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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作为异国 德国浪漫派笔下的中国形象（第2页）

事实上，结婚标志着提布留斯回到了资产阶级的主体话语中，找到了他的个体性和主体性，中国人的作用亦宣告完成。此时，中国人恐怕不是消逝，而是同玛丽亚一样，溶入了提布留斯的生命之中。中国作为一个女性形象也仅能发挥辅助建立资产阶级“主体性”的作用。

沙米索（AdelbertvonChamisso，1781—1838）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对待中国的这种“主体主义”和“中心主义”的做法。在《彼特·施莱米尔的奇怪故事》（PeterSchlemihlswundersameGeschichte）中，主人公为着科研，脚踏千里靴，不远万里漂流到了中国：

这时，我听见前面有从鼻子里发出的奇特声音；我抬头看了看：两个中国人用他们的语言，照他们的风俗习惯向我们打招呼；我看见他们的脸型，就断定他们是亚洲人，即使我还不敢根据他们的服装做出这种判断。[12]

这段话中的相对主义色彩是显而易见的。承认中国人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和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较之那种一味贬斥自然有其积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沙米索的承认是立足于人类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承认，因此，他对于文明的符号系统，如服装等并不十分看重，而认准中国人作为一种集体存在所表现出来的种族特征。由此可见，认识理性在构造“中国形象”时还是能够发挥一些积极作用的。令人遗憾的是，沙米索的做法在浪漫派中间是凤毛麟角，未能形成风气，因而影响不大。这种相对主义的立场到了歌德歌德后期才被大肆运用。

谢林是德国浪漫派的“中国形象”的集大成者。他根据自身的神话哲学，对中国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根据他的神话概念，他首先认为：

在众多同样古老的神话民族中间，中华民族是一个绝对没有神话的民族，它的发展仿佛脱离了神话运动，而转向了人类生存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面。[13]

谢林把神话与民族精神结合起来，认为由于中国缺乏他所谓的神话，因而中华民族的精神发育得不成熟、不充分。谢林的这一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也与当时德国对中国的认识不够全面有关，由此导致其产生了错误的中国形象。

在此基础上，谢林还指出，由于中国人意识中绝对的非神话性和彻底的非宗教性，所以，

中国人并不是一个民族。应该说，他们仅仅只是一个人群，而且中国人也不把自己看作众多民族中的一员，而自视为独立于其他民族的人。[14]

鉴于中国并非其他民族意义上的民族，谢林把中国人说成是绝对史前人类所留存下来的一部分，是人类自身的一块活化石。谢林要做的就是对这块活化石进行考古和勘查，以便对它进行定量和定性。谢林对中国进行定量和定性主要从两个角度入手，一个是纯历史的角度，一个是语言的角度。从纯历史的角度看，谢林指出：

作为一个国家，中华帝国似乎是一个历史的奇迹。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中国是最古老的帝国。它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立，显示了其不可动摇的生活准则。中国虽然两次被征服，可是他的宗法制度、道德、习俗、国家机构在本质上没有改变。从其内涵来说，这个国家至今仍然保持着四千年前的面貌，仍然恪守着它原初时作为基础的那些原则。[15]

谢林开门见山，毫不拐弯抹角，把中国当时排它而发展、周行而不前的历史状况道个明白。作为揭短，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可怕的是，谢林在揭短的基础上穷追不舍，作进一步的形而上学发挥，非要在中国身上归结出个“原初状态”来。因此，尽管中国早在公元前200年就建立了完全独裁的君主制，但是，建立该制度的“这个所谓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只是一个在他之前的或者说是最古老的国家形态的复制者”。[16]本质特征的稳定不变，换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样一个运行数千年而不改其宗的超稳定的社会机制，使得中国人的生活“变得颓落、平庸、迂腐和干巴巴的形式主义”，从而最终“与后来纷繁多样的，范围广泛的发展几乎漠不相关”，成为人类的“原初状态”（Urzustand）象征。

从语言和文字的角度否定和贬斥中国文化的做法在当时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语言哲学家洪堡（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堪称始作俑者，他在《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überdieKawispracheaufderInselJava）就声称中文不是很理想的思维工具。谢林对这种彻底否定汉语，把中文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并不赞成，他对某些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如果由此而忽略谢林对中国语言否定的一面，就大错而特错了。

我们继续进行文本细读。在谢林看来，“在中国语言中似乎还富有天的全部力量，即原初的那种统辖一切，绝对地支配、主宰万物的权力”。[17]换句话说，中文的原初性、不发达性是极端显而易见的。而就是这样一种语言：

完全由诸多单音节，即诸多的单音素所组成。这些单音节的每一个音节毫无例外地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即它们都是由一个辅音或双重辅音开头，又都是一个单元音或一个双元音，甚至以一个鼻音结尾。其次，依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语言的整个语汇由不多于272个单音节基本字构成。[18]

根据谢林的理解，以这样一种文字，中国人要想来满足一切难以想象的叙述需要，以极其细微的层次差别来描述自然对象、道德生活和社会生活，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19]谢林言下之意唯有西方语言能担此大任。接着，谢林进一步论述：

其实中国语言的所谓单音节性的原因就在于单个的字几乎毫无意义，没有任何随意发挥的自由。中国语言的意义只是通过抽象才产生的；然而在原初产生时，它们并不意指抽象的部分——就好像我们虽然可以把一个现成的物体机械地肢解为部分，但这些部分本质上并不意指部分，而是指整体本身——中文的每一个单字原本没有意思，没有自为的存在，只有在说话时才获得含义。[20]

中国语言全然没有语法或语法形式，因而只能是一种自为的存在，而不能成为一种自在的存在。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和文化符号仅能具有自为性，永远不能达到谢林唯心主义体系中的自在性，因而是次一级的存在，至少相对于西方而言是如此。

综合历史和语言两个方面，谢林指出：

从根本上说，中国直至现在仍然是与世隔绝的，虽然在其北部和西部有英俄势力的存在。很久很久以来，人类的这一部分就生息繁衍在东亚这片遥远偏僻的土地上。和其他远近的民族相比，它实际上成了与众不同的第二人类。……其余的人类在漫长的文化发展道路上向西方和北方迈进时，逐渐分化为各个不同的民族，而在亚洲最东部的整个呈现出一个稳固的整体，它幅员辽阔，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它孤芳自赏，与众不同；这使得它成为一个与其他散居的民族迥然不同的第二人类。[21]

中国的“与众不同”，决定了中国独行于谢林所谓的人类概念之外，而形成一个相对的第二人类，其价值和旨趣都在于原初性。叫人难以想象的是，谢林把中国推出人类历史进程之外不算，连中国代表原初状态而作为人类发轫之初的渊始性（Urspung）也抹杀殆尽。他说：

中国更多是一种对运动的否定，不可以它为起始。以这样的起始为出发点，人们无法继续前进，甚至连步都不可能。中国在拒绝了一切运动之后，只是滞留于历史之始。虽然我们所想象的人类史前状态中国人也经历过，然而这种史前状态在中国那里只不过是一个僵死的，因而也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史前状态。中国人的意识也不再是史前状态本身的意识。而是一块没有生气的化石，有如史前状态的一具木乃伊。[22]

可以说，在一些细节和文本叙述中，谢林是有其历史和事实依据的，然而，其结论却是自身想象所得——完全成为赫尔德赫尔德和卢梭卢梭之“异国”观念的浪漫再现和哲学翻版。但是，谢林的“中国形象”的深层含义并不在于承前，即对赫尔德赫尔德以及卢梭卢梭的继承，而更在于启后，即对黑格尔黑格尔“中国观”的开启。这实际上是由谢林哲学思想所具有的向黑格尔黑格尔过渡的倾向所决定的。谢林和黑格尔黑格尔之间哲学观念的联系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23]，他们在“中国观”上的“裙带关系”也同样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