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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史学开出光焕之新景（第2页）

我的感觉，吴先生的议政从政，既不是向往的，也不是被迫的，更不是有些人理解的误入歧途。澄清天下，从来是读书人的传统责任。先生之所以屡进屡出，是总期望自己能对国家民族和乡邦有所贡献，或也盼望政治能更清明，使他可以有所作为。然而，虽其随时准备接受召唤的心态不改，却总是不断认识到自己并非此道中人；一次次的参与，一次次的退出，终于让先生明白，他其实属于另一个世界。

二、目光四射的大家

我读书时吴先生的另一传奇，便是听说徐中舒、蒙文通二先生都曾说过，川大历史系培养出的学生，吴天墀是最好的。那两位都是一言九鼎之人，所以吴先生在川大的地位，便不必以论著计了。先生后来得名，似乎多靠那本《西夏史稿》。其实先生治学一向目光四射，西夏史仅是他在特殊环境下的“业余写作”，不过小试牛刀而已。盖先生虽从少年时就关注西藏，又曾身往西康，西夏史却非其所素习，真正用心用力的时间，也就几年而已。正如刘复生兄所说，“在先生的治史生涯中，‘西夏史’并不是最主要内容”[12]。

以我外行的陋见，吴先生真正最关注的，是在厘清中国中古时代宏观演变的基础上，再现宋代和四川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史。以先生的学力，若治学环境稍顺，不知会写出多少超过《西夏史稿》的鸿篇巨制。另一方面，由于家境贫寒，不能不从小加倍用工，致眼睛深度近视，视力越来越差。晚年虽境遇稍好，看书则较他人远更费力。史学不比其他，论述必须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目疾导致的困难，也使先生的著述，未能达其素志。

吴先生治学，非常强调“目光四射”（这话我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听到）。他常教导学生说：“如果研究宋代历史，而对其前的汉唐，以及其后的元明全无了解，则宋代历史是研究不好的；如果研究宋代的某一专题，而对宋代的整体历史缺乏了解，那么这一专题你也就难以研究深透。”这大体就是我们常说的上下左右读书。而先生的目光，更远射及欧美。他晚年编写五代学术文化系年，便拟在“附录”里纳入世界学术文化方面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包括“某年某月牛津大学成立”一类，以便读者知所参照。[13]这样开阔的视野，是研究中国所必需的，却也是很多中国史研究者所缺乏的。

且吴先生目光所及，又不仅限于书面史料的领域。他自己阅历丰富，故对史学有着特别的体认，如其《治学小议》所云，搞社会科学，“不当忘忽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先生引张居正所说“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一段话，强调“一个人懂得当前的实际越多，对古代和外国进行研究也将增多了解、大有助益”；史家“若知古而不知今，务外而遗内”，便做不好学问。这是真正天下士的通达识见，没有自身的经验，体会很难亲切，非一般不出书斋者所能喻能言。而其著述，也能常表现出这方面的特色。

1。初试锋芒

从大学毕业到任职西康省政府，不过两年，还辗转几个机构，吴先生发表论文六篇，而大部分或写于，至少也酝酿于大学读书期间。仿佛稍给时间，先生便能撰文。盖因其积累厚重，眼光敏锐，善发现问题也。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复原先生当年的苦读情景，但从其读书时代所撰文字，可略窥其眼界的开阔。大二时修明史，曾撰《明代三吴水利考》一文，后来毕业论文写长了，一时难以结束，遂经指导老师蒙文通先生同意，以此文代之。时顾颉刚先生在成都办《责善》，向蒙先生索稿，蒙先生即荐此文以应之。文通先生是吴先生大四那年回川大史学系任教的，同年还来了徐中舒和常乃惪（教历史哲学）两先生，川大史学系的阵容为之一变。三位老师对吴先生都有直接的影响，初期尤以蒙、常二位的影响为显。

先生在1941年刊发的《烛影斧声传疑》一文，是20世纪宋史研究史上一篇重要的考索文章，直接质疑关于宋太宗继位的所谓“金匮之盟”（过去多视为信史），该文便明显可见常乃惪的影响。文章起始就提出一段“理论”，明言全文皆秉此而申论：

历史的本身，不管是在遥远的古时，或是在亲身经历着的现代，我们都无从直接获悉其本来的内容。我们平日自以为深知熟晓的历史，实际上只是一串事情的轮廓或影像，并由这些轮廓或影像以推知其内含的意义。换言之，我们不知道历史的本身，只知道许多的史实所构成的关系。古今的史家写述他的著作，便是就他所见所知的这种史实间的关系加以选择，再组合为一适当完整的体系而已。所以严格说起来，任何人都不配说知道历史，只能说见到一些偶尔遗留下来的史实的断片。史家把这些断片适当地联系起来，便造成了所谓历史。[14]

进而言之，若史家连缀出的成品“与一切传下来的史实间的各种关系，最能适合而无矛盾”，便成为一般人认为真实可信的历史；反之，“有的著作虽亦有所根据，然而与所传的最大部史实皆枘凿不合之时，我们就可断言它是可疑的历史”。不过，吴先生无意“解决”这个历史疑案，而是尽可能把“有关这疑案的各方面情形，显露其最原来的状态，使大家了解它在宋代史上的意义及其所发生的影响”。

这里所说的理论，刘复生兄已注意到，似带有“后现代”味道。[15]这些见解，实多本常乃惪的史观，而常先生比较强调史学的相对性，与今日所谓“后现代”，确有相通之处（不过当年的中国史家，则更多是受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影响）。常先生1929年曾在上海大夏大学教史学方法，编有讲义。估计后来在川大所授历史哲学，便多采纳其早期讲义，再后乃撰写成系列论文，集结成《历史哲学论丛》一书。[16]吴先生所说的理论，大体都可见于该书之中，应是得于课堂之上。

常乃惪1930年初曾发表《印象主义的历史观》一文，约即撰于上海教书期间。该文已明言：“历史是主观的、相对的，而不是客观的、绝对的。”而“真的历史，不是对于过去事迹的叙述，乃是将过去事迹经过人为的选炼而表现出来的”，即史家将“许多乱凌无序的史料加以选取和组织而成”。则“写出的历史，只代表他们对于过去事迹的印象，而并不就是过去事迹的本身”。这样，就“必须分别历史的材料与历史本身的不同”。当然，史家“尽可因主观印象的不同而放大或缩小”史料，“但他绝不能不根据事实而平空捏造材料”。[17]类似的见解，后来在《历史哲学论丛》表述得更系统而详尽，但基本倾向在这里已说得相当清楚。

常先生强调，“事实为一整个流动的有机过程，而史料则不过一片段的僵化遗迹”。对搜得之史料，必须经过一番综合工夫，才能构建出史实。[18]同时他也指出，就算后人“不能完全了解过去事实的究竟真相是如何，但一定是有这种事实，才能投射我们以影像”。[19]或在此基础上，吴先生从操作层面提出，“一件事之作为，必然产生出它与别方面牵涉的关系，亦必然的给予后来以影响，在有意无意间显示出来，是遮掩不住的”。而史家“研究一件不容易为人知悉的事情，往往只有从这些地方着手”。换言之，任何行为，发生了，便有迹可寻，“决不会全然掩饰过去”。当侧重其“相关联的这些地方，细心地加以探索”，至少可以证知其事的一部分意义。[20]中国史学那“见之于行事”的传统，不仅体现在最后的表述上，从史料的搜集、解读就已开始，须贯彻始终。

按常先生乃青年党先进，与吴先生的关系，超出一般的师生。尤其他在阐述方法论时，往往带几分以史经世之意，更容易两心相通。《烛影斧声传疑》似为吴先生唯一一篇先阐明“理论”然后进行论述的文章，可知当年常先生的课程，在方法上对吴先生的冲击必甚强烈。

关于宋太宗继位一事的考辨，先生原文具在，无须多作陈说。而吴先生对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关注，也始于此时，且已有成系统的看法，虽仅表现在一个注释之中，与前引《张詠治蜀事辑》一文的见解，颇相关联。盖秦汉以后的四川，有一个特点，遇中原板**，便易出割据之主；惟大都不过二代，俟中原平定，又复归治下。历来史家多从大一统的史观出发，对“割据”不免有些先入为主的不亲热。然而从被统治的人民一边看，见解或就不同。吴先生便指出，王小波、李顺起义，与宋初四川“人心思旧”相关。[21]

2。宋代四川的特殊地位

先生有数篇文章述及他对宋初四川社会的体认，包括经济、文化的发展。若综合其零散论述，可知孟知祥、孟昶治下的后蜀，或是一片安宁祥和的福地。先生爱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一段话，其中说到“蜀虽阻剑州之险，而郡县无城池之固”。连城池都不甚看重了，颇能体现其文治的一面。[22]这样的地方，当然难以抵挡中央政权的大军，恐怕也为造反者提供了方便。而北宋四川地区的发达与否，就在于是否掠夺孟蜀时代积累的财富，以及是否扶助此前运行于民间的建制（institutions）。经过张詠治蜀，四川在朝廷眼中由他人（theother）转化为自己人，川人也以食毛践土之人自居，四川乃一跃成为文化、经济的重地，到南宋则更显重要。

此文撰于国民党入川后，那时特意为孟蜀这一向被视为“割据”的政权说话，恐怕多少有其时代的今典在。大概从读大学时起，吴先生就确立了自己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即宋史和四川史。在我向先生请益时，先生便曾不止一次说到他素有广搜宋代四川文献，以增补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之志。从先生早年发表的论文看，这一研究“项目”开始甚早，还在1938年，已有《宋代四川藏书考》发表，晚年又将其增补修订再刊。可知先生虽然在万县无家可归，成了“名分上的万县人”，却始终关心着更大的家乡，是个名副其实的四川人。

《藏书考》初刊本一开始即本刘咸炘之论述[23]，强调“四川在宋代所表现的重要性，占着了文化史上光荣的一页”。并引清光绪《丹棱县志》，说“两宋时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县志并引明代杨慎之说，宋代制策入等者仅苏轼、苏辙、吴育、范百禄、李垕五人，蜀居其四，而眉州占其三。修订版进而说，宋代四川的印刷、造纸等工艺“表明，四川文化学术的发展，比国内其他地区显得更为优越”；从宋代四川藏书丰富这一点，可了解到“四川在宋代历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24]

从先生多文所引的材料看，宋代的四川，似乎是一个农工商综合发展的地区。这里人口集中，“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同时工商业非常发达，“药市之集尤甚焉，动至连月”（《宋史·地理志》）。从《文献通考》所载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额，可知北宋前期商税最高的地方主要在川峡四路（含今陕西汉中和湖北恩施等地），其中岁额最高的（40万贯以上）全国三处，此占两处；次高的（20万贯以上）共五处，全在此地区；再次的（10万贯以上）全国19处，这里也占16处。在这样的地方，出现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就很自然了。

那时四川民风不张扬，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宋史·地理志》）。大概川人好面子而不诉诸争斗（川语所谓“假绷”），善自得其乐。文风亦相类。南宋人青阳梦炎说：蜀士“安于山林，唯穷经是务，皓首不辍。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经意，然不轻于自衒，而人莫知”。这样人自耕读、无意仕进的现象从孟蜀延续到宋初。苏轼说，他的伯父苏涣中进士归来，“乡人叹嗟”，才逐渐“释耒耜而执笔砚”（《谢南省主文启》）。

按苏轼所谓“释耒耜而执笔砚”，或隐喻着学之“为己”向“为人”的转变，即为“上进”而读书。盖苏家所在的眉州，文化一向发达。绵延达三百年的“孙家书楼”，由孙长孺建于唐代。大致就在苏涣中进士前后，孙家后人孙辟又重建书楼，并在东山设立“山学”，聚集四方学生，定有“公养之法”。曾在此任教的范镇著《东斋记事》，也说张詠治蜀前，“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在吴先生看来，这是“一种委婉的修辞语言，实际是蜀人深受猜嫌，没有政治地位，和朝廷联系的渠道很少，做官不容易，因此向隅了”[25]。以耕读自得其乐的四川读书人，其实也是愿意“上进”的。整个宋代，眉州中甲乙科进士的近九百人，而明代则不到四十人，足见榜样和鼓励的重要。

先生晚年介绍刘咸炘的史学成就，便以“宋史和蜀史来作例证”，强调“两宋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术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如果宋代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时期，而四川又在宋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则“宋代四川在祖国历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便不言而喻了。

视宋代为中国文化的高峰，是严复、陈寅恪等人持续的看法，就连对宋儒向不欣赏的傅斯年，也说过“北宋为中国史学最发达时代”（《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而在刘咸炘、蒙文通等先生眼中，南宋史学亦自不弱，甚或更强。两宋史学中，蜀为一大宗，且传承尤明晰可辨——北宋新学、洛学、蜀学三大派，惟蜀中苏氏重史学（长于史论）。而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范祖禹（负责唐代）又传长编考异之法，为李焘、李心传继承，宋末辗转流向东南，开后来浙东史学一派。[26]蜀学之长当然不仅史学，但四川以及蜀学在宋代的重要地位，确实长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承认。

至少从秦汉起，四川文化确有其独立特性。天学、易学、道家学说、中医等，都比外面更“发达”。今日所谓“文学”，更是传承悠久的强项。这样博杂的学术氛围，使四川学人对“六经”等儒家经典的理解，也与外面不甚一样（有同有异）。或可以说，蜀学一个重要特色，即经学也常与作为中原（或后来的江南）学术主旋律的经学不那么一致；甚至经学本身的地位，都不像外面那样可以不证自明地存在。[27]

注意到四川特色的学者，言蜀学时有意无意间都会凸显经学以外的学问，例如史学；或更承认儒家以外学说的重要性，例如道家。其实两者本也相通，所谓“道家者流，出于史官”（《汉书·艺文志》）。道学渊源深厚，史学便容易出色。而经学的不那么一枝独秀，以及经学本身的独特风采，都使蜀学可能被“误解”，蜀中学者也更容易被视为“异端”，既可能是基本的规范有所疏忽，同时也因不受牢笼，思想更为解放。

在一学独尊的时代，异端往往是独特的代名词。四川学问，特别涉及经学的独立见解，其实是长期的特色。在宋代有龙昌期（详后），在晚清尤超越汉宋（那时蜀中的汉也是偏向今文家的汉，宋则是超乎微言大义的宋）——一般以为长于经学的廖平，在晚清时便被视为离经叛道，从教书的学校被开除了；吴虞亦然，他在清末编的《宋元学案粹语》，则被认为曲解了宋儒，同样被四川的学政处理。两人显然都对经学、理学有着深厚的兴趣，其见解却不被外间认可。可见四川不仅是非经学的门类更发达，经学在四川，也从来都有一些特别之处。

梁启超早就说过，“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正因幅员甚广，“版图太大，各地的发展，前后相差悬殊”；区域发展不同步的程度，甚至“有相距至千数百年者”。故欲“了解整个的中国，非以分区叙述为基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各地“发达的次第”，全面认识整个的中国，打破“旧史纯以帝王宅都之地为中心”的叙述方式。[28]

吴先生也强调，“我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尤其在古代，“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带有特殊性是突出的”。[29]可知他是把中国历史上区域发展不同步的现象提到意识层面，带着天下的通观，从古今中外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宋代四川的史事。当然，与刘咸炘、蒙文通等川籍前辈一样，吴先生在学术戒律允许的前提下，偶尔也“以学谋私”，弘扬因独立特性而常被误解的四川文化与学问。而先生自己的特点，又更重视中央政权对四川的态度，体现出“天下士”的关怀。

那时吴先生也关注着宋儒的风操和王安石的变法[30]，多少都表现出某种以学“经世”的倾向。这一时段的论文，字里行间已显出先生对中古历史其实有着更系统的看法，而以睿智见长。从1947年起，先生一面在川大历史系作专任讲师，先后还在成都理学院、成都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和东方文教学院教书，1949年并曾到三台县的川北大学任教半年，看得出是养家不易。但这三年期间，先生除在报刊发表数量不少的读书笔记外，却未刊发正式的研究论著，与大学初毕业时迥异。部分或因从政期间缺乏学术积累，也可能是先生正致力于规模较大的著述。

3。走向平民社会：中国的中世与近世

现存未曾完稿的《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会之形成》，是一篇气象宏阔的大文字（仅成其半，约五六万字）。从其使用的表述方式（略带文言味道的白话文）、所引用的材料及其对话的论著看，此文撰写颇早。由于先生自己和他人似乎都未曾公开提及他进行了这一题目的研究，我甚至猜想这就是先生那篇没来得及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31]，到1946年回归学术后又重拾修改，大致完成上篇，便身逢巨变，就此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