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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燕生先生简要年谱（第3页）

春，中青召开全代会于上海，先生曾往出席。是年秋在上海创办并主编《国论月刊》[3]，此后二年中在《国论》发表之重要论文颇多，如《二十年来中国思想运动的总检讨》《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运动应有的认识》《除三害》《从奴隶到主人》《对于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文学潮流的抗议》《文化与国家》《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救亡图存须从解放殖民地心理做起》《从生物学观点上所见的国家》《国族的血》《生物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比较》《独裁政治之内在的必然矛盾性》等。又作历史小说《老冉的逃亡》一篇，亦复誉满人口。返太原，就任绥靖办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以先生之声望，而不辞卑微，人多怪诧，然先生别具特识，不以为忤。在《国论》上分期陆续发表《十九世纪德意志的国难与复兴》之译稿，后另刊单行本。其全译稿名曰《德意志民族自由斗争史》，存车辋家中。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三十九岁

曾与碧梧夫人合编《张太太》一剧，列为上海《青年生活》之丛刊。在太原创办《青年阵线》半月刊。端午日之晨，夫人病卒。先生以子女众多，难于照料，其年冬续娶谯玉贞女士，谯女士本碧梧夫人之弟子也。十一月，《生物史观研究》由上海大光书局出版。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四十岁

端午前一日率子女返车辋家乡，为碧梧夫人举行周年祭，并至祠堂祀祖。作《无常与无我》，以抒哀痛。是年并有《亡妻萧碧梧女士传》及《原配赵娴清女士事略》之拟作。七月，《青年的路》（集《青年生活》及《青年中国》上所发表之短文而成）由大光书局出版。抗战军事日亟，先生知太原将必不保，十月离省，将眷属安置长治[4]，便即南下，欲赴沪请缨中青总部，再回晋东南从事游击抗敌。不期抵汉后，上海已告失守，中青总部亦迁来汉口，原计划不行，遂溯江入川，定居成都。十二月，《蛮人之出现》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四十一岁

是年就聘四川大学，在史学系开讲历史哲学。在蓉恢复《国论》，改为周刊。夏，国民参政会召开于汉口，中青同时亦在汉口召开九全代会，先生时被选聘为国民参政员，前往出席。不久，武汉危急，先生偕同志数人赴大别山区从事策划游击战争事。冬始返蓉。《新中国日报》由汉迁蓉发行，由先生总主笔政，所撰论评文字，精而且多。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正人心，息流言，拒邪说，惟有请政府立即正式宣布既定国策不变》之社论一文，摧毁汪精卫、周佛海等之制造求和空气阴谋，安定舆论之功至伟。又在该报发表《老生常谈》随笔。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四十二岁

二月在渝出席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会后离川北游晋、陕，访问二战区，晤阎伯川，并便接回留滞长治之眷属。继直延安，代表中青访问中共当局，晤见毛泽东，交换对国是意见，因为时国共双方在陕境已有冲突。归后，曾于《新中国日报》发表《北征纪感》一文。先生在蓉，初居中莲池报馆宿舍内，秋始赁居竹林巷冰庐。《十九世纪初年德意志的国难与复兴》单行本在渝出版。

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四十三岁

在蓉恢复《国论》半月刊，鼓吹“新战国时代”之国家竞存理论，以提高国人之抗战精神。

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四十四岁

先生子女众多，生活颇窘，故除参加党务活动及为报刊撰文外，并在川康农工学院及华西大学任教。本年参政会开会，先生未往出席，知者多以为问，戏作一律以当代答，并作《懒颂》。年来先生治学兴趣在于以生物史观之心得，惟阐于文化历史之学，本年所撰《历史与历史学观的改造》《历史的本质及其构成的程序》《历史的重演问题》等文皆是。

民国三十一年壬午（1942）四十五岁

先生对于抗战，乐观而具信心。在失败主义啮蚀举国人心之际，而先生则注意战后建国之远景矣。在《新中国日报》先后发表《战后国策研究序论》，盖以国策之重要性，远非国都问题可比也。旧历五月十八日为先生父鉴堂公七旬寿诞，先生欲征文以娱之，不幸竟以翌日病卒于原籍。

民国三十二年癸未（1943）四十六岁

先生嘱由黄欣周君集其历年所作有关历史文化问题之论文十余篇，曰《历史哲学论丛》，交商务出版（1933年7月渝初版）。冬，竹林巷房主收屋，先生全家迁居外南小天竺街岷峨书店内，室隘人众，先生六龄爱女绍潞竟伤风致死于此。

民国三十三年甲申（1944）四十七岁

以任教齐鲁大学之故，得分配陋屋数间，即小天竺街后之齐鲁村八号。先生居家是处，以迄于卒。译《卷入战争中的哲学作品》一文，载《新中国日报》。作《台城曲》并序。夏，赴乐山视长女绍温病。先生经常为中青同志所办之刊物写文，造访求益者亦多，在此抗战数年中，生活最苦，劳瘁更甚，壮年溘逝，其机盖伏于此。

民国三十四年乙酉（1945）四十八岁

先生为人，责己严而对人恕。时盟军来蓉者多，跳舞之风渐盛，而所谓吉普女郎尤为人所诟病。先生因戏撰《战与舞》及《向吉普女郎致敬》二文，哄传社会，颇变观感。十二月二日中青在渝召开十全代会，先生被选为中常委员，兼任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

民国三十五年丙戌（1946）四十九岁

一月十三日政治协商会议在渝举行，先生为中青五代表之一。留渝甚久。五月《中华时报》创刊于上海，先生经常为之撰写社论。国共决裂，战乱蔓延，先生所撰《军队国家化及政治民主化的正确意义》一文，鞭策入骨，极为时论所重。十一月在京出席制宪国民大会。本年有《学人与政治》一文，发表于《新中国日报》，足见其志趣之所在。

民国三十六年丁亥（1947）五十岁

四月中青参加政府，先生初被提任为行政院政务委员，继又被选为国府委员，乃格于党命，非其志也。是月刊其抗战以来所撰之政治性论文为《清宁集》。六月由沪返蓉，适遇水灾，不意染疾，日益转剧。竟以七月廿六日晨逝于华西大学医院。

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廿五日草于成都

（整理者按：据1998年版《吴天墀文史存稿》附《现存著作目录系年》，先生所撰《常燕生年表》曾刊载于《新中国日报》，这里据黄欣周编、沈云龙校《常燕生先生遗集》之八第115～132页录出，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1]常绍温先生批注：“1920年夏，赴日本游览。”整理者按，常绍温（1923—2004年）为常燕生先生长女，批注复印件由王棣教授提供，下同。

[2]常绍温先生批注：“此行余随同行，在沪。”

[3]常绍温先生批注：“按，《记邓孝情》文中云赴沪编《国论》在1934年。”

[4]常绍温先生批注：“眷属于1937年月离太原回车辋，居乡约一月，赴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