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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民崛兴之背景（第1页）

二、平民崛兴之背景

在阶级制度之崩溃过程中，上下沉升，既失定态，则身份混同，贵贱观念日以泯灭；纵使后世仍有贵贱之殊，则亦非中世所谓士庶之别，而系于禄位之大小有无。换言之，其荣辱乃基于政治之关系而非复门阀之地位矣。且门阀重传袭，而官爵则迁转无恒；况考试铨选之客观标准，一经确立，则公开之竞争，自将助成平等化之趋势，而有裨于平民社会之崛兴。兹就中唐以下之世象，有关于平民社会之兴起者数事，分述于后，以明其趋势。

（一）科举之影响

隋始行科举，唐因其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由天子自诏者曰制举，乃所以待非常之材。所设科目甚多，通一代言之，则常制有八：曰秀才，曰明经，曰进士，曰明法，曰明字，曰明算，曰道举，曰童子。[51]其最为朝野之所重者，初为明经、进士二科，后则进士尤极宠荣，得人亦最称盛。

隋唐一统，中央集权益以强化，科举制度之建立，即应乎此种事实之需要。统治机构之维持，不能不用人择官，尽委之高门大族，嫌其势力太大，遂乃别寻一途，而着眼于门阀以外之人才。故唐室对于进士科之特别提倡，亦犹南朝君主之喜用寒人，所以排门阀也。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云：

文皇帝偃武修文，天赞神授。常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其言实妙于刻画太宗之深心。同书又云：

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人共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材，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宏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惧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谣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按唐初进士，岁取人数甚少，通高祖太宗时言，未见有逾三十人者；[52]且此制初行之时，门阀犹最尊贵，其影响自不致甚大。至定保所述之情形，当系后来发展已盛之事，非太宗时如是也。陈寅恪先生据《通典》卷一五《选举典三》所载沈既济之文，断言：“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53]厥言乃得其实。夫科名为世所重，则日即低落之门阀声势，便不免相形见绌。当时社会人心，视进士及第为无上之光荣，故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篇云：“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释褐，多拜清禁，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平揖蒲华长。’”至若杏园初会之探花宴[54]，慈恩寺塔之题名[55]，以及曲江大会，公卿于榜下择婿之盛事[56]，演出种种风尚，咸足倾动世人观听，引起无限歆羡，是以宣宗以皇帝之尊，亦尝热衷于其事。[57]于此可知科举吸引人心之力量。惟荣利在此，竞求者众，而名额有限，得之不易，乃于考试之先，不惜卑躬屈节，从事营谋，观薛登于天授中上疏曰：“今之举人，有乖事实，或明诏试令搜扬，则驰驱府寺，请谒权贵，陈诗奏记，希咳垂之泽；摩顶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为贡举。”[58]而宋项安世《家说》之述贡举，尤见唐时士人脑醉心迷之可怜情态。安世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59]盖唐时贡士于应举时，皆上书朝贵及先达名辈，朝贵各以其所及士属之主司；及放榜，犹必请于宰相，有无笃士乃填榜。荐举人之关系如此重要，故竞求延举，以为之助；甚者要挟恶取，亦可有得，如《玉泉子》载裴坦之子私议名氏，有常入其家之僧人，窃知其事，因为同乡翁彦枢要求及第。又《唐摭言》载裴思谦以仇士良之关节，胁迫高锴遂取状头[60]，而肆其轻薄。《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有云：

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诘旦，赋诗曰：“银缸斜背解鸣珰，小语偷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至进士赴试时之仪式，亦慢易特甚，迹近侮辱。元和中舒元舆举进士，见有司钩校苛切，既试尚书省，虽水炭脂炬餐具，皆人自将；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围，席坐庑下。因上书言：“古贡士未有轻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隶人待之，诚非所以下贤意；罗棘遮截疑其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诗赋微艺，断离经传，非所以观人文化成也。臣恐贤者远辱自引去，而不肖者为陛下用也。”[61]夫寒素之人专意企求通显，为利禄而暂屈，固无所谓；此在高门世家视之，乃觉参加此类考试，譬与鸡鹜争食，殊不屑为，以是李德裕尝有“好牛马不入行”之微词也。[62]中唐以下，世局多故，俗益偷堕；为进士者本专重文辞，不通经史，由是文格纤弱，徒宗功丽，而其人品亦类多浮薄，蔑弃绳检，**无行，渐为世所共患，如杨绾于肃宗时请行古察孝廉通经之法[63]，郑覃于文宗时请罢进士科[64]，胥对此而发。然习行已久，难于遽改，其言俱未见的。故进士之科，下历王季，虽朝代更易，干戈扰攘之岁，未尝停废，惟取士人数锐减，而三礼、三传、学究、明经诸科则激增；盖土宇分割，人士流离，能文者少，而士以从事帖诵为易，国家亦姑以是为士子进取之途径耳。[65]

洎入宋世，科举之制，仍承前代，而益为发展[66]，举其著者而言：一为彻底防弊之措施。太祖建隆三年诏，及第人不得拜知举官子弟弟侄，及目为师门恩门，并自称门生。[67]又废所谓“公荐”，以免偏私徇情。故事，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荐所知之负艺者，号曰“公荐”。太祖虑其夤缘挟私，禁之。乾德三年，陶谷子邴擢上第。帝曰：“谷不能训子，安得登第？”乃诏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复试之。开宝六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取宋准以下十一人，而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材质最陋，对问失次，上黜之。济川，昉乡人也。会有诉昉用情取舍，帝乃籍终场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见，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并宋准以下，乃御殿给纸笔，别试诗赋，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为考官，得进士二十六人，五经四人，开元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赐及第，而昉等寻皆坐责，殿试遂为常制。帝尝语近臣曰：“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68]

所谓“殿试”者，其制实创始于宋，乃举子于中礼部试后，须复试于内殿，始为及第，此为科举制度之一大变革。《文献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述其事之沿革云：

按殿前试始于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责后，不过下行其事以取士誉，非于考功已试之后再试之也。开元以后，始以礼部侍郎知贡举，送中书门下详复。然惟元和间钱徽为侍郎知贡举，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复试多不中选，徽坐免官。长庆以后，则礼部所取士，先详复而后放榜，则虽有详复之名，而实未曾再试矣。五代以来，所谓详复者，间有升黜人。宋太祖乾德六年，命中书复试，则以帝疑陶谷之子不能文而中选，故复之，亦未尝别为之升黜也。至开宝六年，李昉知举，放进士后，下第人徐士廉等，打鼓论榜。上遂于讲武殿命题重试，御试自此试始。……亦未尝有省试、殿试之分也。至八年，复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于讲武殿内出试题，得进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为首。王式者，礼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则居第四。盖自是年御试，始别为升降，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云。

宋之不同于唐者，其二为登第之后，即为入仕之期，且取士名额亦大为增多。[77]唐制，进士及第者，非释褐即予补官，尚须再试吏部，如韩愈四试于礼部乃及第，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也，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录者[78]。盖肃、代以后，中央微弱，河西陇右没于蕃，河北河南不上计，吏员大减，待选者众，故其艰如此。至宋帝权大张，复以右文为治，较之于唐，形势大异，故其优崇贡士，有逾前时。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云：

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以郡县缺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进士吕蒙正等于开宝寺，赐御制诗二首。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近代于名园佛庙，至是官为供帐，岁以为常。先是，进士参选，方解褐衣绿，是岁赐宴后五日癸酉，诏赐新进士并诸科人绿袍、靴、笏。自后以唱第日赐之，惟赐袍、笏，不复赐靴。

又有恩赐，谓之“特奏名”，以待困老于场屋之士。其事始于开宝三年，太祖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阅贡籍，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八十余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亦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余人。[79]又放榜虑甫遗材，至于再试再放，如雍熙二年及端拱元年皆是。[80]真宗咸平三年，特奏名者九百余人，有晋天福中尝预贡者。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又赐河北进士、诸科三百五十人及第、同出身。既下第，愿试武艺及量不录用者又五百余人，悉赐装钱慰遣之，命礼部叙为一举。较艺之详，树恩之广，实古今所罕见！[81]于斯见宋室牢笼之术益精，致使天下人才之心，咸集于科举，有入而难出之势。田况《儒林公议》，言当世人心企羡状元及第之荣云：

状元登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为当得之也。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壅塞通衢，人肩摩不可过，至有登屋下瞰者。

又言：“洛阳人尹洙豪士也。尝曰状元及第，虽使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强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焉。”[82]科名之尊视，在上者既提倡不遗余力，久而潜移默化，遂蔚为牢不可破之风气。其结果乃如欧阳修于其《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之所云，虽将家子亦以弃武习文为其出路：

及天下已定，将率无所用其武，士君子争以文儒进，故文初将家子反衣白衣，从乡进士举于有司。彼此一时，亦所遭之势而然也。[83]

盖自太宗太平兴国以至仁宗嘉祐，洪迈称为宋代恩数最隆及得士最盛之时期；[84]苏轼亦谓仁宗一朝共四十二年，凡十三举，取进士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九人，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85]。是其时欲求贵显，群集进士之途，无怪其然。故王称有言云：

设科之待士，有国者之盛典也。昔之人盖有致位宰相而不由进士，以为终身之憾者矣。亦有自科第奋而为宰相犹称前进士者矣。以是观之，擢进士者岂不贵且重哉！[86]

吾人讨究科举制度之发展，知其对于社会阶级升降之变动，实有重大之影响。其时学制与科举具有密切关系；此种社会变动之迹象，亦可于学制方面见之。《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谓：

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官、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

据此，唐代学制之贵族及阶级特色，最为显然。中央六学中，其许庶人之俊异入学者，仅四门学中之八百人，及律、书、算三学中之少数人耳。当时学校本为科举而设，其所肄习之课程，亦为应举之预备，生徒成绩嘉者，解送礼部与试[87]，则学校之举选，可免乡贡之一途，乃为入仕之阶梯也。至其时地方所设之府、州、县学，性质相同，名额无多[88]，大体仍为官吏士大夫教育，可无疑义；学校俱为官立，私人不得设置[89]，是庶人之入学校，事实上限制綦严。庶人惟有学于私塾，始无限制，然所习不过《吉凶书仪》《算经》《开蒙要训》《俗务要名林》之类，无关高深之学术，亦非有何种之资格，仅得获取低浅之生活常识而已。迨至宋初，入学限制显已大为放宽，而便于容纳庶人子弟之受学，如太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四门学则更无分乎士庶[90]，一视同仁，渐泯轩轾；且宋初民间私学发达，复有书院之出现[91]，学术空气，弥漫社会，于质于量，皆有以超越于唐；盖由唐至宋，乃为中国社会阶级剧变，平民势力兴起之时期，于此科举之刺激，与教育之开放，固皆有其促进发展之作用也。

（二）经济之剧变

1。兼并之激烈

唐初行授田之制，天下无无田之夫，无不耕之民，人皆有养，安于所业，生之者众，食之者寥，为之者急，用之者舒，故社会无甚贫甚富之患，而人民之于国家有相维相依之情，此开元以前之富盛局面所以造成也。然授田法坏，两税法行，征税以资产为宗，乃全失为民制产之意，且不啻默认兼并之事实。中唐以后，藩镇跋扈，战乱迭起，政治失其控制，社会秩序大紊，遂有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之倾向。代宗时，独孤及上疏言：

师兴不息十年矣，人之生产，空于杼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髄。长安城中，白昼椎剽，吏不敢诘。官乱职废，将堕卒暴，百揆隳剌，如沸粥纷麻。民不敢诉于有司，有司不敢闻陛下，茹毒饮痛，穷而无告。今其心颙颙，独恃于麦，麦不登，则易子咬骨矣。[102]