间后，大家席地而坐。主人以朝鲜皇室菜肴款待，女服务员着宫装，亭亭玉立，具有浓厚的东方古典文化氛围。

18日上午参观奎章阁和大学图书馆。奎章阁本是朝鲜李氏朝廷的王室图书馆，为国王与近臣论学之所，旧址已经废弃。汉城大学校园内新建的奎章阁启用才一年多，许多书籍文献尚未解捆上架。

骆宝善和张宪文19日回中国，而我返美的飞机则在20日，因此，送走他们之后，我由闵斗基的一位博士生作陪，继续参观韩国独立纪念馆。纪念馆离市区有点远，开车需要两个小时才到。纪念馆建在高山上，造型奇特，气势雄伟。内设很多分馆，陈列内容很丰富。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只匆匆参观了最重要的三·一纪念馆。

晚间一人无事，独自到附近闲逛。信步前行，发现一家烤狗肉店，喜出望外。早就听说韩国人爱吃狗肉，湖岩馆山下有专供食用的养狗场，日夜吠声不断。但来汉城之后，东道主从未请我们吃一次狗肉，不知是不是和中国一样，有“狗肉上不得正席”之说？我很庆幸在离开之前找到了一家可以吃到烤狗肉的餐馆，于是走了进去。顾客盈门，烟雾缭绕，香气扑鼻。

令人尴尬的是，我不会说韩语、日语，女老板又不会说汉语、英语，因此沟通很困难。我和她比画了半天，她还是不能明白我想吃狗肉的急切心情，相视无言，哑然失笑。幸好门外有一只作为广告的狗模特，我急忙指了一下那只狗，然后比画进食的动作。老板恍然大悟，马上命令女服务员送来炭炉、调料、小菜，并亲自跪在一旁为我烧烤，盛情可感。

20日，金容德来，亲自驾车送我到机场。出乎意料的是，航空公司临时要我办理美国再入境签证。金先生与工作人员反复说明，也无效果，只有怅然而归。第二天，金先生陪我到美国驻韩使馆申请再入境签证，很快就办好了，然后参观了一下延世大学，这是韩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之一。

那天晚上，闵斗基怕我一人寂寞，派了一个博士生陪我到附近的黑龙江饭馆吃中国菜。但有名无实，味道一点也不地道，比烤狗肉差多了。晚饭后，我们到一茶楼，饮中国茶，品古典乐。茶楼布置典雅，夜间顾客不多，正好清净叙谈。这位博士生姓金，曾经是学生领袖，“光州事件”后坐牢多年。出狱后师从闵斗基，攻读中国近代思想史。人很聪明，中文也很好，两个月就把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翻译成了韩文。

22日一早，金容德先生来，再次驱车送我去机场。拿登机牌的时候又别生枝节，说是根据韩国政府的规定，包括大陆中国人在内的若干外国人出境时，须将护照、签证暂时交航空公司职员代为保管。金先生又反复争执无效，只有向我道歉。韩国一向视中国为敌国，虽然那时外交政策已有转变迹象，但相关措施仍然“按老政策办”。

为我携带护照的是韩国航空公司的一位女职员，金容德离去后，由她照料一切。她英语流利，温文尔雅，说话也很有风趣。因为要修理机翼，起飞晚了四个小时。她把我安排在宽大的头等舱候机室，又送来午饭、茶水，照顾得很周到。但我总有点怀疑她是安全人员，因为她与我简直是形影不离。因此我故意开玩笑：“很高兴在贵国得到一位出色女秘书。”她并不生气，老练而又得体地说道：“与你同行是我的莫大荣幸。”

到东京以后，我的“女秘书”终于离去了，我取回护照、签证，登机继续旅行。在肯尼迪机场过关时，移民局职员说：“普林斯顿大学早已为你办了延期手续，你根本不用在汉城又办一次再入境签证。”

我只有苦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