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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走向一种形象学（第2页）

人类之于文化的上述辩证关系，决定了对“人”的研究必须从对人类文化的研究着手，人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终究不能不是对人类文化的认识。所以，哲学认识论层面上的“异”也就必须随之由时空界跃至文化界，由对时空差失的辨识上升到体认不同文化形态和文化内涵的认识之上。

“同”和“异”的二元对立模式在二十世纪精神分析理论中被推向了极致。如果说卡西尔从文化（符号）着手对人之为人做了剖析，那么，早期弗洛伊德（SiegmundFreud）则是从心理学角度入手，提出了一种崭新的“人论”，一种有关人的精神分析理论，从而完成了推动人类认识内转的任务。

早期弗洛伊德的中心概念是“无意识”（dasUe）。弗洛伊德认为，意识只不过是人的整个内心的一个部分，这就如同一座漂浮的冰山，意识只是水面以上的部分，水面以下的部分就是无意识。意识结构和无意识结构，共同组成了人的心理机制。[11]人之为人，就是由意识和无意识整合而成。早期弗洛伊德确信，心理学要想当之无愧地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致力于发现人的行为背后的未知原因，就应该去挖掘压抑于意识之下的无意识世界。因为，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凡是无意识的，就是未知的；意识无意识是一对异在，是“同”与“异”的二元对立模式在人身上的极端和根本的反映。这种二元对立模式虽然是弗洛伊德早期提出和探讨的重点，但是正如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所指出的，即使是在后期弗洛伊德理论“本我、自我、超我”解剖学式的三分法中，依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12]

由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La）所大力倡导的“回归弗洛伊德”运动，就是要回到以无意识层面的探讨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方向上去。拉康借助于现代语言学，赋予无意识概念以更加明确的内涵。拉康认为，人的世界有三道分界线：在无意识之前的东西；在无意识的语言和意识的语言之间的划分；在意识的语言内的能指和所指的划分。对于无意识，拉康独创性地指出，它有着类似语言的结构，从而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建立了清楚的联系。拉康还进一步演绎出这样的命题：“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拉康说：

无意识就是我在我分化的历史的连续瞬间中所是的东西，无意识是我自己的他者。[13]

而“他者”就是“真实寄存的场所”。这就是说，无意识中存在着自我的本真或本真的自我；任何对人的分析都必须进入心理的“内界”，即进入无意识领域。至此，拉康进一步完善了弗洛伊德的“人论”，并从心理的内界为结构主义二元对立模式奠定了基础。在他的理论中，“同异”模式被创造性地转化到了心理层面上，构成了一种“自我他者”的关系，自我作为主体，只要进入那个“他者”，即进入无意识，就能获得自己的示义位置。正是依靠这个“他者”，自我才能作为一个定位的主体进入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自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这个“他者”据为己有。这就告诉我们，“他者”并非自我的对象或附庸，而是一个主体性的存在。“自我—他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平等关系。拉康的这种“自我—他者”关系，为认识“他者”，进而认识自我，提供了新的契机。

而哈贝马斯哈贝马斯（J。Habermas）的交往理性告诉我们，要想真正彻底干净地克服主体性，走出中心论，就必须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起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自我他者”的关系更进一步，升华为“自我自我”的关系，即哈贝马斯哈贝马斯所说的“主体间性关系”。

循着“异”的思想史发展路线，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德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形成和发展描绘成这样一个过程：由作为“他物”的“异国”（十七至十八世纪），到作为“隐喻”，再到作为“异国、隐喻、他者”（十九世纪）之并存，再到“大写的他者”（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最后达到“自我化”（二十世纪）。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勾勒，我们完全能够领会哲学解释学所说的“在异己的东西里认识自身，在异己的东西里感到是在自己的家”[14]这一精神的基本运动形式。换言之，任何有关“异”的认识和理解，最终不能不是对“同”的自身的理解，“同异之辩”最终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求同存异”，双方一起来商谈和对话，以求达成全面交往。我们用这样的思路来追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就是要强调中国形象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到未来更长时间内正在努力使自身“自我化”，这是德国有识之士努力的目标，也是我们汉语世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1]参见索绪尔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等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参见赛义德赛义德（EdwardSaid）：《东方学》（Orientalism），London，1978，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3]参见顾彬顾彬（WolfgangKubin）：《关于“异”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Dietrichkrusche：《文学与异》（LiteraturundFremde），MündiciumVerlag，13页，1985。

[5]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98～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99页。

[8]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102页。

[9]卡西尔（ErnstCassirer）：《人论》，28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0]卡西尔（ErnstCassirer）：《人论》，87页。

[11]参见弗洛伊德（SiegmundFreud）：《精神分析导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2]拉康（J。La）：《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TheFourFualceptsofPsyalysis），阿兰·谢尔丹莫译，NewYork，1978，20页。以下有关拉康的“无意识”概念的论述，均参见该书《无意识与复制》一章。

[13]转引自《当代西方哲学家》，228页，台北，台湾弘文馆出版社，1986。

[14]参见伽达默尔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1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