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二咸通乾符之际昭义度使人选订误（第1页）

二、咸通、乾符之际昭义节度使人选订误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见史料中对咸通中期以降昭义军节度使人选的记载舛误犹多，尽管吴廷燮《唐方镇年表》据《资治通鉴》记咸通五年（864）正月以李玭取代被刺的沈询为昭义军节度使条后，先后罗列了卢匡、高湜、张彦远、高湜四任节帅[28]，其中高湜两镇昭义，但可靠的记载不过以下数条，且缺乏明确的系年：

（高湜）咸通末，为礼部侍郎。时士多由权要干请，湜不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决以至公取之，得谴固吾分！”乃取公乘亿、许棠、聂夷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为昭义节度使，为下所逐，贬连州司马。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卒。[29]

（高）湜出镇泽潞，奏为节度副使。入为殿中侍御史。李蔚镇襄阳，辟为掌书记。湜再镇泽潞，复为副使。[30]

至于卢匡、张彦远两人，并无确实依据，皆据《尚书故实》推定：

王内史《借船帖》，书之尤工者也。故山北卢尚书匡宝惜有年。公致书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尝借人也。”公除潞州，旌节在途，才数程，忽有人将书帖就公求书。阅之，乃《借船帖》也。公惊异问之，云：“卢家郎君要钱，遣卖耳。”……卢公，韩太冲外孙也。[38]

山北系昭义代称，此为卢匡尝历泽潞的依据。由于《尚书故实》一书系李绰记宾护尚书河东张公谈话而成，故四库馆臣认为公乃张尚书自称，《提要》云：“观其言宾护移知广陵，又言公除潞州旌节，则必尝为扬州刺史、昭义节度使者。”[39]吴廷燮当受此说影响，以为张彦远也曾历泽潞。事实上，书中的宾护尚书河东张公究竟系何人，学界并无定论，余嘉锡以“宾护”为尚书河东张公之字，考其为张彦远诸兄弟[40]，近年陶敏指出“宾护”代指太子宾客，系官名，复考其为张彦远[41]，但两说都缺乏充分的书证。

另一方面，引文中的“公”是否确指河东张公其实也存在相当疑问，《尚书故实》中此则，通行文本即有三种，除了前引之外，《太平广记》卷二〇九引录《尚书故实》云：

王羲之《借船帖》，书之尤工者也。故山北卢匡宝惜有年。卢公致书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尝借人也。”卢除潞州，旌节在途，才数程，忽有人将书帖就卢求售。阅之，乃《借船帖》也。公惊异问之，云：“卢家郎君要钱，遣卖耳。”……卢公，韩太仲外孙也。[42]

前引《尚书故实》中三处“公”字，《太平广记》引文第一处作“卢公”、后两处作“卢”[43]，若此则故事由两位卢姓主人公演绎，并无张公出场。[44]今本《刘宾客嘉话录》真伪掺杂，窜入多条《尚书故实》文字，而其中亦有此则：

王内史《借船帖》，书之尤工者也。故卢公尚书宝惜有年矣。张宾获致书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尝借人也。”卢公除潞州，旌节在途，才数程，忽有人将书帖就公求售。阅之，乃《借船帖》也。公惊异问之，云：“卢家郎君要钱，遣卖耳。”[45]

窜入《刘宾客嘉话录》这一则文字虽误“护”为“获”，但来源甚早，宋人编录《绀珠集》《类说》时皆已引录，《说郛》本亦出于此。辨析这三种文本，以《刘宾客嘉话录》所引文意完足，虽自宋代便窜入《刘宾客嘉话录》，但仍保存了较为原始的文本面貌。[46]据此尝出镇昭义者仅卢匡，与张宾护无干。

卢匡见于郎官石柱题名“司封郎中”“吏部郎中”条下[47]，《旧唐书·懿宗纪》咸通八年（867）有吏部侍郎卢匡[48]，《桂林风土记》“拜表亭”下云“前政山北卢尚书匡添建置”，则其镇昭义前尝历桂管[49]，《宝刻类编》卷六著录会昌五年（845）卢匡书《修文宣王庙碑》《修文宣王庙记》[50]，知其本人亦善书法，其外祖父即著名的画家韩滉。考其经历，活跃于武宗、宣宗、懿宗各朝，不过《尚书故实》并未记载卢匡出镇昭义的具体时间，吴廷燮系于咸通中后期乃属以己意推测，新见昭义军将李文益墓志云“大中五年，范阳尚书迁洺州防城使”[51]，疑志文中的范阳尚书即指卢匡，则卢匡出镇昭义在宣宗朝。因此，咸通五年至乾符初，昭义军确切可考的节帅实际上仅高湜一人。

幸而借助出土墓志，我们已可以确定高湜出镇昭义的具体时间。上文所引高彬墓志明确记载：“咸通十五年春，尚书公出镇潞州。”[52]至于高湜因刘广之乱被贬离开昭义的时间，传世文献中有两说，《资治通鉴》系其事于乾符二年十月，《新唐书》系于乾符四年（877）闰二月[53]，学者以信从《资治通鉴》者居多。[54]但现据墓志资料，可知当以《新唐书》为正，高湜兄高瀚妻崔缜葬于乾符三年（876）二月二十四日，志文由高湜亲撰，署“昭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潞磁邢洺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蓨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高湜纂”[55]，可知高湜乾符三年初仍在潞州任上。其子高彬卒于乾符四年七月，时高湜已遭贬为□崖郡司马，其妻陈氏正是受此刺激病情加重，“殆至委顿”。高彬因服侍汤药，操劳过度而染疾去世，则事当在此前不久。

李裔墓志云“到职半岁，值刘广乱”，则其至昭义赴任的时间约在乾符三年下半年。至于高湜为何会选辟李裔为支使，而李裔在未赴杜慆义成军僚佐之任后，为何最终接受高湜的征辟，前往潞州，目前我们尚无直接的史料可以证实两家之间的政治联系。但若仔细观察，我们可以注意到两家在文化取向上有一些相近之处，高湜、李裔两家都是因进士科第得以在中晚唐政治中崭露头角，但有意思的是当这两家因科举而跻身于清流之列后，其第二、三代成员却与科举保持了微妙的距离。上文已提及李裔“以仲兄屈于名场，年甫壮岁，方舍志业筮仕”，选择以门荫入仕。而高彬墓志则云，“自长兄柷举进士，府君以时风寝薄，□仲有同趋词壤，求一第，或致缙绅间异论，遂坚请于尚书公，愿以门荫筮仕，俸钱为婚娶之资，选授苏州华亭县尉”[56]，同样选择了门荫入仕。如果说高湜兄高瀚“二十从乡赋，凡六就春官试，属时宰有薄进士者，尤恚公卿子弟用是进，亟言于武宗皇帝，主司惴不敢第”[57]，因李德裕厌恶进士浮华而久不售，被迫另谋出路，那么至高彬、李裔时，政治气候早已发生变化，他们的选择有更多的主动色彩。此外，高湜主持咸通十二年科考时，所取四十人中尽管有十五人系路岩请托，但榜内孤贫有才名者有公乘亿、许棠、聂夷中等三人，如公乘亿已垂三十举不第[58]，一时轰动海内。中晚唐进士取士过程中“子弟”与“孤寒”之争，与当时政治中的党派分野、人事安排有着密切的关联[59]，高湜、李裔两家对于进士词科似乎有着接近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