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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代藩镇变乱模式的演化（第4页）

[96]《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第6014页。

[97]《旧唐书》卷一六一《刘悟传》，第4231页。

[98]李德裕：《代彦佐与泽潞三军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50页。

[99]李商隐：《为濮阳公与刘稹书》，《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648、650页。

[100]《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初，大将李万江者，本退浑部，李抱玉送回纥，道太原，举帐从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马如鸭而健，世所谓津梁种者，岁入马价数百万。子弟姻娅隶军者四十八人，从谏徙山东，惧其重迁且生变，而子弟亦豪纵，少从谏，不甚礼，因诬其叛，夷三族，凡三百余家。”（第6015页）又李德裕《论昭义军事宜状》：“有昭义旧都押衙焦楚长，是本军旧人，刘从谏降黜，令往山东。”（《李德裕文集校笺》，第342页）

[101]除上文所举李文益、高元郾外，墓志中还能找到类似的案例，如裴起墓志云：“大和中昭义军国相容纳贤能，遂署衙前兵马使，兼累奏台宪官。”（《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藏品集锦·碑石书法卷》，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

[102]《旧唐书》卷一六一《刘从谏传》，第4233页。

[103]这种经济性的骚乱本质上反映了藩镇军队的自利取向。其诉求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获利为目标，比如谋取更丰厚的给赐，另一类则是以维护既得利益为目的，例如拒绝出境作战、拒绝戍边等，这两类诉求皆会导致经济性的骚乱。

[104]对于藩镇动乱的类型，之前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做过一些分类，代表性的可以举出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中分为兵士哗变、将校作乱、反叛中央、藩帅杀其部下四类（第60～63页）；王赛时《唐代中后期的军乱》一文也有类似的划分（《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93～95页）。但之前学者分类的目的在于梳理史实，而笔者下文则尝试利用这两个概念阐释唐代藩镇变乱模式的演化。

[106]《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第6015页。

[107]关于藩镇中的财政机构，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576～590页。

[108]科敛商人、开辟财源是刘氏昭义有效的聚敛手段，王协税商人十分取二，裴问以富商子弟号夜飞军（《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05页）。这些赋敛的办法在会昌伐叛后被废止，这也是昭义由富变穷的重要原因。

[109]似先义逸墓志，《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126页。

[110]《资治通鉴》卷二四九，第8071页。

[111]尽管从会昌伐叛开始，唐廷就削夺刘从谏及子稹官爵，平定刘稹后，更命石雄将刘从谏剖棺戮尸，而在唐代的官方文献中则多称刘稹为“贼稹”，以叛臣目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84页；卷二四八，第8009页），但上文所引李文益墓志、徐唐夫妻高氏墓志仍皆尊称其为刘公及官爵，反映了昭义镇内对刘氏的态度。

[112]会昌伐叛中，王钊以洺州降唐，起因便是给赐不足，引发军士不满（《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06页）。

[113]张正田已指出晚唐昭义骄兵化的现象，但并未考及原因，参见《“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第182页。

[114]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第103页。

[115]胡曾：《谢赐钱启》，《文苑英华》卷六五五，第3366页。

[116]《旧唐书》卷一四九《沈询传》，第4038页。

[117]卢钧出镇昭义时所辟的韦承素亦是一例，韦承素出身京兆韦安石一支，门第清贵，先后被辟为浙西、江淮转运、东川诸府僚佐。韦承素墓志拓本刊《长安新出墓志》，第276页。

[118]《唐语林》中的一则故事颇可见当时文武僚佐间的区隔：“卢元公钧镇北都，推官李璋幕中饮酒醉，决主酒军职衙前虞候。明日，元公出赴行香，其徒百八十人横街见公，论无小推巡决得衙前虞候例。元公命收禁责状。至衙，命李推官所决者更决配外镇，其余虞候各罚金。内外不测。璋惶恐，衣公服求见。公问：‘何事公服？请十郎袴衫麻鞋相见。’璋欲引咎，公语皆不及。临去，曰：‘十郎不决衙前虞候，只决所由。假使错误，亦不可纵。况太原边镇，无故二百虞候横拦节度使，须当挫之。’”（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8页）凭卢钧这种重文轻武的态度，其入昭义不久之后便遭骄兵驱逐，虽事出偶然，但并不足为奇。顺地尚且如此，更遑论张弘靖入主幽州之初，从事韦雍、张宗厚便出言贬低军士，云“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激起了文武间的对立（《旧唐书》卷一二九《张弘靖传》，第3611页）。

[120]关于天井关的形势，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九，第1799～1801页。

[121]宦官李敬实墓志记载武宗因战事不利，特命其赴天井关监军，“旋又上党背叛，征天下之师，环绕千里，日费百万，历年不下一城，不擒一将。武宗振怒，将帅怀忧，密令公往天井监戎”（《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078，第1028页）。

[122]王宰墓志，拓本刊《洛阳新获七朝墓志》，第363页。相关讨论参见唐雯：《从新出王宰墓志看墓志书写的虚美与隐恶》，载《复旦学报》2014年第5期，第1～9页。

[123]《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91页。《唐会要》卷七〇引会昌四年九月中书门下奏：“泽州全有太行之险固，实为东洛之藩垣，将务远图。所宜从便，望割属河阳。”（第1490页）

[124]王国尧：《李德裕与泽潞之役——兼论唐朝于9世纪中所处之政治困局》，《唐研究》第12卷，第501～503页；陈翔：《关于唐代泽潞镇的几个问题》，见《陈翔唐史研究文存》，第176～177页。

[125]甚至可以推测这位传递旧卒或曾亲身经历了三十余年前的刘稹之叛，才能仿其故伎。

[126]李德裕：《代李石与刘稹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52页。

[127]陆扬《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一文中已指出刘辟侵入东川，是宪宗态度转变的关键（《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35～41页）。可以认为不得通过侵入邻镇、挟制朝廷、获致节钺是元和中兴之后中央和藩镇之间形成的政治默契。

[128]《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81页；另参见李德裕：《赐何重顺诏》，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01页。

[129]《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第6014页；《唐会要》卷七八，第1698页。

[130]《资治通鉴》卷二四三，第7844～7850页。另参见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第210～215页。

[131]《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第595页。

[132]李德裕：《论昭义三军请刘稹勾当军务状》，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277～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