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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4页）

[91]《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13～7114页。其中六月甲寅条，胡注已指出：“按上卷五年冬书兖郓节度使能元皓。详考本末，‘青密’恐当作‘兖郓’”，而卫思九恰是在上元二年六月廿九日下葬，志文提及“时兖郓节度使、刑部尚书能公”，可证《资治通鉴》之误。

[92]《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乾元元年九月：“贝州刺史能元皓为齐州刺史、齐兖郓等州防御使。”（第253页）

[93]《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18页。

[94]关于这段时间河南战场局势的分析，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36～57页。

[95]此处所谓卒葬年资料完整，系指在不影响统计情况下，个别如卢式虚妻崔氏墓志，虽因志石残泐无法知其确切的卒、葬日，但其卒、葬在同月则无疑问，因此也列入。

[96]甚至一些出自显宦家族的墓志亦写作草率，如显圣二年十月落葬的孙公是开元中“为王言之最”的大手笔孙逖之子，但寥寥三百余字的简短志文竟混淆了其卒月与葬月，“维显圣二年，岁在壬寅，秋七月十三日，河南府孙君卒”，“即以其年七月十三日，葬于南县通乡之原”，错乱至此，可知志文当出自下层文士之手。

[97]概观性的研究可参见卢建荣：《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第52～68页。一些资料丰富的个案也早为学者所留意，如第二章中述及的崔祐甫家族，参见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第122～125页。

[98]《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76页。

[99]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原士大夫抛弃家园财产，南下避难，虽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但因此导致生活困顿者，亦不稀见，如与李粲出自同族的李震一家，其妻王氏墓志云：“及中原盗贼，士多以江海为安。而夫人第二息珉求禄乌程，东征之故，自此始也。后长息端吏弋阳，次息韶吏扬子，珉又淮阴长。南浮北流，滞淹星岁。曰余小子遭寇难，往谪来蹇，食贫用拙。两地空匮，而千里为恨。”（《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77页）李震本人卒于天宝十四载四月，安禄山起兵后，其妻王氏奔于江淮，十余年间辗转依附于在南方任官的诸子，至大历八年卒于扬州，至死都未能北返。

[100]《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大历三年闰六月：“以尚书右丞韦元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观察等使。”（第289～290页）

[101]李峦墓志，《唐代墓志汇编》贞元024，第1854页。

[102]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461页。

[103]李从偃墓志，《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640页。

[104]墓志题作“义葬墓志铭并序”，拓片刊《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墓志卷》，第142页。

[105]《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72页；《唐大诏令集》卷九《广德元年册尊号赦》，第57～58页。

[106]从这方义葬墓志的行文来看并无宗教色彩，系由地方官员私人出资、主持的救济事业，但据学者的研究，义葬、义食这类观念的流行与佛教福田思想有关，参见刘淑芬：《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会救济的个案研究》，《新史学》5卷4期，第1～14页。

[107]归葬合祔对于唐代士大夫而言是相当沉重的经济负担，参见郑雅如：《亲恩难报：唐代士人的孝道实践及其体制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第158～167页。

[108]《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张后胤传》，第4951页。按张义琛及妻孙氏墓志记张后胤获赠礼部尚书、新野县开国公。

[109]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张澄官位不高，但为其父撰写墓志的祁顺之是燕户部侍郎，地位显赫，或是张义琛生前旧友。

[110]《旧唐书》卷五八《唐晙传》，第2307页；《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第6682页。

[111]按丧葬择时是当时普遍的思想，但志文中提及的“择时”，往往也有作为饰词的一面。如桑萼及妻王氏墓志记其肃宗元年十一月卒于史朝义控制下的洛阳，后一直“攒窆洛城南缠私第”，尽管墓志自称“久俟通年，获此龟吉”，故至贞元五年八月方才归祔河南县平乐乡。但阅读志文不难发现，近三十年后得以完成合祔的真正原因是“爱子曰初，朝散大夫、试鸿胪卿”，稍振家声，才能“倾家尽产，卜宅从仪”（《唐代墓志汇编》贞元023，第1853～1854页）。

[112]贺兰广福昌尉之任虽称不上显达，但足以帮助重新安葬，类似的情形见第二章中讨论过的蒋清一家。王衮任伊阙主簿后，完成了迁延达二十年之久的卢氏与蒋清的合祔。事见王汶妻蒋氏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01，第879页。

[113]相关讨论参见吴羽：《五音姓利与北朝隋唐的葬埋择吉探微》，载《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118～128页。

[114]关于郑虔墓志的讨论，可参见陈尚君：《〈郑虔墓志〉考释》，见《贞石诠唐》，第207～232页。

[115]《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48页；《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庆绪传》，第6424页。

[116]《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第3646页。

[117]拓本刊李明、刘呆运、李举纲主编：《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206页。

[118]《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兴元003，第733页。

[119]马骥：《西安新出柳书“唐回元观钟楼铭碑”》，载《文博》1987年第5期，第3～4页。

[120]尽管唐代实录、国史今已不存，但采撷实录、国史编纂而成的《册府元龟》及多因袭国史旧文的《旧唐书》中，逆胡之称触目皆是。在唐代官方发布的诏令，如《谕西京逆官敕》《收复西京还京诏》（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八、卷一二三）中亦皆称安史为逆胡。在大多数情况下，逆胡系指安禄山，但个别亦有指代史思明者，例如《太平御览》卷一一二引《唐书》：“逆胡史思明陷洛阳。”（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540页）这种唐代官定蔑称在史籍中留下痕迹的，目前仍能找到其他例子，如武宗时平定昭义刘稹之乱，在唐国史中称其为“贼稹”，这一称呼散见于《李德裕文集》及《旧唐书》相关传记。

[121]司马垂墓志署“宣德郎行右羽林军仓曹参军侄恬书”，则其侄司马恬当曾仕燕。

[122]卢巽墓志记史思明控制下的洛阳：“忠烈僵尸相望，躬率僮仆，潜为掩瘗。”（《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460～461页）

[123]《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