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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忠的观念强化与扩展 社会与思想层面的互动02（第4页）

[187]《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第4735页。

[188]苏颛墓志，拓本刊毛阳光、余扶危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390～391页。按天宝十五载二月高元珪墓志署“国子司业苏预撰”，可证工部侍郎之衔系燕所授（《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113，第664页）。

[189]《旧唐书》卷一一三《苗晋卿传》，第3350～3351页。

[190]《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87页。

[191]李华：《唐丞相故太保赠太师韩国公苗公墓志铭并序》，《唐文粹》卷六八，四部丛刊本。

[192]《杜甫集校注》卷六，第1612页。

[193]《旧唐书》卷一九〇下《王维传》，第5052页。

[194]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99页。

[195]《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50页。

[196]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版，第434页。

[197]在唐宋变革说的关照下，这方面的讨论尤多，概论性的梳理可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140页。

[198]路育松：《从对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19～128页。

[199]遗民这一群体及其内部的复杂性，因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出版而广受学界关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近年学者复留意到民初遗民在新旧夹击下的状态，即历代遗民皆因气节而受士大夫推重，但至民初，清遗民转而成为“守旧”的象征，遭人讥笑，“遗民”变成了“遗老遗少”。参见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200]《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六《处置受贼伪官陈希烈等诏》，第680页。

[201]《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岘传》，第3345页。按此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做了更加显豁的改写：“天子南巡，人自逃生。”（第7049页）

[202]《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58页。

[203]《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71页。尽管《资治通鉴》的叙事融汇各种公私记载，非直接出自唐人之手，但从保存的唐代文献来看，亦直言不隐，如《安禄山事迹》云：“銮驾自延秋门出，百官尚未知。明日亦未有来朝者。”（第104页）

[204]《宋本册府元龟》卷九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665页。按“垍”，原作“洎”，据明本改。

[205]《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卢奕传》，第4894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39页。

[206]《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卢奕传》，第4894～4895页。另参《唐会要》卷八〇，第1756～1757页。

[207]《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卢奕传》，第4894页。

[208]《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46页。

[209]卢巽墓志，《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460～461页。

[210]李粲墓志，《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76页。

[211]《唐代墓志汇编》贞元129，第1932页。

[212]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3～248页。

[213]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文苑英华》卷七〇二，第3618～3619页。

[214]正如上文所论，《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李华传》对此亦有所回护：“玄宗出幸，华扈从不及，陷贼”（第5047页）。

[215]这三方墓志分别是姚辟及妻郑氏墓志、吉光墓志、司马垂墓志，关于李华所撰三方行用安史年号墓志的讨论，参见本书第三章。

[216]《新唐书》卷二〇三《李华传》，第5775页。

[217]建中二年李华弟李苕墓志中仍称颂其“以儒显焯于天下”（参见《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430页）。

[218]《旧唐书》卷一一九《崔祐甫传》，第3437页。

[219]崔祐甫：《上宰相笺》，《文苑英华》卷六二七，第3250页。

[220]由于崔祐甫一支墓志多有发现，这一案例较早就为学者所讨论，参见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范兆飞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2～125页。

[221]《唐代墓志汇编》建中004，第1823页。

[222]韩愈《元和圣德诗》中对处斩刘辟及其诸子有一段写实而血腥的描写：“周示城市，咸使观睹。解脱挛索，夹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末乃取辟，骇汗如写。挥刀纷纭，争刌脍脯。”（方世举编年笺注：《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16～317页）略可见“刑人于市”的惩戒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