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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安与河北之间（第1页）

二、长安与河北之间

陈寅恪另一重要论断则是抉出中晚唐河北地区与两京之间文化风尚的不同，他援据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等材料指出河朔“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72]。这种“异质感”在出土墓志中亦有体现，典型者如郑潨及妻崔氏墓志所云：“镇冀之间，自为一秦，颇禁衣冠，不出境界。”[73]但随着材料的增益，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可以有更深入的认识，以陈寅恪所举几个例子而言，目前皆可借助新材料做进一步的申说。

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云卢霈“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直到镇州儒者黄建告其“先王儒学之道”，鼓励他离开河朔进学。由于杜牧并未提及黄建的身份，仅云“镇人敬之，呼为先生”[74]，容易让读者以为这位儒者黄建大约只是一位生活在河朔武夫世界中的隐者，而出土的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墓志署“故吏节度掌书记承议郎监察御史里行赏紫金鱼袋黄建撰”[75]，即其人。由此可知黄建是成德军中文胆，与王氏家族关系密切，本人就是河朔藩镇体制中的重要一员，这不免让人怀疑杜牧所述有夸大的成分。[76]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河朔藩镇掌书记一职历来注重辟用有名的文士，至后期尤甚，并没有与长安进士文化隔绝。如本书第七章讨论罗让碑的撰者公乘亿虽是魏州人，早岁垂三十举不第，与妻子阔别十余年，以至于乡人谣传他已病故于长安，其妻闻讯，自河北赶来迎丧，夫妻方获重逢。[77]可知公乘亿曾长年客居长安以求一第，与家人不通音讯，可以说是中唐以降崇重进士氛围下的极端个案。直至咸通十一年高湜主选时，公乘亿方获及第，曾入易定节度使之幕，任万年县尉[78]，乐彦祯喜儒术，引公乘亿、李山甫在幕府。可知公乘亿虽系河北当地人，但深受进士文化的影响，及第后迁官入幕的经历也与一般进士无异。而罗绍威倾慕钱镠幕中罗隐之才，“特遣使币交聘，申南阮之敬”的故事更为人所熟知。[79]唐人自己也对河朔藩镇有“辟用文儒之士以缘饰政令”的现实需求早有注意。[80]

中唐之后，入幕成为士人在守选期间获得收入乃至获得更快擢升的重要途径。[81]陈寅恪所举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及李益佐于幽州刘济幕府两事皆可在此背景下获得理解。董邵南累举进士不第，“连不得志于有司”，不得已才去河北节度幕府谋求出路，除求官之外，维持生计恐怕也是重要的考虑之一。[82]李益的情况则较为复杂，涉及士人在进士及第后，如何通过入幕选择获得更好的仕途机遇问题。由于近年李益墓志的出土[83]，我们对李益远赴幽州的背景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李益渭南尉任满守选期间，获幽州使府之辟，“弓旌累招，首为卢龙军观察支使，假霜棱，锡朱绂，以地非乐土，辞不就命”。正是由于河朔藩镇与唐廷关系疏远，远赴幽州幕下对仍力图在长安官场上进一步寻找机会的李益而言自然并非佳选，因而婉拒辟命。改应山南东道、鄜坊、邠宁等府之请：“山南东道洎鄜畤、邠郊皆以管记之任请焉，由监察、殿中历侍御史，自书记参谋为节度判官。”至贞元中，李益再次获幽州之辟，才终于决定北走河朔[84]，“复为幽州营田副使、检校吏部员外郎，迁检校考功郎中，加御史中丞，以金印紫绶副焉”。陈寅恪认为李益因宦途失意，才选择北上幽州。考李益一生行迹，他于大历四年，年始弱冠，便进士及第，之后又连中书判拔萃、制举，所历河南府参军、郑县主簿、渭南尉等职皆是美授，可谓少年得志。但李益的宦途约在德宗初遭遇挫折，渭南尉考满后，辗转多个幕府，未再获授实职。在此期间李益曾两次获幽州辟命，他一拒一受，主要还是从自己的宦途得失考量。最后应幽州之征，固有失意于长安的成分，也与德宗晚年藩镇与中央关系改善的大趋势有关：“始以幽燕气雄，蛇豕作固，虽大君有命，尚守正不行。后密旨敦谕，往践乃职，卒使逆流再顺，寒谷生和。”[85]另一方面，刘氏家族统治下的幽州一直以延揽到李益这样的知名文士而沾沾自喜，刘济墓志中还特意将此事表出，“陇西李益、乐安任公叔，皆以宾介荐延至郎吏二千石，为近臣良守。此又烈丈夫、大君子旷度荦荦之为也”[86]，并无自外于长安士大夫文化之意。而士大夫之所以视北走河朔为畏途，恐怕根本原因在于河北藩镇与长安的疏离，任职幕府的经历及经营的人际网络并无助于自己日后的升迁，因此才将其作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同样，我们也可以注意士人对远走河朔认识前后期的变化。安史乱平后，即有部分“贰臣”并未归唐，而是选择辗转仕于河朔藩镇。如窦全交出身外戚窦氏家族，玄宗生母昭成皇后系其诸姑，伪燕署尚食奉御、恒州别驾，“蹉跎十载，沉滞河朔”。之后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奏其为定州别驾，窦全交未及赴任便卒于恒州，至永泰二年方归窆洛阳。[87]韩愈所撰毕坰墓志则记载了兄弟两人不同的出处选择：

家破时，（毕）坰生始四岁。与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诛，为赏口贼中。宝应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财赎出之，求增不得。增长为河北从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垌既至长安，宏养于家，教读书……历尉临涣、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于官。[88]

毕坰之父毕炕曾任广平太守，在安史乱中殉国，诸子离散，毕坰幸为宗人毕宏赎出，长于长安。弟毕增虽与安禄山有覆族之恨，仍仕于河北藩镇，可知当时士人并未将河北视为化外，恐也未直接把河朔三镇等同于安史余孽。同时代的相卫节度使薛嵩不但高选士人萧放为僚佐，更因爱惜其才而将女儿相嫁。[89]除了文士之外，亦不乏做出类似选择的武人。周玙之祖周知远曾任朔方兵马副使，“殉节于京洛之间”，父周道荣曾受岭南东道节度使赵昌之辟，任广州司马，其家族与河朔并无渊源。周玙元和中接受刘总辟命，来到幽州，此后便定居于此，直至大中十年（856）去世，仕至平州刺史。[90]

郑潨及妻崔氏墓志则透露了河朔藩镇前后期变化的时间节点。郑潨出身荥阳郑氏[91]，“大历初，偶因薄游，滞留河北”，受王武俊赏识，奏授冀州信都县尉等职。志文云“当时国家化流八表，仁人之谊，先浸于河朔，求名学宦之士，如不失疆理矣”，可知安史乱后，士人仍继续游于河北，寻找仕宦机会，其中不乏进士及第者。如郑云逵大历初中进士后，客游两河，为朱泚重用，“乃表为节度掌书记、检校祠部员外郎，仍以弟滔女妻之”[92]。直至德宗继位后[93]，随着唐廷与河朔藩镇间矛盾的激化，战争爆发，形势丕变，才出现了郑潨及妻崔氏墓志所云隔绝局面：“从建中初，镇冀之间，自为一秦，颇禁衣冠，不出境界，谓其弃我而欲归还。府君与夫人男女，戢在匪人之土矣。暂谓隔王化于三千里之外，离我戚于五十年间，府君至于身殁，不遂却返。”郑云逵亦被迫“遂弃妻子驰归长安”。而我们读到河朔藩镇墓志中语涉悖逆的一些文字大都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如建中四年（783）刘如泉墓志云：“伊唐季复兴，大君雍王立，礼乐征伐自诸侯出。”[94]除此之外，张遵墓志云其元和中先以“妻子男女悉留镇州”为人质，获允护送母亲灵辇归葬东都，“葬毕，犹隐居故里。无几，诏追起复，授宁远将军、守左武卫将军、检校大理卿、兼侍御史”，借机逃离成德归阙，但其家属则遭扣留，直至“镇帅祥斋大增先福，以公一家维絷，尽放南归”。[95]所记恰可与郑潨及妻崔氏墓志相发明：“帅殒而子承元以顺逆自谕，举军来王。司马扶板舆出乎虎口，持小辈附于骥尾，其余血属姊弟，数年之内，稍稍而至。”[96]可知这一局面直到王承元归阙后才得到缓和。而至长庆之后，随着河朔故事的定型，唐与藩镇之间的关系趋于稳定，“镇冀之间，自为一秦”的阻隔便不复存在[97]，河朔与长安之间也恢复了人员的流动。如张建章大和四年（830）因“博陵歉”而北游幽州，为节度使李载义所辟，仕至幽州节度副使、摄蓟州刺史。[98]

如果我们从更长的时间维度上观察长安与河北之间的关系，不难注意到河北相对而言长期处于帝国政治版图的边缘，这种文化上的“异质感”并非缘于河朔三镇的成立，而可以追溯到安史之乱前。[99]本书第一章通过对严庄、高尚等安禄山心腹谋士家世的考察，勾画了河北普通士人面貌，若进而将之与唐末五代以冯道为代表的河北士人群体并观[100]，或可勾画出一条与“崇重进士”为表征的长安士大夫文化并行但隐而不彰的“潜流”。相形而言，中晚唐的河北虽然也受到两京精致的清流文化熏习[101]，但由于河北士人大都身处这一政治文化的边缘，加之多仕于藩镇幕府，有明习吏事的现实需求，故而保留了允文允武的特征。这批具有钱粮刀笔之才的河北地方士人更能适应唐末天下大乱的格局[102]，因此才能借机浮出水面，成为五代各朝文职官僚的主流。[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