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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代藩镇变乱模式的演化（第3页）

[59]王德权《孤寒与子弟——制度与政治结构层次的探讨》一文中对孤寒的概念做了细致的辨析，指出中晚唐政治中的孤寒包含了“不运用父祖之政治关系”与“父祖无政治关系可运用者”两类，而非社会阶层之分见（《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风气》，第151～209页）。

[60]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3～428页；王国尧：《李德裕与泽潞之役——兼论唐朝于9世纪中所处之政治困局》一文对唐廷平定昭义的过程论述甚详，但除了割泽州隶河阳外，并未论及其他唐廷平定刘稹后的善后举措（《唐研究》第12卷，第487～521页）。

[61]《旧唐书》卷二一四《刘稹传》，第4233页。事实上，郭谊谋杀刘稹后，“悉取从谏子在襁褓者二十余，并从子积、匡周等杀之。诛张谷、张沿、陈扬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韩茂章、茂实、贾庠、郭台、甄戈十一族，夷之，军中素不附者皆杀”，已进行过一轮屠戮（《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稹传》，第6017页）。

[62]郭谊的误判不得不说当归因于李德裕的欺骗，李德裕曾通过其姻亲降将李丕，诱其杀刘稹投降，许以重报。李德裕《赐李石诏意》云：“李丕是郭谊密亲，尤合相信。卿宜暂追赴使，令与郭谊书，论以利害，遣其自图刘稹，早务归降。倘效诚款，必重酬赏。”另参见李德裕《代李丕与郭谊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10、156～157页。李德裕之所以违背承诺，诛杀郭谊等，大约与其欲铲除昭义割据的社会基础有关。正因如此，唐廷也未因裴问有归降之功，赦免其妹刘稹妻裴氏（《册府元龟》卷六一六，第7409～7410页）。

[63]《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0～8011页。按《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考异》引《献替记》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往刘稹平后，处置泽潞与刘稹同恶，仅五千余人，皆是取得高文端、王钊状，通姓名，勘李丕状同，然后处分。其间有三两人或王钊状无名，并不更问。”（第8109页）《考异》云“五千”系“五十”之讹。

[64]李德裕以牛僧孺、李宗闵曾与刘从谏交通为名，进一步将两人远谪（《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2页）。当然对于此事，也有不少为李德裕辩诬者，认为记载并不可信，如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96～297页；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第430～432页。

[65]李德裕：《讨刘稹制》，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31页。唐廷试图激化主客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来达成从内部瓦解刘氏昭义的目的，如李德裕《代彦佐与泽潞三军书》云：“比闻从谏志在猖狂，招致亡命，逆人亲党，游客布衣，皆在公宴之中，列于大将之上，一军愤愧，固已积年”（《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50页）。

[66]张正田已注意到这一区分，将其分为四类，但本质上仍为主客两分，特别是昭义旧将士、昭义军旧大将等在诏书上下文中本视为一类，不当强为之别（《“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第178～182页）。按既往学者对刘悟郓州携来的旧部多有讨论，强调其亲卫军的性格，如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第609～612页；新見まどか：《武宗期における劉稹の乱と藩鎮体制の変容》，《史學雑誌》第124號，第4～8页。但似未注意到刘从谏新募将士的重要性。

[67]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第1491页。

[6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58页。

[69]张遵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2，第905页。

[70]司空图：《故盐州防御使王纵追述碑》，《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第248～249页。

[71]李德裕：《奏磁邢州诸镇县兵马状》，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310页。状文另云，“如镇遏十将已上，是军中旧将，兼有宪官，不愿属刺史者，并委卢钧追上驱使”，意在削弱军将对属州的影响，强化刺史对于本州军政的控制。而日野開三郎早就注意到各州镇遏使对于刺史权力的侵夺，参见《藩鎮の跋扈と鎮将》，《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東京，三一書房，1980年，第477～489页。

[72]李德裕《潞磁等四州县令录事参军状》中对这一举措的目的有明确表述：“所冀刺史得主兵权，免受牵制……既无军镇干侵，自然得施教化。”（《李德裕文集校笺》，第311页）另参张达志：《肥乡之役与孟州之置——唐武宗朝地方秩序的重整》，载《史林》2015年第1期，第36页。《册府元龟》卷一九一引梁太祖开平四年九月敕：“魏博管内刺史比来州务并委督邮，遂使曹官擅其威权，州牧同于闲冗。俾循通制，宜塞异端，并宜依河南诸州例，刺史得以专达。”可知河朔藩镇例以节帅所署录事参军等侵夺属州刺史的权力（第2305页）。关于唐代藩镇与属州的关系，近年较系统的讨论可参见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74]《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五，第672页。

[75]李文益墓志，《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771页。

[76]殷宪《〈徐氏夫人墓志〉及其藩镇家族》刊布了墓志拓本及录文，并做了简要的考释，参见《大同新出唐辽金元志石新解》，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269～276页。

[77]刘悟尝镇滑州，其子从谏能获知高元郾的才能，不知是否与之有关。参见《旧唐书》卷一六一《刘悟传》，第4230页。

[78]志文中所谓的“刘公”究竟是指刘悟还是刘从谏，尚难遽断。刘悟、刘从谏生前皆带使相衔，分别检校司徒、司空，赠官分别为太尉、太傅，皆未尝检校太师，不过李商隐《为濮阳公与刘稹书》校记七提及文中的“太傅”，《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皆作“太师”，则当时似习称刘从谏为太师，故系于刘从谏时（参见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54页）。按刘从谏曾兼太子太师（《新唐书》卷二一四《刘悟传》，第6013～6015页）。

[79]李德裕：《代李丕与郭谊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56页。

[80]即使会昌伐叛后遭处分的刘稹旧将，亦有重返昭义之例，如梁缵“本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之爱将也，后刘稹败，徙边，遇赦还，复隶于军”（《册府元龟》卷四四七，第5304页）。

[81]可以断定这两人在会昌伐叛中并没有弃暗投明，归顺唐廷，如有类似的举动，在墓志中肯定会着重表彰。如史弘泉墓志云其“会昌祸□臣□危，拨乱中土，公举家归国”。参见孙继民：《新发现唐史弘泉墓志铭试释》，见《中古史研究汇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1～269页。

[82]《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0页。

[83]李德裕：《宰相与卢钧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65～166页。

[84]《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08～8009页。

[85]《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1页。按此处“卢钧”误作“虞钧”，检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不误，系点校本误排。

[86]《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7页。甚至可以说卢钧的被逐，与其宽厚的态度有关，武宗曾论及此事：“凡方镇发兵，只合不出军城，严兵自卫，于城门阅过部伍，更令军将慰安。岂有自出送兵马，又令家口纵观！事同儿戏，实不足惜！”（《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考异》引《献替记》，第8019页）。卢钧这些疏于防范之举，未必不是他为安抚昭义人心故意所为。

[87]《旧唐书》卷一七七《卢钧传》，第4592页。

[88]墓志中未记刘广的官职，将其描述为寄食昭义军中的游手好闲之徒，但传世文献中皆云刘广为昭义军将领，或志文对于刘广的身份故意有所贬低。

[89]墓志所见的另一个例子是李少荣，“府君本桑梓魏郊人也，于贞元十四年来到潞邑”，牒补绫坊押官、守武卫将军、试太常卿，于大中元年去世（拓本刊《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84页）。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对此现象已有所揭示（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7～53页）。

[90]何弘敬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32，第1058页。

[91]另如史弘泉墓志记其祖仙英任昭义武锋军使、兼邯郸镇遏使，父行节为昭义都知兵马使，其家族可能出自粟特。参见孙继民：《新发现唐史弘泉墓志铭试释》，见《中古史研究汇纂》，第266～267页。

[92]《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第6014页。关于黄头军，陈寅恪最早注意到这条史料（《读书札记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611页）；另参见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疏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8～318页。

[94]《资治通鉴》卷二四三，第7844页。

[95]《新唐书》卷一九三《贾直言传》，第5559页。当然我们不难注意到《新唐书·贾直言传》新增的“惟郓兵二千同谋”这一记载本自杜牧《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中“从谏求继，与扶同者只郓州随来中军二千耳”，杜牧此书上于李德裕主持讨伐泽潞时，或有贬低刘从谏的成分（《杜牧集系年校注》，第819页）。不过刘从谏求袭位时，李绛也有类似的判断：“况又闻山东官健，已不许自畜刀兵，足明军心，殊未得一，帐下之事，亦在不疑，长短此方，义无便授从谏之理。今更于意外料度，傥从谏事急，将所亲厚三二千人，散投魏镇，必亦虏缚，送归阙廷。”（《册府元龟》卷四七七，第57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