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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作为感伤之地 十八世纪诗歌中的中国形象（第2页）

他机智聪明，

紧贴着枕头一动不动

死死地闭着眼睛

装着一无所觉，以蒙骗强盗。

强盗把脏手伸向

空空地立在角落里的

那口釉制大锅。

他恳求地说道，放下吧，

可怜的人，放下吧。

我明天还要用这口锅

为家母做早餐。

强盗颤抖着说，放心地睡吧，

这样的儿子我不偷，

他把所有赃物都放了下来，

抹去脸上的眼泪，

从此改邪归正，不再偷盗。[21]

就内容而言，《胡林》平淡得不能再平淡了，甚至说讲述的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而就教育技巧而言，《胡林》同样也不高妙。但是，对于并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思想的普菲费尔普菲费尔来说，写作这样一首诗自然是有其用意的。在连《好逑传》这样一部不入流的作品都被“炒”得红极一时的十八世纪，普菲费尔普菲费尔不分良莠，信手拈来一则中国传说，肆意发挥应用，自然不足为奇。我们只要知道他是在利用中国申述自己的道德观念和文化意识就足够了。

不过，普菲费尔普菲费尔并没有放弃利用诗歌创作做出各种价值判断的权利，对于中国传统中的一些陈腐道德，他也不无讽刺和批判，如《母亲和女儿》（MutterundTochter）一诗：

在中国，人们敬重白发，同时也

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道理。

一次一位八十岁的老母责打

女儿，一个六十岁的不成器的孩子。

女儿大声恸哭，泪如雨下。

母亲问她，为什么这么痛哭流涕？

须知可，我以前打得更狠、更重，

却从未听见你哭得如此悲凄。

是啊，母亲，你说得太对了。

女儿哽咽着回答，唉——！正是

见你年老体衰，胳膊没劲儿，

我心中才跟到格外痛楚，哀戚。[22]

我们刚才说过，从外表上看普菲费尔普菲费尔说的都是中国故事，但他内心想表现的和作品内层隐藏着的却是德国意志。那么，这种德国意志具体反映在哪些地方呢？瑞士学者常安尔认为，这主要反映在贯穿于这几首诗中的道德泪水里，而其历史源泉就是“感伤主义”（Empfi）。[23]这样认为是有其道理和逻辑的，因为同样正如常安尔指出的，普菲费尔普菲费尔师承了盖勒特（F。Gellert，1715—1769）的“伤感叙事”和“讽刺风格”。[24]但是，常安尔忽视了这两位作家之间所存在的另一种师承关系，即在启蒙理性概念上的继承关系和发展关系。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盖勒特的寓言和宗教歌曲创作成就甚高，其作品也富于感伤主义色彩，但他主要还是一位启蒙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是宣传理性，劝人弃恶从善。他相信启蒙和理性能使人类走向进步。而从我们所引录的几首诗中，就不难见出，普菲费尔普菲费尔也持有这样一种启蒙观念，只是他把中国的道德观念视为成熟了的样本加以戏仿和利用。因此，我们认为，普菲费尔普菲费尔的德国意志表现在作品中的道德泪水上，但这种道德泪水并不仅仅是感伤冲动的结果，更是理性作用的结晶。

普菲费尔普菲费尔对中国虽不是一无所知，但也是所知甚少。真正在中国身上用功匪浅，且完全浸润在“感伤主义”当中的是翁策尔。翁策尔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感伤诗人，恐怕正是由于他感伤色彩太重，才致使他英年早逝。也正是这位年轻的感伤诗人把“中国风尚”至少是德国的“中国风尚”推到了**，中国形象在他笔下也整个地走向“感伤化”“内心化”和“雕凿化”。

1773年，翁策尔在《哥廷根缪斯年鉴》（GottingerMusenalmanach）上发表了长篇悼亡诗《武候墓旁的武帝》（Vou-tibeyTsinnasGrabe）和一首以中国为题材的十四行诗《周——一首中国十四行诗》（Tsesise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