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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安与魏州 政治景观的建造（第1页）

一、长安与魏州：政治景观的建造

尽管在理想的帝国图景中，皇帝的权威可以借助制度、仪式、空间等诸方面的尊卑差序得以呈现[7]，并且理论上政治的表达与实践应当是统一的，可是一旦皇权衰弱，政治行动与话语之间的张力便趋于明显。本书第四章曾以唐代德政碑制度的运作为中心，检视中晚唐渐趋衰弱的朝廷如何利用德政碑的颁授来界定、调整中央与藩镇之间的关系，并揭示纪念碑作为一种政治景观在权威塑造与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中，作为政治权威象征物的巨型碑石无疑是政治话语展示及传布的重要媒介，尽管一般不过将此类的政治表述视为堆砌辞藻的具文，但须知在中国漫长的文字书写传统中，早已铸就了一套微言大义的语言符码。如何透过看似格套化的文字与行为，发现言词之外的真意，直到当下都是探究中国政治所必备的“知识炼金术”。事实上，隐藏在辞藻背后的蕴意与行动或许才是更关键的历史信息，因此，文本的本意、言外之意和立碑这一政治活动共同构成了一个互有关联的研究主体。[8]本章则尝试以田氏魏博时期一系列政治景观的兴废为中心[9]，分疏政治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及互动。

元和七年末，田弘正举魏博归朝无疑成为宪宗开启中兴之路的锁钥。[10]在此之前，尽管宪宗甫继位便先后平定西川刘辟、镇海李锜之乱[11]，成功抑制了德宗晚年以来藩镇节帅私相授受之风在内地的蔓延，但至元和四年，当宪宗意欲阻止成德王承宗承袭节度使之位时，不出意外地遭受了挫折。朝廷虽大兴讨伐之师，却最终苦战无果，横亘其间的关键人物便是跋扈的魏博节度使田季安。[12]宪宗最初的计划是想趁着田季安及幽州刘济病重的机会，料其无力外顾，一举控制成德，而王承宗为获致节钺，亦自请献德、棣二州以输诚款[13]，但最终却为田季安所沮，宪宗之谋功败垂成。[14]这一失败精确地映射出安史乱后唐王朝一系列中兴努力的边界所在，即在根本上无力撼动河朔故事，也正是这一力量边界的存在决定了中晚唐朝廷与藩镇之间互相制衡又互相依赖的政治格局。

田弘正的主动归附，一反“不入版籍、不输贡赋、自择官吏”的河朔故事[15]，“乃奏管内州县官二百五十三员，内一百六十三员见差官，假摄九十员，请有司注拟”[16]，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彻底改变了朝廷与河朔之间的均势，李绛以为此举“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17]，诚非虚语。[18]因而，田弘正此举虽然招致其他割据藩镇的强烈不满，甚至意欲启衅战端：

郓、蔡、恒遣游客间说百方，（田）兴终不听。李师道使人谓宣武节度使韩弘曰：“我世与田氏约相保援，今兴非田氏族，又首变两河事，亦公之所恶也！我将与成德合军讨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诏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则以兵东取曹州！”师道惧，不敢动。[19]

但强藩间合纵之局已破，终无所成。在此后的七年中，朝廷与魏博以连横之势，密切配合，先后平定淮西、淄青等跋扈骄藩，幽州刘总、成德王承元被迫束身归阙，河朔重归王化，隐约再现了盛唐图景，最终建立了“自古中兴之君莫有及者”的洪业。[20]

因此在田弘正归朝之初，唐廷已意识到亟须抓住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李绛明确提出“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一改需先由亲王暂时遥领的故事，立刻正授田弘正节旄，并“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21]，犒赏魏博军士。对于田弘正本人更是优礼有加，元和八年（813）正月，赐名弘正，稍后追赠其父田庭玠工部尚书、母郑氏梁国太夫人，进而在长安为其营建家庙，并诏史馆修撰韩愈为撰《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22]唐代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有立庙的资格，立庙于两京是士大夫宦途成功及门第清贵的重要标志，故为时人所重[23]。但至中晚唐，稍有变化的是，朝廷在长安赐立藩镇节帅家庙，鼓励他们积极入觐，将其作为恭顺朝命的一种象征，另一方面则禁止节度使立庙于地方[24]，使得家庙这一标识官僚身份等级的礼制建筑被纳入皇权主导下的等差秩序之中，兼具“公”“私”两种属性。权德舆在为薛苹撰写先庙碑时对其中关节有清晰的阐述：

古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庙在其国。圣朝以官品制室数，侯伯理外，而庙在京师。其或觐于明庭，入为孤卿，则吉蠲悫信，展敬受福。[25]

因此不难想见，立庙虽然名义上是官僚家族的私务，并于礼令中有明文可循，但一般亦需事先上请，取得朝廷允准后方可实施。[26]循此线索可知，田弘正归国之后，在长安建立家庙便成为展现魏博重霑王化的一个契机[27]，朝廷恰可借机显示对其特别的恩遇，以示怀柔。因而与惯例有所不同，在田弘正家庙营建的过程中，朝廷居于更加主动的地位，“已而复赠其父故沧州刺史兵部尚书，母夫人郑氏梁国太夫人，得立庙祭三代”。从目前传世的唐代家庙碑文透露的信息来看，中晚唐部分节度使的家庙可能由朝廷追赠其父母官爵时连带所赐，未必曾事先上请[28]，如与田弘正家庙同年营建的乌重胤家庙碑叙立庙经过甚详：

诏赠其父工部尚书。且曰“以其庙享”。以其年营庙于京师崇化里。军佐窃议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无加命，号名差卑，于配不宜。”语闻，诏赠先夫人刘氏沛国太夫人。八年八月，庙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领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庙。[29]

此时朝廷的赐庙与更常见的赐宅一样，都已变成笼络藩镇节帅的一种手段，由于田弘正时并未亲入长安朝觐，故其家庙营造之事皆由朝廷代为操办，可谓化“私情”为“公务”：

与褒奖人臣功业的神道碑、德政碑碑文多由朝廷颁赐不同，由于家庙碑具有自重门第、确定宗支的功能，碑文例由人臣私下请托亲故或名家撰书，故田弘正家庙碑由宪宗下诏命韩愈撰文，实属特例。[31]素来于君臣之间分际有所执的韩愈之所以最初欲辞此命，非其不愿撰文[32]，而是对于是否能以史官的身份撰述私家之碑颂颇感踌躇，故在碑文中援引周天子命史克作《鲁颂》之典以自明。但另一方面，尽管整个营建家庙的过程中，朝廷居于主动地位，给予田弘正种种礼遇，以示优宠，但在礼制上严格遵循了三品官立庙三室的规定，并无逾制之处[33]，这也奠定了整个田弘正时代朝廷处理与魏博间关系的原则：“优礼而不逾制”。

我们再将视线从长安移至河北，如果说长安的田氏家庙作为新建的政治景观象征着魏博被重新纳入帝国的秩序之中，则在魏博当地，田弘正亦需借助一些公开的政治表演，让六十年来不霑王化的骄兵悍将们感受到政治风气的移易：

宪宗遣（裴）度使魏州宣谕，（田）兴承僣侈之后，车服垣屋有逾制度，视事斋阁尤加宏敞。兴恶之，乃治旧采访使厅居之，请度为壁记，述兴谦降奉法，魏人深德之。[34]

田弘正主动从前任僭越礼制的宏大府邸移至旧日采访使厅中视事，通过政治空间的转移呈现出魏博从跋扈到恭顺的变化，并请裴度撰写壁记。厅壁记是唐代流行的文体，时人封演云，“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这一风尚“始自台省，遂流郡邑”[35]。由于厅壁记多记载地方沿革风土，并叙前后历官名氏及治绩，“将以彰善识恶，而劝戒存焉”[36]，因此具有诫勉地方官吏、教化民众的功用。[37]唐人素有将重要文献书写于厅壁的习惯，“律令格式，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寻览。仍以当司格令，书于厅事之壁，俯仰观瞻，庶免遗忘”[38]，将其作为指导日常行政的准则与备忘录。裴度所撰的壁记，大力表彰田弘正恪守朝廷法度的举动，无疑要借助这一公开传播的文本[39]，教化桀骜不驯的魏博将吏改弦易辙，尽忠朝廷。另可指出的是，由于壁记文末附载历任官员授受年月，因而对于以父子兄弟间自相承袭为故事的魏博而言，亦具有改世袭为流官的象征意味。

有意思的是，当元和十四年唐廷最终平定淄青李师道，三分其地后，负责处理善后的新任郓濮曹等州观察使马总亲撰的《郓州刺史厅壁记》同样成为当地重归王化的重要象征：

自逆帅攘据，罔率训典，改易升降，名称溷淆，盖无取焉。今以平寇之初，魏博田公奉诏权兼勾当，则位伺正牧，宜书为首，亦《春秋》始鲁隐公，贤之也。[40]

中国古人素来相信可以借助历史书写中的微言大义来塑造并呈现政治正统，其中一大关节便是在史书编纂过程中通过确定或改易历史时间的起点来隐喻褒贬[41]，因此《春秋》“王正月”之义才被历代注疏家奉为圭臬。而马总在文中所郑重记下的“时圣历元和纪号己亥直岁十二月己卯”，无疑是在向公众宣示郓州历史时间的重新开始。因而尽管“国初已来，刺史名氏及迁改之次，既遭蔑弃，难以究详”，但亦必须“访诸史官，异日备于东壁”，李师道割据时代的诸任刺史则被摒弃不载，以便在新的时间秩序下建构符合王朝正统观念的地方记忆。尽管裴度所撰壁记已亡佚，但比照《郓州刺史厅壁记》的文本，我们不难得出所谓“述兴谦降奉法”的实质，无疑是要将田弘正的归顺表述为魏博新时代的开端。[42]

如果说厅壁记的读者尚局限在节度府衙中的文武僚佐的话，那么田弘正与唐廷都需要寻找一个更具公众性的场合，向魏博的普通兵士民众传递同样的政治信号，而重修狄仁杰祠，便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舞台。狄仁杰在武后时曾任魏州刺史，因德政为民所怀，立祠纪念。祠堂在安史之乱中遭到损毁[43]，而田弘正归顺朝廷之后，便立刻着手重建祠堂，至元和八年十月五日功成，并立碑纪念：

洎胡起幽陵，毒痡中邦，腥膻遗余，渐渍甿俗，六十年于兹矣。战血满野，忠魂归天，阶戺之容，隐嶙犹在。元和壬辰岁，我天子恢拓千古之不庭，凡在率土，罔不来服。维元侯保和一心之有众，举兹列城，表正多方。归职贡而奉官司，尊汉仪而秉周礼，凤鸣而枭音革，兰芳而棘刺死，甘醴涌而盗泉竭，庆云飞而浊祲消，四郊廓清，万方丕变，然后辨正封疆，咨谋耋老，得是旧址，作为新祠。[44]

这是一篇极富政治宣传意味的文字，有意识地将狄仁杰祠的兴废与魏博叛顺中央的历史密切勾连。[45]狄仁杰祠因安史之乱而遭毁弃，河朔之地也随之不霑王化达六十余年，当田弘正决心重奉王化时，选择通过重建狄仁杰祠、刻石纪念并举行祀典这样一个公开的政治仪式来向朝廷及魏博军民展现其归顺的决心。[46]因此，此刻狄仁杰祠的兴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祀典或民间信仰层面的问题，而成为魏博表达对朝廷不同政治态度的“公共剧场”。[47]须知在大历八年（773），田承嗣还曾经公开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营立祠堂，谓之“四圣”，朝廷无奈之下，不得不以加同平章事衔利诱其拆毁了事。[48]因而碑文中对“胡起幽陵，毒痡中邦，腥膻遗余，渐渍甿俗”强烈而公开的批判[49]，不但与河北俗谓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的社会心理不容[50]，更意味着对魏博此前自立历史的彻底弃绝与否定，转而决心“归职贡而奉官司，尊汉仪而秉周礼”。田弘正并“请护军迨宾僚、将校、虎貔之群，撰吉而致飨焉”，将素来被视为河朔动乱之源的骄兵悍将纳入这一表彰忠臣义士的儒家祀典中去，意在重建魏博上下对于唐廷的政治认同。因而碑文中对狄仁杰的表彰也更多地集中于“扶即倾，系将绝”的中兴之功，并将田弘正与之相比拟[51]，反倒对狄仁杰霑霖魏州百姓的具体治绩着墨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