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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尾声（第3页）

[62]王铚：《默记》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25页。按此碑残石清代仍有所见，毕沅《关中金石记》卷三云仅存“驾如阳孕”四字（《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9年，第10671页）。

[63]《唐会要》卷二七记立华岳庙碑事后小注云：“旧路在岳北，因是移于岳南也。”则华岳庙碑落成后，玄宗为了让更多行人有机会目睹这一巨制，特意将官道改向（第606页）。中唐张籍《华山庙》曾述及热闹的景象：“金天庙下西京道，巫女纷纷走似烟。”（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75页）

[64]《册府元龟》卷四〇，第453页。

[65]《旧唐书》卷八《玄宗纪》，第198页。

[66]苏颋：《大唐封东岳朝觐颂并序》，《唐文粹》卷一九下，四部丛刊本。

[67]张说：《上党旧宫述圣颂并答制》，《张说集校注》，第569页。

[68]玄宗特命韦虚心出镇潞州，预作筹备，韦虚心墓志云：“明年，上将时巡太原，出豫上党，览文祖誓师之地，观兴王历试之宫，诏选宗臣，以精储供。乃拜公潞州都督府长史。至则均稍食，议糇粮，征其口算之余，约其萏茭之入。及六龙顿驾，百度繁兴，万乘过沛之欢，三日横汾之宴。物无虚赋，事必中程。”拓片刊《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第176页。

[69]《旧唐书》卷八《玄宗纪》，第185～189页。

[70]《册府元龟》卷三六，第402～403页。

[71]韩文彬对于玄宗勒铭泰山一事有较为细致的讨论，不过他主要在摩崖与刻经的传统中探寻其渊源，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玄宗在三年中制作一系列石刻景观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如本章所讨论的那样，无论是巨型石刻还是填以金字的手法，皆不难在此前后找到类似的制作。参见Jr。RobertE。Harrist：TheLandscapeofWords：StoionsfromEarlyandMedieval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pp。261～270。

[72]金子修一指出从开元十一年初太原巡幸至十一月南郊为止一系列的活动具有联系（《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9～186页）。不过从张说《奉和途中经华岳应制》“群臣愿封岱，还驾勒鸿名”（《张说集校注》，第110页）、张九龄《奉和圣制途经华山》“揆物知幽赞，铭勋表圣衷。会应陪检玉，来此告成功”（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7页），及上文所引苏颋《大唐封东岳朝觐颂并序》等时人所撰颂圣诗文来看，从汾阴祀后土至东封泰山这一系列巡幸与祭祀活动之间具有连续性，最终指向了封禅盛典。

[73]根据当代传播学研究者的分梳，将传播的媒介分为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两类，石刻景观由于兼具永恒性与难以移动两个特征，适合时间上的纵向传播，但考虑到石刻文本可以借助拓本、抄本乃至口头等途径迅速流布，其实也具有在空间中横向传播的能力。参见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48页。

[74]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91页。

[75]关于玄奘晚年与高宗的矛盾可参见刘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第1～97页。

[76]韩愈：《谢许受韩弘物状》，《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2892页。

[77]《赐李德裕立德政碑敕》，《全唐文》卷七四，第775页。

[78]吴其昱：《薛廷珪朔方节度使韩逊生祠堂碑敦煌残卷考》，见《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63～73页。

[79]赵和平：《晚唐五代灵武节度使与沙州归义军关系试论》，见《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03～316页。

[80]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98～410页。而这种政治性的文本为何成为儿童习书的素材，是否蕴有政治教化的用意，值得思考。除了张淮深德政碑外，近年还从敦煌儿童习书文书中发现了史大奈碑，相关的讨论参见游自勇、赵洋：《敦煌写本S。2078V“史大奈碑”习字之研究》，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0辑，第165～181页。

[81]荣新江新近对敦煌文献中的碑志抄本及其流传有系统梳理，指出抄本而非拓本才是碑文在当地流传的主要途径，参见《石碑的力量——从敦煌写本看碑志的抄写与流传》，《唐研究》第2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07～323页。后世金石学家重视访求拓本，但我们需要注意到罗致拓本，反映的是士大夫的收藏与学术趣味，而拓本非普通士人所能获得，抄本在一般知识传播过程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82]朱玉麒：《从告于庙社到告成太学：清代西北边疆平定的礼仪重建》，见《高田時雄教授退職記念東方學研究論集》，京都，臨川書店，2014年，第403～410页。

[83]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三，《全宋笔记》第2编第4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38页。

[84]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张说集校注》，第1589页。

[85]《宝刻类编》卷一记在彭州、简州（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舆地纪胜》卷一五七记南宋绍兴七年在资州城中心一居民房屋下发现韦皋纪功碑，碑阳已残损，碑阴是开成元年韦皋从孙韦鋋任资州刺史时补刻的文字，亦可证实德政碑立于城市的中心（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52页）。

[86]《旧五代史》卷一四一《五行志》，第2198页。

[87]《资治通鉴》卷二三七，第7661页。碑楼修建完成后，也不时需要修葺，《金石录》著录有天宝九载正月卫包撰唐华岳碑堂修饰记（《金石录校证》，第121页）。

[88]吕颐浩：《燕魏杂记》，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页。颇可玩味的是对于何进滔德政碑被改刻为五礼记碑，《金石录》云，“进滔事迹固无足取……此碑尤为雄伟。政和中，大名尹建言摩去旧文，别刊新制，好古者为之叹惜也”（《金石录校证》，第515～516页），仅从学问家的立场上表示惋惜；而《燕魏杂记》则云：“按唐史，进滔治魏十余年，民安之，后累迁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宣和年间，内侍谭祯奉使河朔，遂磨灭此碑，邦人愤恨，可惜也。”其对何进滔的评价与赵明诚迥异，似乎透露出直到宋代，河北地域内部对于藩镇割据的历史仍有自身独特的认知。

[89]陈思：《宝刻丛编》卷六引《集古录目》，第131页。

[90]吕颐浩：《燕魏杂记》，第4页。

[91]刘馨珺：《〈职制律·长吏辄立碑〉与地方官考课》，《“唐律”与宋代法文化》，第71～186页。另作者特别指出唐代德政碑多于生祠，而至宋代则生祠多于德政碑。

[92]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第235～240页。另关于田弘正归附后重建狄仁杰祠的政治意义，参见本书第五章。

[93]《旧五代史》卷一三二《韩逊传》，第2030页。

[94]目前关于唐代地方记忆、地方知识的讨论尚不多见，仅廖宜方《唐代的历史记忆》一书有较多的涉及（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第269～333页）。

[95]《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第3304页。

[96]《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第3054页。

[97]《宝刻类编》卷一，第3页。

[98]《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6～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