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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绘中晚唐历史线索的尝试（第3页）

[35]《旧五代史》卷五四《王镕传》，第843页。

[36]《太平广记》卷二〇〇引《罗昭威传》，第1507～1508页。按“昭”疑系“绍”之讹，从文字来看，《太平广记》所引当是罗绍威的实录本传。

[37]权德舆：《唐故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番经略卢龙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赠太师刘公墓志铭并序》，见《权德舆诗文集》，第319页。

[38]《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32，第1060页。

[39]《旧五代史》卷六〇《王缄传》：“缄博学善属文，燕蓟多文士，缄后生，未知名。”（第934页）

[40]关于这一研究方法的弊端，可参读钟焓对森部丰的批评（《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从森部丰看日本粟特研究的新动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65～368页）。

[41]较具综合性的评述可参读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89～151页。

[42]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43]唐长孺：《跋唐天宝七载封北岳恒山安天王铭》，见《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5～297页。

[44]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见《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88～100页。

[45]赵振华：《唐代少府监郑岩及其粟特人祖先》，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5期，第69～76页。

[46]事实上，由于现代学者掌握了较为充分的史料，并不断运用各种手段排比考证，某种程度上可能比古人自己更了解其先世及族属。如唐人李守素精通谱牒之学，时有“肉谱”之誉（《新唐书》卷一〇二《李守素传》，第3978页）。而现代学者援据传世文献及大量出土墓志，对各士族谱系的掌握恐怕并不逊于李守素之辈，因此可以轻易地发现古人撰写墓志中世系排列的错误。

[48]《旧五代史》卷二九《唐庄宗纪》，第461页。

[49]《五代会要》卷二，第29～30页。

[50]《五代会要》卷二，第30页。

[51]关于此点，笔者将另撰文讨论，以下仅举一细节。后唐立国后曾纂修功臣列传，此书便是《通鉴考异》引述过多次的《唐庄宗功臣列传》，功臣传原列92人，入传的标准便是是否曾参与中兴之业。长兴四年正月史馆奏：“其间亦有不是中兴以来功臣，但据姓名，便且分配修撰。将求允当，须在品量。其间若实是功臣，中兴社稷者，须校其功勋大小，德业轻重，次第纂修，排列先后。今请应不是中兴以来功臣，泛将行状送馆者，若其间事有与正史实录列传内事相连络者，则请令附在纪传内。”（《五代会要》卷十八，第303页）则后唐将一般臣僚传记编存实录，而特别将预中兴之业者另编次功臣传加以表彰，透露出其塑造“中兴”形象的政治目的。

[52]类似的例子能找到不少，如唐明宗天成二年六月，“庚子，幸白司马陂，祭突厥神，从北俗之礼也”，十一月，“帝祭蕃神于郊外”，举行的频率可能也不低（《旧五代史》卷三八《唐明宗纪》，第599、604页）。

[53]《旧五代史》卷一一三《周太祖纪》，第1750页。按点校修订本已据《永乐大典》恢复了《旧五代史》原貌。

[54]《五代会要》卷三，第49页。

[55]《魏书》卷一〇八《礼志》，第2749页。另参张勃：《唐代以前寒食节的传播与变迁——主要基于移民角度的思考》，见《唐代节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57～373页。

[56]关于“征服王朝”与“渗透王朝”的不同特征，魏特夫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中有系统论述（见王承礼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1～44页）。

[57]关于沙陀早期在河东地区的活动，新近较具综合性的讨论可参见李丹婕：《沙陀部族特性与后唐的建立》，载《文史》2005年第4辑，第229～244页；西村阳子：《唐末五代代北地区沙陀集团内部构造再探讨——以〈契苾通墓志铭〉为中心》，载《文史》2005年第4期，第211～228页。

[59]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见《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55～60页。

[60]由于清人辑录《旧五代史》时对涉及民族问题的地方做了相当多的讳改，因此目前所见文本并非《旧五代史》原貌，但从《永乐大典》残卷、《册府元龟》等书保存的文字来看，五代政权以华夏自居，斥契丹为夷狄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参见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陈垣学术论文集》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8～203页。

[61]出自安史系统的田承嗣、李宝臣等同样擅长利用谶言制造舆论，如《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又知范阳宝臣故里，生长其间，心常欲得之，乃勒石为谶，密瘗宝臣境内，使望气者云：‘此中有王气。’宝臣掘地得之，有文曰：‘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作伴入幽、燕。’二帝，指宝臣、正己也。”（第3867页）反映出安史集团对这一政治文化传统的熟稔。

[62]《旧五代史》卷二九《唐庄宗纪》，第459～460页。

[63]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见《宋史论集》，第31～40页；陈学霖：《“大金”国号之起源及释义》，见《金宋史论丛》，第1～32页；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见《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88～115页。值得注意是，后赵石勒作为一个浸染汉文化较深的君主，便较早意识到运用天象来宣传天命，参见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星空中的华夷秩序：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有关华夷的星占言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8～114页。而十六国在魏特夫的分类中亦属于“渗透王朝”。

[64]沈睿文《安禄山服散考》第11章“陵墓”中指出丰台史思明墓明显有仿照唐帝陵石室墓规制的一面，包括随葬的玉册、铜龙、铜牛等。反而是作者认为表现出祆教信仰的一些葬俗，推测成分相对较多，第294～308页。

[65]例如从保留下的石刻材料来看，燕政权的官僚体系包括军事组织在内基本承袭唐之旧制，并无草原特征，这与被视为渗透王朝的北魏前期相比亦有很大的区别，类似如文成帝南巡碑碑阴出现的大量胡族官名从未出现在行用安史年号的石刻中。

[66]因此陈寅恪所谓“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一语仍不无警醒的意味（《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