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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而不同处有辨叙事文学人物性格的塑造(第1页)

四、“同而不同处有辨”——叙事文学人物性格的塑造

“性急”是这几个人物相“同”处,是共性;但“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这是“不同”处,是个性。“同与不同处有辨”,意思就是共性与个性之间有关系,但又必须分辨清楚,不可把共性当成个性,也不可把个性当成共性。

中国古代文学叙事的最大成就无疑表现在众多的人物性格和人物典型的创造上。《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周瑜等,《水浒传》中的林冲、鲁智深、李逵、武松、吴用、阮小七等,《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晴雯、袭人、王熙凤、贾母、刘姥姥、贾政等,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们的性格成为社会人物的“共名”,在社会生活中流传不断。为什么人们可以把小说的情节忘记,具体的描写忘记,却忘不了小说中那些具有性格的人物呢?这是因为人和人的存在是最高的存在,人物性格则是小说中最具艺术魅力的内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古代的小说评点,对人物性格问题着墨也最多,提出了不少相当有深度的观点。

人物性格的塑造在文学叙事中占有什么地位呢?金圣叹很看重这个问题,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说:

《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逐段自成文字,亦有两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23]

在这样的看法的统领下,金圣叹对《水浒传》中主要的人物都有评价分析,如:

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

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

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

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

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滑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

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有军师之体。

花荣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恁地文秀。

阮小七是上上人物。写得另是一样气色。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个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对之,龌龊都销尽。

杨志、关胜是上上人物。杨志写来是旧家子弟,关胜写来全是云长变相。

秦明、索超是上中人物。

史进只算上中人物,为他后半写得不好。

呼延灼却是出力写得来的,然只是上中人物。

卢俊义、柴进只是上中人物。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终不免带些呆气……柴进无他长,只有好客一节。

朱仝与雷横,是朱仝写得好。然两人都是上中人物。

杨雄与石秀,是石秀写得好。然石秀便是中上人物。杨雄竟是中下人物。

公孙胜便是中上人物,备员而已。

李应只是中上人物,然也是体面上定得来,写处全不见得。

阮小二、阮小五、张横、张顺,都是中上人物。燕青是中上人物,刘唐是中上人物,徐宁、董平是中上人物。

戴宗是中下人物,除却神行,一件不足取。[24]

上面这些引文全部出自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法》一文,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到:

第一,金圣叹认为人物性格是作品的中心,读者读《水浒传》最重要的是看作者如何塑造这一百零八个水浒英雄的人物性格。人物性格在叙事作品中为什么处在中心地位呢?这是因为每一个人物性格都携带着大量的时代生活的信息。正如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所说:“这些人物是从他们的时代的五脏六腑孕育出来的,全部人类情感都在他们的皮囊底下颤动着,里面往往掩藏着一套完整的哲学。”[25]例如,《水浒传》中梁山那些起义的英雄都有一段受压迫、受欺凌的历史,他们被逼上梁山是时代使然,所以从他们的身上可以折射出时代的面影。因此塑造人物性格,不是仅仅描画几个人物给人们看,

而是为了通过人物性格的塑造让人们看清楚一个时代。

第二,优秀叙事作品的美学力量的大小,取决于人物性格的创造。人们为什么一遍又一遍地去阅读《水浒传》,因为《水浒传》一百零八人,就有一百零八种性格,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

第三,人物性格对于读者有道德的净化、升华力量。面对阮小七这样的“快人”,对照自己,能使龌龊污秽的念头尽消;而面对像鲁智深、李逵、武松这类虽粗鲁却心地厚实、天真烂漫、神勇的人物,何尝不感到自己性格的浅薄世故和胆小,而思改变。

第四,小说艺术的成败主要在于能不能塑造出若干个性格鲜明而丰富的人物。不论小说中自然风光如何吸引人,情节如何曲折离奇,风俗人情多么丰富,穿插的诗词歌赋多么精彩,这都不是小说艺术成功的标志,只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才是小说的灵魂,才是小说艺术攀登的高峰。

小说的人物性格的塑造如此重要,那么人物性格的“根”在哪里呢?李贽和金圣叹都十分关切这个问题,并有深切的回答。李贽说:

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劈空捏造,以实其事耳。如世上先有**妇人,然后以杨雄之妻、武松之嫂实之;世上先有马泊六,然后以王婆实之;世上先有家奴与主母通奸,然后以卢俊义之贾氏、李固实之。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亦何能至此哉!此《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也与!……至于披挂战斗,阵法兵机,都剩技耳,传神处不在此也。[26]

这就是说,《水浒传》的人物性格是有“根”的,这“根”就是社会生活。所以李贽说:“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

生活是作品中人物性格的“根”,作品塑造人物性格是生活之“根”长出的枝叶和花朵,没有根不可能有枝叶和花朵。当然,高明的叙事文学家不会照搬生活里的人物,这中间有虚构、有想象,甚至是大胆的虚构和想象,但是叙事文学中的人物,无论是坚强的还是虚弱的,神勇的还是胆怯的,粗鲁的还是文明的,善良的还是邪恶的,厚实的还是虚伪的,天真的还是造作的,坦诚的还是狡猾的,忠诚的还是奸诈的,细腻的还是粗犷的……所有一切性格都来自生活的启发和暗示。也由于这个原因,金圣叹提出了“十年格物”说。扎根深厚,才能枝繁叶茂,也才能与天地相始终,获得永恒的艺术魅力。

人物性格的内涵是什么?人物性格的典型性又表现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明清两代的叙事文学理论又有什么贡献呢?

当时关于性格的系统理论形态还未形成,对于人物性格的内涵只能结合人物的分析给出一个大体的框架。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二十五回总评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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