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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星聚尾与玄宗朝的德运之争（第1页）

二、四星聚尾与玄宗朝的德运之争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志文记载的“四星聚尾”“金土相代”之说[8]，这关涉安史政权如何利用传统的五德终始学说建构政权合法性这一重要问题。四星聚尾这一异常天象发生在唐玄宗天宝九载（750）九月[9]：

初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运，以皇家土德，合承汉行。自魏晋至隋，皆非正统，是闰位。书奏，诏公卿议，是非相半。时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与意惬。宰相（李）林甫亦以昌言为是，会集贤院学士卫包抗疏奏曰：“昨夜云开，四星聚于尾宿。又都堂会议之际，阴雾四塞，集议之后，晴空万里，此盖天意明国家承汉之象也。”上以为然，遂行之。[10]

这是玄宗朝关于王朝正统的一次大争论，唐承隋为土德，所谓“国家承隋氏火运，故为土德，衣服尚黄，旗帜尚赤，常服赭赤也”[11]，所承续的是北朝系统，以北魏、北周、隋为正统。由于之前南北朝的分立，这一次序并非毫无争议。隋唐之际的王通便曾提出过远绍周、汉之说[12]，其孙王勃承其所论[13]，著《大唐千岁历》，“言唐德灵长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14]，主张直承汉之火运为土德，把魏晋南北朝各政权都黜为闰位。虽然封演讥王勃此说迂阔，未为当时所许。[15]事实上，这种黜隋承汉的正统观在初唐颇受时人重视，并对唐前期实际的政治运作发生过影响。[16]

武周革命前夕，改立二王三恪，“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封舜、禹、汤之裔为三恪，周、隋同列国”[17]，武后改制从李嗣真之议，具体的思想渊源尚不清楚。[18]唐代的二王三恪，例取杜预之说，以二王兼三恪[19]，武后改制则从郑玄之义，分立二王、三恪，显示出除旧布新、与唐之旧轨决裂的气象，可以视为周唐革命之际一系列具有政治象征意义改制举措的一环。[20]直至中宗神龙元年（705）五月复唐之初，方才“制依旧以周、隋为二王后”[21]，改归旧辙。[22]以此言之，承汉或是承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仅是一个礼制上的争论，事实上有着标识周、唐两个政权分野的象征意味。

尽管在初唐，一直存在着远绍周、汉的思想潜流，并在武周期间有过具体的制度实践，但众所周知，玄宗时代的真正开启乃是通过先天政变消灭太平公主等渊源自武周的政治势力，他本人对武周政权的态度恐怕相当复杂。[23]至天宝年间，虽承平日久，号为盛世，也曾有关于德运承续的讨论。[24]但时距武周甚近，故老犹在，而崔昌以区区处士身份上书，请求玄宗改承周、汉正统，并能在集议中舌战群臣，“负独见之明”，重新挑起这一敏感的话题，恐怕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背后可能蕴含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因此，虽然“诏下尚书省，集公卿议”[25]，却难以形成共识，最终援以天象之变，才得以定谳。

就目前史料所知，此次关于王朝德运所承的争论，至少有双重背景。首先是玄宗本人确实有制礼作乐、改易制度名号的偏好，“希古慕道”并非浮泛之言。早在开元十六年（728）八月颁行僧一行所纂《大衍历》时[26]，张说所上《开元正历握乾符颂》中便将改定历法与承受天命相联系，云：“自尧典命，羲和修重黎之旧，理颛顼之历，上元甲子千五百余岁，得孔圣而《春秋》之历序，暨开元十二年甲子，凡三千四十岁，遇圣上而《大衍》之历兴。是时也，土德入生数之元，天命当出符之会，信矣。”虽仍主唐为土德，但所云“其间距王而兴，不能复大禹九州之迹，及胜残百年之命者，皆五神之余气也”[27]，意在否定南北朝各政权的正统地位，将唐之德运远祧汉朝的火德[28]，此外“皇唐复兴，土精应王，厚德载物，生数五百，成数千年”，“得皇家天命，成数千年，古今祥兆，若合符契”云云更与王勃持论相近[29]，可知这一思想潜流一直生发着影响。同时开元十二年（724）甲子，被玄宗赋予了特别的政治意义，玄宗封禅泰山的计划便议定于是年，经过一系列准备后，于次年十一月告成[30]，而此时距高宗麟德元年（664）七月下诏于次年封禅，正好间隔一甲子，“孰若致美我高宗，勒岱甲子正六十”[31]。

其次，大约与玄宗朝的政争，特别是李林甫与杨国忠之间的矛盾有关。天宝七载（748）之后恰好是李杨矛盾激化，杨国忠势力上升的时期。[32]李林甫作为朝廷重臣中改承周、汉一说的主要支持者，崔昌上书或由他在背后策动，有投玄宗所好，借机邀宠固位之意。此议通过后，支持此说的崔昌、卫包等人也随之加官受赏。[33]

需要指出的是德运次序的改定，涉及正朔、服色诸方面的变化，牵扯甚广，因此历来都是议论纷纭而付诸实践者寡。特别是玄宗天宝七载方才下诏访求后魏子孙，以填补三恪之数，至次年七月立孝文帝十世孙元伯明为三恪，袭封韩国公。[34]仅过了一年，便欲改弦易辙，显得相当突兀。另一方面，天宝九载的改制同样是昙花一现。三年之后，李林甫去世，杨国忠取而代之，随即罗织李林甫案，追夺封赠，兴起大狱，贬斥李林甫之党。此时，所谓改承周、汉正统一事便成为杨国忠攻讦李林甫的一条罪状：

及是杨国忠根本（李）林甫之短，乃奏云：“周汉远，不当为二王后。卫包助邪，独与林甫计议，大紊彝伦。”上疑之，下包狱案鞫。遂贬为夜郎郡夜郎尉，崔昌为玉山郡乌雷尉，并员外置。[35]

杨国忠主张复用魏、周、隋后为三恪，或许是与其自承隋宗室之后的身份有关，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玄宗本人的态度反复。最初，“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与意惬”，似乎改承周、汉正统一事颇合玄宗本人的心意，李林甫等人不过希旨逢迎而已。仅仅三年之后，经杨国忠的一番挑拨，玄宗大改初衷，反疑卫包等党于李林甫，其间或有隐曲，玄宗态度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颇耐人寻味。

玄宗改承汉统之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皆与改制相呼应，在当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是年十一月己丑制：“承前宗庙，皆称告享。自今已后，每亲告献太清、太微宫，改为朝献，有司行事为荐献。亲告享宗庙改为朝享，有司行事为荐享”[44]，在制度上明确了皇帝亲祀与有司摄事之间的区别。天宝十载（751）正月，“壬辰，朝献太清宫。癸巳，朝飨太庙。甲午，有事于南郊，合祭天地”[45]，亲自完成太清宫、太庙、南郊祭祀三大礼。三大礼的成立标志着玄宗时代礼制改革最终完备定型，并在唐后期一直得到遵行。[46]

众所周知，诗圣杜甫因献三大礼赋为玄宗所赏识，授京兆府兵曹参军。[47]杜甫在赋中透露举行三大礼的目的便是将改定德运次序的举措郑重地呈告祖宗天地：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纳处士之议，承汉继周，革弊用古，勒崇扬休。明年孟陬，将摅大礼以相籍，越彝伦而莫俦……上穆然，注道为身，觉天倾耳。陈僭号于五代，复战国于千祀。曰：呜呼！昔苍生缠孟德之祸，为仲达所愚。凿齿其俗，窫窳其孤。赤乌高飞，不肯止其屋；黄龙哮吼，不肯负其图。伊神器臬兀，而小人呴喻。历纪大破，创痍未苏。尚攫拏于吴蜀，又颠踬于羯胡。纵群雄之发愤，谁一统于亨衢。在拓跋与宇文，岂风尘之不殊。比聪廆及坚特，浑貔豹而齐驱。愁阴鬼啸，落日枭呼。各拥兵甲，俱称国都。且耕且战，何有何无。唯累圣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缉。兹火土之相生，非符谶之备及。炀帝终暴，叔宝初袭。编简尚新，义旗爰入。既清国难，方睹家给。窃以为数子自诬，敢贞乎五行攸执？而观者潜晤，或喜至于泣。[48]

上方采厖俗之谣，稽正统之类，盖王者盛事。臣闻之于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萧条，无复生意，遭鲸鲵之**汩。荒岁月而沸渭，衮服纷纷，朝廷多闰者，仍亘乎晋魏。臣窃以自赤精之衰歇，旷千载而无真人。及黄图之经纶，息五行而归厚地。则知至数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长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各异。惟神断系之于是，本先帝取之以义。[49]

改易正统所承是杜甫《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叙事的中心，强调由于魏晋以降各政权都未能混一宇内，完成统一，于是皆被置于闰位，因此，自汉亡以来，正统暂绝，直至唐再受天命，阐释了唐承汉统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将“炀帝终暴”与“叔宝初袭”对举，进而强调“先帝取之以义”，否定之前根据五行相生的原则，唐因受隋禅，继隋为土德的旧有德运次序，进而将隋唐易代的性质视为“革命”而非“禅让”，取消了隋的正统地位。“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优游以自得。况是蹴魏踏晋，批周抉隋之后，与夫更始者哉”[50]，新的德运成了万象更新的象征。

杜甫《有事于南郊赋》中虽未再用大篇幅铺陈此事，但亦有“端策拂龟于周汉之余，缓步阔视于魏晋之首”等语述及改制。事实上，玄宗《天宝十载南郊赦》中对改制的意义已有明确的表述：“然则上稽历象，傍采舆议，爰以土位，承汉火行，是凭大《易》之辞，用绍前王之烈，祯祥累应，正闰攸分，不改旧章，惟新景运。”[51]值得注意的是《有事于南郊赋》又强调了早先颁行《大衍历》对塑造正统的意义：“宜其课密于空积忽微，刊定于兴废继绝。而后睹数统从首，八音六律而维新；日起算外，一字千金而不灭。”[52]正如上文已述及的那样，《大衍历》自上元甲子之岁，至开元十二年甲子，合三千四十岁，同样具有除旧布新、接续周汉的意义。[53]

事实上，杜甫此前举进士不第，其献三大礼赋时的身份与崔昌相若[54]，这种野人献曝式的上书，之所以能为玄宗赏识，关键不在于文辞的雅正，而在于能贴合现实政治的需求。杜甫在三篇赋中皆热情讴歌改定德运次序的意义，已足窥见当时的政治氛围。除举行三大礼外，玄宗于是月己亥下诏，“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55]，这一更名无疑也与再受命的意图有关。

新的德运作为盛世的象征符号，很快也被纳入科举考试的题目，要求士人为之鼓吹。“后是岁，礼部试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赋》，则其事也”[56]。是年取士以“土德惟新”为题，无疑是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意，也契合《天宝十载南郊赦》中“不改旧章，惟新景运”的蕴意，强调玄宗再承天命的正当性。同样，在天宝十载五月，玄宗又下诏改诸卫旗幡队仗，之前用绯色，现在改用赤黄，以符土德[57]，进一步强调了土德的正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