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再论中华古代文论的现代视野（第2页）

胡明说，“转化”“贯通”古今的努力，仅有“皮毛功绩”，一堆“半成品”，“结果是日久师劳，知难而退，悄然收工——西自西，东自东，古自古，今自今。”并宣告说“转化”“贯通”的“尝试”已经“失败”了。

对于中国古代的研究可以有三个目的:其一，还原，把古人提出的观点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把握，弄清它的原意。其二，是通过中西对话、互释，把中国古代的文论范畴转化为中国现代文论范畴。其三，中华古代文论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通过注解研究，成为培养现代人的整体素质的资源。以上三种目的互相联系，是可以沟通的。只有尽可能还原，才能弄清真意，对话、互释、转化才会有基础，也才可能成为培养现代人的必要资源;反过来说，只有实现“转化”和成为人的素质培养的资源，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实意义才会凸显出来。现在引起争论的不是第一和第三，而是第二，就是对话、互释和“转化”问题。胡明宣布这种“尝试”“失败”了，

关于“日久师劳”。胡明不是不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1996年提出的。那年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主办会议，搞文学基础理论的学者和搞古代文论的学者会师陕西师范大学，会上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文学评论》在那一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也包括季羡林教授的文章，对于这件事情，许多学者都是举了手的。那年我在韩国高丽大学任教，不在国内，否则我会力主把“转换”改为“转化”。不过，我对于陕西会议不少意见都表赞同，而且认为“转化”与“转换”的意义大致相同、相似、相通，没有提出异议。我想说明的是从1996年到2002年，时间只有6年。6年，对于一个重大问题的学术研究来说，是否就是“日久”了?关于“师劳”问题，我不知道胡明是如何得出来的，反正自那以后，我个人一直在从事对话、互释和“转化”的研究，并没有感到如何“劳”。据我的了解，我的一些同行和朋友为此事日夜耕耘，从未觉得劳顿，相反总是觉得兴趣盎然。

关于“失败”。时间究竟属于谁，会属于那些预言家吗?我看未必。我想时间自然会做出结论，现在就由那些对我们的事业既无兴趣也不了解更没有多少研究的人来宣布我们“失败”了，这些人不是太匆忙了吗?实际上对于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互释和“转化”，并不自1996年始。前面已经说过，宗白华、朱光潜、罗根泽、钱锺书、王元化、徐复观、刘若愚等教授都是长期致力于古今对话和中西对话的学者，比他们年轻的一辈如张少康、陈良运、李壮鹰、陶东风和美籍华人叶维廉、余英时、高友工等也早于1996年前就有水平相当不错的以今释古的“转化”之佳作。这些都是有书为证、有案可查的，更何况提出“现代转换”仅仅6年时间，又涌现了相当可观的成果，郑敏、乐黛云、蔡钟翔、张少康、陈良运、顾祖钊、曹顺庆、蒲震元、汪涌豪、古风、袁济喜、香港的黄维棵等，都有以今释古、以西释中的学术水平很高的“转化”之作。就以郑敏先生来说，她的确是精通西学的，对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她知之甚深，但她的追求明显在如何发扬中国古代文化和文论的精华上面。她一再告诫她的学生和朋友，一定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文学和文论的特性，绝不可把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丢失;但她又认为对于中华古代文化、文学和文论，一定要用新的方法进行现代阐释，在对话和交往中碰撞出新的火花，释放出新的能量来，以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力。她的论文集《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1998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她的另一部论文集《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199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以现今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观念和方法阐释中国古典诗歌和诗论的学术精品，具有很高的学术独创性，的确发现了中国古典诗歌和诗学的许多新鲜的东西。我们读了她的论点，都有一种敬仰中华民族文化智慧的感受，也因此，她的观点被一些人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郑敏和她的学术同行哪里有什么“无根心态”“殖民心态”呢?而且更重要的是郑敏的“尝试”“失败”了吗?郑敏的学术同行“失败”了吗?时间将会做出结论。不难看出，有人匆匆做出“失败”的宣告是没有意义的。

中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研究工作将不受任何干扰继续进行下去，它们正守在“家”里，守在中华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的“根”旁。请放心，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有足够的诚心与决心、耐力与能力，他们绝不会“收工”，他们也不会迷失自己的路。我们看好“现代阐释”“现代转化”的学术前景。

（《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4期）

注释

[1]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6页。

[2]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页。

[3]可参见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中斯蒂芬·葛林伯雷和海登·怀特等人的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王国维:《新订〈人间词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5]王国维:《新订〈人间词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6]朱彝尊:《水村琴趣序》，《曝书亭集》卷四十，乾隆刻本。

[7]郭英德:《文学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以下再引郭英德本文不再注明）

[8]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文选》下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9]黄人:《小说林发刊词》，《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98页。

[10]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文选》下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文选》下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12]胡明:《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伦理与逻辑起点》，《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以下所引胡明本文不再注明）

[1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6页、第57页。

[14]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1页。

[15]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