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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忠的观念强化与扩展 社会与思想层面的互动02（第1页）

五、“忠”的观念强化与扩展：社会与思想层面的互动02

[70]《文苑英华》卷五七七《让吏部侍郎表》，第2979页。

[71]张献诚墓志，《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93页。《旧唐书》卷一二二《张献诚传》云其“为思明守汴州，统逆兵数万”（第3497页）。

[72]《资治通鉴》卷二二〇、卷二二一，第7057～7075页；《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9～110页。

[73]《资治通鉴》卷二二一，第7082页。按赵钺、劳格《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将其与中宗时李详比定为同一人，疑误（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页）。

[74]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30～31页。

[75]《旧唐书》卷一一一《张镐传》，第3326页。

[76]《资治通鉴》卷二二一，第7077页。

[77]杜甫撰于乾元元年七月《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云：“臣伏请平卢兵马及许叔冀等军，从郓州西北渡河，先冲收魏，或近《军志》避实击虚之义也。”（《杜甫集校注》，第3032页）可知在相州之役前，许叔冀便与平卢军一起活动，但董秦时以平卢军兵马使的身份名列九节度之一。至相州之役兵败后，董秦改授濮州刺史，变成了许叔冀的属下，后也随许叔冀一起投降，但董秦所率平卢军余部很快再次反正，参见《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53、256页。

[78]许叔冀之前曾坚守灵昌达一年之久，当有善于守备之名，参见《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张巡传》，第4900页。

[79]《旧唐书》卷一四五《李忠臣传》：“节度使许叔冀与忠臣并力屈降贼。”（第3941页）然此说盖为之后反正的董秦讳饰，连带述及许叔冀，揆之当时形势，许叔冀恐谈不上曾竭力坚守。《新唐书》卷二二四下《李忠臣传》已注意到此问题，加以改写，“许叔冀以汴下史思明，秦力屈，亦降”，但不知是否另有史料依据。

[80]《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史思明传》，第5380页。

[81]据载因形势骤变，肃宗一度欲幸河东，因元结劝谏才放弃。事见颜真卿：《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颜鲁公文集》卷五，四部丛刊本。

[82]《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史思明传》，第5381页；《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07～7108页；《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11～112页。

[83]《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史思明传》，第5380页。

[84]《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12页；《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08页；《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史思明传》，第5382页。

[85]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285～293页。

[86]除了战争中的死亡，蕃兵因各种原因，奔逃北归者亦不少。重要的事件有二：首先，安禄山攻克长安后，“同罗、突厥从安禄山反者屯长安苑中，甲戌，其酋长阿史那从礼帅五千骑，窃廐马二千匹逃归朔方，谋邀结诸胡，盗据边地”（《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86页）。陈寅恪指出同罗本出自朔方阿布思部下，隶于安禄山本非情愿，故入长安后，借机奔回旧巢（《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金明馆丛稿二编》，第60～64页）。而原属朔方军系统的康阿义屈达干，此时“欲与诸子逃归国家”亦与此有关。参见颜真卿：《特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赠开府仪同三司兼夏州都督康公神道碑》，《颜鲁公文集》卷六，四部丛刊本。其次，安庆绪败走洛阳后，激起了蕃人逃亡的**，“其大将北平王李归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罗、六州胡数万人皆溃归范阳……史思明厚为之备，且遣使逆招之范阳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罗不从，思明纵兵击之，同罗大败，悉夺其所掠，余众走归其国”（《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47页）。尽管这批北归的蕃人多为史思明所吸纳，但似乎未再长期投入南方的战场，史思明南下后，多用降人，如“遣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将兵徇江淮”（《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第3307页）。这批归附史思明的蕃人则多死于蓟门内乱中。

[88]《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史思明传》，第6426～6427页；另参吴光华：《唐代幽州地域主义的形成》，见《晚唐的社会与文化》，第231～233页。吴光华进而推测史籍中提到的辛万年、辛万宝是辛氏的戚属，妻族在史思明集团中占有重要地位。

[89]蒲立本也指出安禄山生前与史思明关系谈不上亲厚，史籍中对两人成长经历相近的描述有“虚构”的成分（《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18～19页）。目前学者已认识到北方草原出身的君主在塑造英雄神话时，往往运用类似的“故事模块”，参见钟焓对安禄山、李继迁、努尔哈赤三人早年“孤儿逃难”传奇性事迹的分析（《失败的僭伪者与成功的开国之君——以三位北族人物传奇性事迹为中心》，载《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69～84页）。

[90]关于安禄山部下的蕃将蕃兵，很早就为学者所关注，如陈寅恪早年对柘羯的考订（《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8～32页）；芮传明《曳落河、柘羯的含义和由来》对各家之说皆有所介绍（见《丝路古史散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2～248页）。近年学者结合新出墓志对此有进一步的讨论，参见森部丰对幽州辖下羁縻府州及安禄山军队来源的研究（《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10年，第78～121页）。

[91]蓟门内乱的起因便是史朝义篡位后，欲杀辛氏及其子史朝清，显示出史思明集团中的复杂构造。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08～7112页。

[92]事实上当时人有明确的前燕与后燕之分，进一步的讨论参见本书第三章。

[93]《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考异》引《蓟门纪乱》，第7110页。

[94]《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12页。

[95]《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第3480页。另《旧唐书》卷一三七《邵说传》：“历事思明、朝义，常掌兵事。朝义之败，说降于军前。”（第3765页）则其大约与王伷同在洛阳出降。

[96]《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第1848页。

[97]《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34页。

[98]《文苑英华》卷五七七《让吏部侍郎表》，第2979页。

[99]《旧唐书》卷一三七《邵说传》，第3765页。

[100]阿史那承庆曰：“唐若独与汉兵来，宜悉众与战；若与回纥俱来，其锋不可当，宜退守河阳以避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34页）可资比较的是哥舒翰守潼关时，极力避免与安禄山军队野战，被杨国忠催逼不已，被迫出战，以致大败。而降将安思义也曾对李光弼言：“不如移军入城，早为备御，先料胜负，然后出兵。胡骑虽锐，不能持重，气沮心离，于时乃可图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54页）两相比较，可谓攻守之势异也。

[101]《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08页。

[102]《文苑英华》卷五七七《让吏部侍郎表》，第2979页。

[103]《旧唐书》卷一二二《张献诚传》，第3497页。

[104]张献诚墓志，《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93页。按“势”下疑脱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