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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罗让碑录文（第3页）

[62]《资治通鉴》卷二五七记乐从训初战失利后，被罗弘信围于内黄（第8374～8375页）。罗让碑仅记：“翌日，乃再命偏师剪屠逆孽。西邸浅口，南至内黄，信宿之间，失于漏网。”至三月廿六日，两军再次交战时，战场已移至洹水县，期间的变化完全缺载。

[63]已有学者主张从地方史的立场出发检讨藩镇问题，参见卢建荣：《咆哮彭城：唐代淮上军民抗争史（763—899）》，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6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5～43页。

[65]以近年研究热点而论，活跃在河北区域内的粟特等胡族的墓志及相关的考古发现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可参见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79～113页），新近的综合性研究参见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

[66]如刘济曾复建涿州范阳县文庙，碑文云：“天下郡县悉有文宣王庙，而范阳县无者何。”（孙继民：《复出〈涿州范阳县文宣王庙之碑〉跋》，见《中古史研究汇纂》，第253～261页）纥干濬《赠太尉韩允忠神道碑》云：“而又立乡校以劝学，敦儒术而奖善。”（《全唐文》卷八一三，第8557页）另参杨志玖：《论唐代的藩镇割据与儒家学说》，载《南开学报》1980年第3期，第68～73页；方积六：《唐代河朔三镇“胡化”说辨析》，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39～444页。

[67]《唐会要》卷三八：“旧制碑碣之制，五品已上立碑，螭首龟跌，上高不过九尺，七品已上立（碑）[碣]，圭首方趺，上高不过四尺。”（第809页）《唐六典》卷一〇：“著作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第202页）柳宗元《唐故兵部郎中杨君墓碣》：“守尚书兵部郎中杨君卒……其子侄洎家老，谋立石以表于墓……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降而从碣之制，其世系则纪于大墓。”（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87页）可见这套制度至中唐后仍在有效运作。

[68]如《旧五代史》卷四二《唐明宗纪》长兴二年正月乙丑诏：“故天策上将军、守太师、尚书令、楚国王马殷，品位俱高，封崇已极，无官可赠，宜赐谥及神道碑文，仍以王礼葬。”（第659页）

[69]中唐以后，翰林学士更多承担了撰写重要神道碑、墓志的职责，如《旧五代史》卷一二三《郑仁诲传》：“命翰林学士陶谷撰神道碑文，官为建立，表特恩也。”（第1880页）另参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第91～93页。

[70]《旧唐书》卷一七二《萧俛传》，第4478页。

[71]《册府元龟》卷六一，第686页；《五代会要》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45页。

[72]公乘亿事迹散见于《新唐书》《旧五代史》《唐摭言》《唐诗纪事》等各处，关于其事迹综合性的考论可参见傅璇琮编：《唐才子传校笺》第4册，“公乘亿”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0～34页。

[73]韩愈《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壁记》对掌书记的职责有简要概括：“其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所部之政，三军之号令升黜，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348页）

[74]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八《右卫上将军赠侍中宋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75]《旧五代史》卷四〇《唐明宗纪》，第633页。

[76]《新五代史》卷五一《杨光远传》，第665页。

[77]《旧五代史》卷九七《杨光远传》，第1512页。

[78]《旧五代史》卷一〇二《汉隐帝纪》，第1584页。

[79]吴丽娱对晚唐藩镇节帅父祖例赠高官的情况有所讨论，参见《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第844～854页。

[80]石永士等编：《河北金石辑录》，第327页。

[82]据《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所载丧葬令，碑高不应超过九尺（第356页）。罗让碑无疑已逾制。

[83]孙继民：《唐何进滔德政碑侧部分题名释录》，见《唐史论丛》第9辑，第232页。

[84]梁勇：《正定巨碑主人及被毁原因初探》，载《文物春秋》2000年第5期，第35～38页。

[85]吴畦：《唐赠左散骑常侍汝南韩公神道碑》，《全唐文》卷八〇五，第8469～8472页。

[86]《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六，第61～62页。

[87]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载《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第69～78页。

[88]这种情况在目前已发现的晚唐至五代节度使墓葬中相当明显，如刘济墓、王处直墓、冯晖墓及曲阳田庄大墓等皆如此。

[89]与之相近的例子可以参考王处直墓志，志文花了大量篇幅描述了王处直素有谦退之志，其实是为王都囚父夺位之举曲为辩解。拓片刊《五代王处直墓》，第64～66页。

[90]《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0页。

[91]何弘敬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32，第1059页。

[92]《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第4526页。另参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第363～432页；王国尧：《李德裕与泽潞之役——兼论唐朝于9世纪中所处之政治困局》，见《唐研究》第12卷，第487～520页。

[93]相较而言成德王元逵在此役中的表现比何弘敬积极不少，这或许与上文提及的王氏家族一直将“下礼藩邻，上奉朝旨”作为维系统治的秘诀有关。

[94]《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87～7989页；李德裕：《请赐弘敬诏状》，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282页。近来张达志《肥乡之役与孟州之置——唐武宗朝地方秩序的重整》一文对肥乡之役有详细的讨论，认为至少从结果而言，魏博的参战对会昌伐叛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史林》2015年第1期，第23～29页）。

[95]何弘敬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32，第1058页。按“西”疑为“面”之讹。另会昌伐叛中指责何弘敬按兵不进的王元逵，在墓志中同样将参与平定刘稹之乱作为一生的重要功业予以强调（《唐代墓志汇编》大中096，第2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