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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作为感伤之地 十八世纪诗歌中的中国形象（第1页）

四、中国作为感伤之地：十八世纪诗歌中的中国形象

以上我们由把中国作为异国，追求其身上的异国情调这个角度，循着十八世纪思想史的脉络，分析了带异国情调的小说。我们知道，德国更是个一个诗的王国，十八世纪又是德语诗人辈出、杰出诗人林立的年代。那么，当时的诗歌中是不是还有有关中国的描写呢？当然会有。虽然我们并不否认，约斯特教授所说的有其道理：十八世纪是“一个带异国情调的小说和哲理性异国情调作品兴起的时代。十九世纪则是带异国情调的诗歌兴起的时代”。[19]具体到德国文学中，也就是说，十八世纪德国诗歌中的异国形象（包括作为异国的中国形象）相对而言还不多见，对这一形象的描绘也不成熟，但这绝不意味着没有有关中国的描写。

戈特利布·康拉德·普菲费尔普菲费尔（GottliebKonradPfeiffer，1736—1809），是一位来自阿尔萨斯的寓言诗人和叙事诗人，擅长写作道德故事，有点类似于写道德小说出名的赛肯多夫赛肯多夫。他所创作的《寓言和故事集》（FabelnundErz?hlungen）充满了东方色彩和异国情调，收有不少关于中国的诗篇，宣扬的多半是儒家的孝悌伦常观念，强调的是其教化作用。因此，有关中国的描写多基于中国的道德故事和伦理格言，并由此铺叙成章，如中国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生儿强似父”等，借景发挥乃至借题发挥的色彩很浓，说教性远远胜于艺术性。

《开福》（Kiefuen）是其中的一首叙事诗，讲述的是一个官员的儿子甘愿替有罪的父亲受刑，而请求皇帝恩准的故事：

君主自己无所不为，一位

官员因犯偷窃而被赐死。

开福，这位官员的公子，

跪倒在君主王冠之前。

替父求饶一命，说：

“我知道，他罪该万死。

你必须依法治罪于他，

求你赐我一箭，

让他活着。”

君主回答说：

“我满足你要求。”

人们把他推上断头台。

年轻人拼命地吻着君主的手，

纵身赴刑。住手，君主欢叫一声，

我还你父亲和祖国。

他吻了吻他，把自己的项链

戴上英雄的脖子。他面有愧色地

抓住君主的皇袍。主公，免去我这回忆，

要不，它天天让我想起

家父曾罪行累累。[20]

孝子与贤君，伦理与政治，在普菲费尔普菲费尔笔下完全溶为一体，这符合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观念，更切合十八世纪德国情理一体的思想。但在普菲费尔普菲费尔看来，祖国最终高于一切，也代表一切，作为个体，我们唯有归附国家，才能自立立人，大有作为。这分明是在借中国古代忠孝主题替西方市民阶级的国家观念做宣传和辩护。

同类的诗还有几首，内容要么由父子关系转向母女关系，要么转向兄弟手足关系，但基本精神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比如《兄弟——一则中国传说》（DieBrüder，eineesischeSage），讲述的是一对兄弟为了母亲甘愿赴汤蹈火的感人故事。这首叙事诗的内容较长，这里不作引录。我们不妨就另外两首诗进行分析。先看《胡林》（Hulien）：

在中国，深夜里，

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年轻人叫胡林

他静静地躺在芦席上，

发现强盗旁若无人地

爬进他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